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胡令远、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梦雪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6期发表《智库中的政策专家社会网络分析——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为例》（全文约1.7万字）。

胡令远、王梦雪认为，二战后日本智库的发展整体上落后于美英等国，主要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20世纪60—70年代，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野村综合研究所（1965年）、三菱综合研究所（1970年）等金融系智库纷纷成立。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大型跨国公司更多地参与全球市场活动，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智库以及地方银行系智库开始出现。从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初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原有的金融/银行系智库纷纷合并重组。21世纪之后，日本政府、政党等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大幅提高，自民党的“智库2005”（2005年）与民主党的“公共政策平台”（2005年）都成立于这一时期。2010年以来，伴随全球化的进展，全球治理议题日益增多，这给全球政策市场带来挑战，同时也为跨国、跨区域间的智库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日本的智库，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关注智库的网络化发展问题。例如，日本国际论坛在2013年提出建立亚太区域新型智库网络，并与姊妹智库东亚共同体评议会、全球论坛合作，共同推进日本在亚太区域尤其是东盟框架下的所谓“1.5轨外交”。

从类型看，智库通常可以分为学术型智库（所谓的“没有学生的大学”）、契约型智库、提案型智库与政党型智库四类。经过40余年的发展，日本智库系统已经拥有了上述各种类型的智库机构。一般而言，不同类型的智库都倾向于雇用更加符合自身机构定位的研究人员。因此，依据智库特征的不同，在这些智库当中工作的政策专家也有所不同。麦德韦兹（Medvetz）将智库中的政策专家分为学者（academic scholar）、政策企业家（business entrepreneur）、媒体专家（media specialist）和政策助手（policy aide）四类。这四类政策专家分别与上述不同类型的智库特征相对应，同时也印证了智库的多样化特征。不过，无论智库中政策专家的身份如何变化，智库及其所雇用的政策专家的合法性都建立在他们能够对专业知识进行科学验证的权威性基础之上。

不同于美英等西方国家智库，日本智库在进行具体研究活动以及参与决策过程中，整体上仍然深受日本国内政治体制的影响。具体到外交领域而言，由于日本的外交决策过程长期以来都具有较高的封闭性，日本外交政策智库主要通过接受政府委托撰写研究报告、受邀参与“审议会”等政府或首相咨询机构两种途径发挥政策影响力。由官（主要为内阁、各省厅官僚）、政（主要为政治家集团、政党）为主导的“政策共同体”会根据具体需要，召集少量特定的政策专家，加入相关议题的“审议会”“恳谈会”等中短期咨询机构，以便获取决策需要的相关信息。这些政策专家通常是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大学教授，同时又活跃于智库等政策研究机构。在日本，主要进行“国际问题”、“国际关系与外交”以及“安全保障”领域研究的智库数量较少，在组织形态上多为非营利法人。目前，这部分智库已经出现了向提案型智库发展的趋势。随着自主研究项目的增多，以及扩大其自身政策提案影响力需求的增长，必然会促使日本外交政策智库吸纳更多不同领域的政策专家加入其知识生产过程，从而形成交叉嵌入式专家社会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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