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包霞琴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崔樱子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1期发表《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制度化建设及其特点——兼论日本在同盟中的角色变化》（全文约2.7万字）。

包霞琴、崔樱子认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日美同盟仍在不断强化和拓展。具体表现为：在同盟内部的制度化建设，包括战略层面的沟通机制、政策层面的协调机制和军事层面的合作演练机制；在同盟外部的网络化拓展，包括“日美＋X”和“日美印澳四边战略对话机制”等模式。这种从内部制度化建设走向外部网络化拓展的结果体现了日美同盟出现结构性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从“轴辐结构”变为“网状结构”；日本在同盟转型过程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在地区安全中的存在感和影响力随之上升，在未来国际秩序中谋求战略自主的诉求也将不断提高。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体系一直处在迅速而深刻的转型过程中。中美日作为亚太地区利益攸关的三个大国，对地区和平与繁荣起着关键性作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影响着三国各自的国运发展，而且影响着亚太地区的未来发展方向乃至国际体系的重新塑造。

制度化的同盟使得同盟功能超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建成并执行新的构架、规则和做法，以协调、控制和贯彻政治及军事计划。尽管同盟的制度理论不能完全替代现实主义理论中关于安全威胁导致同盟形成的解释，但是制度主义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同盟维系和管理的角度洞察安全关系的持久性，不仅能够对北约安全制度的延续进行解释，而且对制度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日美同盟带来的影响也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证解释力。

（一）日美同盟的内部管理与双边制度化建设

日美同盟的演进始终伴随着内部协调管理和应对外部威胁的互动过程。虽然冷战时期同盟始终维持着“美主日从”的不对称格局，但日美双方依然在不同议题的协商中摸索出一套同盟内的安全制度，特别是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SCC）这一机制，不仅帮助双方政府增进交流沟通和相互理解，而且在合作范围、限度、具体实施、矛盾协商等方面都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讨论。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经历了再定义和调整，在这过程中，同盟的内部管理和制度化建设也呈现出新特点。

1.冷战时期日美同盟的制度化建设

冷战爆发后，美国调整对日占领政策。1951年签订的《日美安全条约》标志着日美之间特殊同盟关系的确立。1957年岸信介上台后，与美国展开了修改条约的磋商和谈判。第一次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会议在东京召开。会上，双方确认了这一机制的重要性以及会议召开条件，并且就新同盟条约的实施、中苏关系状况和意图、太平洋远东地区的军事形势和相关的基地要求，以及日本防卫和自卫队武装等进行了讨论。1960年至1976年间，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共计召开16次会议。

冷战期间日美之间的安全合作不断深入，双方在交换意见的会议机制之外，又建立了事务性、操作性机制。为了加强冲绳基地建设和分担美军的财政压力，日本政府主动分担驻军财政经费。由此，以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为代表的一系列机制，逐渐成为冷战期间日美安全磋商最重要的平台，为两国持续紧密合作起到统领协调的作用。

冷战期间成立和发展的一系列安全协商会议机制，对协调日美双方的安全利益和政策、增进相互理解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美国来说，关注的是如何协调自身和盟友的力量，保卫自身阵营的利益和安全；对于日本而言，关注的是如何既保障自己的安全利益，又减少卷入战争的风险。这些差异在双方协商对话的过程中有所体现。

总的来说，这套安全协商会议机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分工和层次，满足了冷战期间日美双方协调对话的需求，并奠定了冷战后日美同盟进一步提升制度化水平的基础。然而，双方始终存在人员级别、安全利益重心方面的差异，使得这种对话合作有时显得相对有限而脆弱，同时，国际局势的变革直接影响了日美安全协商机制的持续性和协商能力。

2.冷战结束后双边制度化建设的加强与拓展

在整个冷战期间，日美同盟的最大目标是遏制和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同盟的制度安排也是为冷战服务。冷战结束对日美同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苏联解体意味着日美两国失去了一直以来存在的共同敌人，而缺乏共同的威胁给同盟的基础和稳定带来了巨大冲击。对于美国而言，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已经不复存在，而来自日本的经济威胁却越来越突出，美国国内关于“日本威胁论”“敲打日本”“美日之间必有一战”的声音开始高涨。对于日本而言，日美同盟从来都不是一个平等的同盟，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提升，以及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打压，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开始反思日美同盟的必要性。

在这种背景下，日美同盟进入了所谓的“漂流状态”。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促使这种双向“漂流”戛然而止。日美同盟关系开始进入新一轮的调整和重塑，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制度化和网络化趋势。从双边同盟的内部管理和机制化建设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战略层面的沟通机制、政策层面的协调机制、军事合作演练机制。

日美同盟通过一系列双边制度的设置、完善和升级，针对冷战后的安全环境变化做出及时调整，展示出良好的环境适应性。

总体来看，经过冷战后的不断调整和发展，日美同盟在双边制度上逐渐实现无缝对接，战略层面的沟通更加深入高效，政策层面的协调不断升级拓展，军事合作和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同盟在双边层面的制度化水平提升，不仅显示了同盟关系趋于紧密，对于同盟发展和演进也有持久影响。

（二）日美同盟的外部拓展与网络化制度建设

在美国亚太地区“轴辐结构”的同盟体系中，日本只是美国的众多盟友之一，即便其对美国亚太战略意义重大，也依然只是在一定限度内支持美国并获取自身的安全利益。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战略的引导以及盟友自身的安全焦虑，亚太地区各个盟友和安全伙伴加强了横向联系，日韩、日澳、日印等双边关系的发展使原有的亚太地区安全机制从双边向多边网络化发展。

美国亚太地区同盟体系从“轴辐结构”向“网络化”发展，不仅体现在三边或多边伙伴机制的建设方面，还体现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即通过军事演习来磨合实战中的指挥作战机制、情报共享机制以及灾害救援行动，提升共同作战能力，从而对亚太地区的主要威胁保持“动态威慑”。

1.日美韩合作机制

日美韩合作机制是创建最早、应对目标最为明确的三边协调机制。可以说，日趋机制化和常态化的日美韩三边机制成为美国亚太同盟网络中的重要一环，不仅在应对朝鲜问题上实现了从部长级到具体工作层级的战略和政策协调，而且对包括中国等地区大国以及整个东北 亚地区的安全局势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2.日美澳合作机制

日美澳合作机制在众多“日美 X”体系中发展最为成熟。总的来说，日美澳三边合作机制旨在巩固该地区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基本价值观，体现了很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从海洋安全到非传统安全各个领域的合作，使得日美同盟本身的威慑性、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力和协同作战能力都得到进一步拓展。

3.日美印合作机制

日美印三边对话启动较晚，但发展迅速。日美印之间的军事演习是在美印“马拉巴尔”军演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2015年起，日本正式成为“马拉巴尔”军演的常规成员国，印度、日本、美国的外交人员多次在会谈中提到军演对于增强各方海军联合作战能力、提升协作性的作用。

4．日美印澳四边战略对话机制

近年来，不仅是“日美 X”的三边机制趋于活跃，日美印澳四边战略对话也呈现出阶段性升温趋势日美印澳四国现役海军高官在新德里举办的瑞辛纳对话会上，再次对海洋安全、自由航行问题进行讨论。虽然四方的战略利益和对中国的态度依然存在差异，但双边关系的提升、三边机制的制度化，已经为四方合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由此可见，日美同盟的网络化拓展和制度化建设已经初见成效，除上述新旧盟友之间的合作之外，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呈现出从亚太向全球范围拓展的趋势。网络化的多边机制增添了各国相互影响的渠道，提升了成员国间的互助和应对能力，形成联动效应。同时，通过三边、四边合作，美国将主要盟友和安全伙伴的安全认知都协调到相近频道，构建共同的安全利益，进一步明确阵线划分。这既可以规范和维持长久的同盟关系，也可以通过设置更高层面的同盟机制来约束继任政府的政策，维持同盟关系的稳定性。

目前这种多边同盟机制主要以外交政策会谈和军事合作为主，内部缓解安全困境、平衡成本分担、控制风险的制度设置相对有限，因此并不十分牢固。具体来说，同盟之间在成本分担、防区作战以及调整强化方面存在猜疑，会限制多边安全共同体在亚太地区的出现。同时，日美同盟网络化“以阵营划线，不具有开放性，无形中制造地区国家之间的隔离和疏远，让地区国家彼此进行战略消耗”，负面效应值得关注和警惕。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