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包霞琴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崔樱子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1期发表《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制度化建设及其特点——兼论日本在同盟中的角色变化》（全文约2.7万字）。

包霞琴、崔樱子认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日美同盟仍在不断强化和拓展。具体表现为：在同盟内部的制度化建设，包括战略层面的沟通机制、政策层面的协调机制和军事层面的合作演练机制；在同盟外部的网络化拓展，包括“日美＋X”和“日美印澳四边战略对话机制”等模式。这种从内部制度化建设走向外部网络化拓展的结果体现了日美同盟出现结构性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从“轴辐结构”变为“网状结构”；日本在同盟转型过程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在地区安全中的存在感和影响力随之上升，在未来国际秩序中谋求战略自主的诉求也将不断提高。

冷战后日美同盟内部的制度化建设和外部的网络化拓展，促使日美同盟发生结构性变化，而这种结构性变化又推动日本在同盟中的角色发生变化。

（一）日美同盟的结构性变化与日本的角色变化

首先，从双边层面来看，日美同盟内部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虽未从根本上颠覆“美主日从”的强弱式结构，但同盟中双方承担的成本和责任呈现出明显的均衡化趋势。主要表现为：（1）从不对称同盟发展到相对对称的同盟，日本主动分担各种责任。（2）日本从安全的消费者转向安全的提供者。日本实际上由冷战时期“搭便车”的角色，变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3）日美同盟从双边同盟转向地区同盟，每次调整都扩大了同盟的适用范围，日本的防卫政策也从最初的“专守防卫”扩大到“周边事态”，再进一步拓展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层面。日美同盟呈现出“双边防御型”向“地区安全主导型”、“美前日后型”向“美日一体型”转变的特点。

这种结构性变化的结果是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得以上升。（1）日本在同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不可或缺的“次轴心”。（2）日本的战略自主性上升。日本地位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意味着盟友获得了外交政策松绑的机会，其战略自主性必然得以提升。解禁集体自卫权、提升自主防卫力量、加强武器装备等行为进一步提高了日本的战略自主性。（3）日美同盟的战略承诺从单向转向双向。冷战期间日本的安全主要依赖于美国的战略承诺，这是一种单向承诺。近年来，随着美国迫切要求日本承担更多责任，日本的战略承诺对美国的重要性上升，两国的战略承诺转为一个双向的过程。从理论上看，一个国家对盟友的依赖越大，对盟友的承诺就会越强，被卷入的危险也会越大。

其次，从同盟外部拓展情况来看，由于“日美 X”的网络化发展，原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轴辐结构”同盟体系向“网状结构”转型。网络化意味着去等级化，以往美国主导下的亚太联盟体系具有高度的等级性，其地位无可比拟。然而，网络化推动盟友之间的平等合作，通过各种措施将盟友结成互相联系的网状结构，这是一个去等级化的过程。日本积极推动美国亚太同盟伙伴在新的“印太”两洋战略框架下进一步向多边化和网络化发展，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积极“串联”，撇开美国的双边关系也在发展，安全合作得到迅速推进。这种“印太战略”框架下扶持“日澳印 X”的地区合作模式，将使“印太”地区多强竞争的态势越发深化，“印太”地区的国际格局和安全态势随之也将更趋复杂化，而日本在新一轮竞争合作中的影响力和存在感会得到大幅提升。

（二）“特朗普冲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带来了很大不确定性。日本积极推动日美同盟网络化转型的背后是其对美国“外交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和不安。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日本就对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不做世界警察”的外交政策心存疑虑。日本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的相对衰弱不可避免，日本不能把自身的安全完全寄托在美国身上。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不仅立刻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还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自身防卫责任和防卫费用，并认为长期以来美国为盟友提供军事保护，而盟国并未同比例承担军费开支。面对特朗普的外交压力，安倍首相频繁访美，施展“棒球外交”，积极构建与特朗普总统的个人关系，以此来展示“紧密合作的日美同盟关系”。但在亲密的表象之下其实是尖锐的分歧。日本主流战略派认为，特朗普上台是对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带来的最大不确定性事件。日本著名学者田中明彦认为,“二战后美国凭借军事和经济的绝对实力、基于自由主义理念为世界秩序的构建发挥了绝对影响力。但特朗普的言行无疑存在着对自由主义理念的背离。”美国的主流战略派也认为，特朗普上台给美日同盟带来了四大挑战：（1）美日主导构建的国际秩序产生动摇；（2）特朗普推崇“交易型外交”，自由主义等共同价值观不再被推崇；（3）“贸易保护主义的幽灵正在复活”；（4）中国加快推进军事现代化的结果缩小了与美国的军事差距。特朗普的施压政策加剧了日本对美国的不信任，日本“被抛弃”的担忧越强烈，自己保卫自己的意愿也就越发增强。

日本开始加速谋求战略自主，摆脱战后体制并成为“正常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已经未雨绸缪，借日美同盟的强化逐步解禁集体自卫权，借驻日美军整编和兵力结构调整引进大量先进武器装备，放宽武器出口和军事技术转让限制，以日美军事一体化为契机大力提升自卫队作战能力。尤其是近年来对海洋安全的强调，更为其“海洋战略”的拓展铺平道路。日本借“特朗普压力”提高自己的防卫能力，加速实现“国家正常化”进程。为此，日本需要与美国进行更为积极的“战略联动”，特朗普政府支持日本购买更多先进武器，在亚太及全球事务中扮演更为活跃的角色。

日本谋求战略自主的另一个表现是调整对华政策，提出发展从“竞争”走向“协调”的日中关系。日本在中美贸易战难解难分之时调整对华政策，其背后是对特朗普“交易型外交”的不满和忧虑。例如，在对朝政策方面，日本一直紧随美国敲打朝鲜，实行“极限施压”政策，严厉要求“朝鲜以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方式，放弃核武器和导弹计划，而且要继续解决最为重要的绑架问题”。但特朗普总统匆忙决定美朝首脑会晤，根本不顾及日本的安全诉求，安倍遭遇美国的“越顶外交”，受到国内舆论批评，也充分暴露了日本追随美国、搭美国便车导致的困境。

（三）日本的战略回应与抉择

日本越来越感到面临新的战略选择的难题。进入21世纪后，新兴国家和中等国家的同时崛起加快了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国际秩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性，国际社会对美国是否能够继续承担世界领袖并发挥作用、是否继续支持多边主义制度开始产生怀疑。”为此，日本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通过分担更多责任强化威慑力以确保自身安全，另一方面通过“日美＋X”模式拓展合作空间，加强战略伙伴关系外交，与“印太”地区的很多国家加强防卫合作，拓宽安全合作基础。日本许多精英认为,日美同盟不是日本的国家利益,而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巩固日美同盟既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但又不能完全满足日本的国家利益。

日本防卫研究所佐竹知彦研究员在谈到日本未来战略抉择时认为：“日美同盟仍将是日本外交政策的中心，日本可能需要在同盟内部承担更多的责任。与此同时，日本必须超越之前仅仅支持美国主导的秩序的模式，而是应该寻求在地区秩序中扮演更独立的角色。日本与本地区志同道合的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与中国的持续接触，可以成为这种新秩序构建战略的基础。”田中明彦教授在谈到日本的“印太战略”时也指出：日本媒体将日本的“印太战略”视为对抗中国“一带一路”构想的牵制外交是非常短视的。他认为，自产业革命到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的中心在大西洋地区，但20世纪后半叶开始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大平正芳首相提倡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宫泽喜一首相创建的“思考21世纪亚太与日本恳谈会”，正是基于世界中心将转移至亚太地区的认识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日本外交一直是追随世界成长中心来维持自身繁荣的。进入21世纪后，印度洋地区发展起来，“印太”地区将成为未来世界的发展中心，日本重视“印太”，与其说是针对某一国而采取的反应性行为，不如说是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而做出的战略反应。

由此可见，日本正在两面下注，一方面在不断加强日美同盟共同行动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在拓展自身独立行动的能力。从长远的发展战略来看，美国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日本必将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审时度势，发挥更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以我为主进行战略抉择。而对美国来说，其与盟友之间的安全关系走向多边的制度安排已经不可避免。但问题在于，“美国一方面在推动构建一种自身主导的多边安全机制，同时又在防范其他多边安全机制的出现。这种两面下注战略的关键是对于多边安全机制的主导权，未来对这种主导权的竞争将会充满不确定性。”日美同盟体系的变化是否意味着亚太地区从美国霸权体系走向新型国际关系的开始？日美同盟的转型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值得我们持续高度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