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伯江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1期发表《新时代中美日关系：新态势、新课题、新机遇》（全文约2万字）。

杨伯江认为，中美日三角恢复活跃，对具有发展优势的中国总体有利，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新抓手，为在动态发展中把控“时”“势”、多边战略博弈争取相对有利结果提供了新机遇。而三角中相对较弱一方以及影响三角平衡的外部变量，应成为相关战略操作的首选切入点。

一、强化处理中美、中日两对双边关系的“三角思维”

尽管中美日三角“美日对华”的基本格局没变，但随着中日关系改善、美日分歧增加，2012—2016年间中日对抗加剧、美国对华政策负面因素上升导致的极度不平衡态势有所缓解；尽管美日同盟“美主日从”的基本结构没变，但在政治意愿、战略意识与实际操作层面，日本的自主独立性无疑空前上升。日本无意放弃日美军事同盟，也无意舍弃对华经济合作，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增强军事能力，巩固战略资源，以“灵活的能力”应对可能的地区危机或安全环境的迅速恶化。日本对外战略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即经济与安全的“二元结构”冲突进一步突出，安全上不得不继续依赖美国、依赖同盟的同时，在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等经济领域，推动区域合作的动力增强。美日在“应对中国崛起”这一最高战略层面仍高度契合，但并非完全一致，更达不到美日两“点”无限接近、重叠为一“点”的程度。为此，中国应更注重日本作为独立“一角”的角色，对美日区别对待。

基于美国在三角中的顶点地位，中日关系很难达到“不受别国影响”的理想状态。但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关系对中美关系、美日关系的“反作用”在上升，已不再是后者的完全因变量，中国对日外交也越来越带有超越双边的全局意涵。从日方看，改善对华关系，也有借对华合作平衡日美关系、牵制特朗普对日用强的意图。日本战略自主性的加速提升，从长远看可能将使中美面对“日本何去何从”这一共同的课题，但从近中期看，是可以利用的事态发展，为通过中日关系影响中美关系、美日关系创造了条件。战后日本靠“吉田路线”起家，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同为核心利益，难分轻重，日本在中美之间的平衡术，核心是避免在两个利益之间陷入选择的困境。从自身利益出发，日本需要阻止中美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该文认为，从战略上看，日本在中美之间的对冲政策，只有在中美关系没有彻底脱轨的情况下才能奏效。如果事态发展到极端地步，包括发生军事冲突，日本将别无选择，只能站在美国一边。为此，日本要竭力避免出现中美矛盾失控的局面。

较之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往往更带有紧迫性，更具有“生死攸关”的特点，但基于自身经济产业体系特殊的安全脆弱性，日本对国际贸易战有着本能的恐惧。这源于它对全球供应链的高度依赖。“日本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复杂的供应链的弹性，这些供应链帮助建构了美中贸易相互依存，反过来又为美中贸易相互依存所塑造。”由于所需材料和工业设备遍布世界各地，日本企业尤其容易受到贸易下滑的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属日本工业品出口下滑幅度最大。日本判断，美国鹰派所主张的美中“脱钩论”不可能变成现实，但中美贸易争端向高科技、安全领域扩散并走向长期化，将对日本造成严重冲击。在贸易战长期化背景下，相关国家经济增长率将承受0.5%—1%的下行压力，中国的GDP年增长率为6%，美国的GDP年增长率为3%，即使减速也能保持正增长，但日本是相对的弱者，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1/4、中国的2/5，GDP年增长率只有约1%，只要下滑0.5%就会损失惨重。

二、以灵活调整把控“时”“势”，注重发挥“动态相乘效果”

日本在推进构建区域合作框架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动态相乘效果”——在推动CPTPP谈判、达成协议过程中注重积累各种有形、无形的战略资源，后续再将这些资源充分用于推动其他谈判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同样，日本对中美日三角以及在中美之间的平衡政策带有明显的多重两面性，这种多重两面性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处于动态调试之中，也体现出对“动态相乘效果”的运用。

实证研究证明，日本对中美贸易战的应对是一个随形势发展变化而不断修补、完善的动态调试过程。在特朗普对华强势施压的初期，日本先是附和美国、对华转嫁压力，避免矛头指向自己。2018年3月，“钢铁过剩产能全球论坛”在巴黎召开，美方出示调查清单并“追究中国的责任”，日本附议提出（导致钢铁产能过剩的）“震源地在中国”。4月，世贸组织数字贸易意向国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日本与美国一道提出含有保障数据自由流通、禁止强制技术转移等高水平自由化规则的方案，矛头指向中国。但同月，中日高层经济对话时隔八年重启，双方就维护国际贸易自由化、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达成共识。同期，日方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与“一带一路”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9月，日美欧贸易部长三方会议发布联合声明，提出世贸组织改革方案，主张加强对补贴某些行业的“第三国”的执法力度。10月安倍访华，中日双方就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多项协议。如此朝秦暮楚的背后，是面对特朗普强势施压、中美贸易战升级，日本的忧虑同步上升，担心最终难逃池鱼之灾。日本尤其害怕被美制裁的“东芝事件”重演。中国是日本最大货物贸易伙伴，据中方数据，2017年中日双边贸易额重返3000亿美元规模，达到3029.9亿美元，同比增长10.9%。而在日本的对华出口中，使用了美国零部件或软件的商品可能成为美国制裁的对象。

日本要在中美之间实施对冲，保持“微妙的平衡”，为此采取的战略步骤、政策举措往往表面看似矛盾，用词晦涩婉约，令人费解。对此看穿识破、精准把握，是中国外交调动中美日三角的认知基础。站在日方立场看，“必须不能留下日中一致对抗华盛顿的印象”；但维持稳定的对华关系对日本来说同样至关重要，所以也不能与美国一道对华施压。“像美国那样一味施压，只能迫使中国与其正面冲突，导致东亚和平陷入不稳定状态。”“如果日美联手对华，加强对‘一带一路’政治、军事层面的指责，将导致日中关系再度恶化。所以，日本只有更加自主地承担起维护东亚和平与繁荣的责任，并从这一立场出发，与中国展开密切对话，在安全保障与贸易投资两方面，努力将其拉进现有的规则之中。”日本对华展开“创新合作对话”，讨论在高端技术、知识产权等领域展开合作，以及就第三方市场合作提出开放性、透明性、经济性、财政健全性“四项标准”等，都是日本意识到美国对华态度趋于严厉、为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而刻意提出的。“四项标准”可以看作是为寻找“印太构想”与“一带一路”的接点而设置的前提条件。

三、把握“大国”与“周边”的内在逻辑，处理好“三角”外部平衡变量

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要运筹好大国关系，推动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要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推动周边环境更加友好、更加有利。要实现这一目标，前提是深刻认知“大国”与“周边”之间复杂深刻的内在关联性。实际上，美国的对华认知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中国周边国家帮助塑造的，其中日本、东盟扮演着重要角色。中美日三角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与地区秩序的整体构建息息相关，需要放到整体对外战略系统中定位和运作，而目标应是借助上述内在关联性，使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进入良性互动、良性循环。

在影响中美日三角走向的诸多外部平衡变量中，东盟尤其重要。美国、日本历来重视东南亚中小国家在推行地区战略、赢得大国博弈中的作用。2010年2月奥巴马政府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大幅提升东盟国家的战略定位，首次将其明确划分为正式盟友（菲律宾、泰国）、战略伙伴（新加坡）、可预期的战略伙伴（印尼、马来西亚、越南）三类，提出要强化与正式盟友的关系、深化与战略伙伴的合作、同可预期的战略伙伴“发展新的战略关系”。较之美国，日本对东盟国家的政策更为细密，对其战略心态把握得更为精准，政策手段更富柔性。譬如，在借力东盟对华博弈问题上，日本就注意到，东盟国家在日中之间常常表现出政策两面性，“即便是与日本持相同立场的国家，在某些问题上也可能倾向于中国；而某些倾向中国的国家也会在某些情况下与日本持相近立场，即便不是从正面赞同日本，至少也不会站在日本的对立面”。为此，日本需要多多用心，“使第三国理解日本的对华政策，不要将其误解为旨在阻止中国大国化的结盟政策。即使是在批评中国时，也要不断强调其目的在于指出中国的不当行为，而绝不是为了构筑‘对华包围圈’以阻止中国的‘大国化’”。2018年8月，日本决定改称“印太战略”为“印太构想”，目的不仅是为“避免刺激中国”，深层原因更在于迎合东盟国家“不想在中日之间选边站”的战略心理，博得其认同和接受。

总之，包括中日关系在内，如果“周边关系不能大致地搞好，对美关系就没有大致搞好的希望”。近年来中美关系特别重要的不良方面和不良阶段，许多都深刻地出自中国周边的麻烦或“乱子”，出自中美两国就这些麻烦或“乱子”的结构性和情势性摩擦、对立和竞争，出自美国对这些麻烦或“乱子”的鼓动、利用或“添乱”。这应是这一轮中美摩擦带给中国外交的深刻启迪。从长远战略角度看，争取中国在周边有愈益增多的友国、战略中立国甚或严格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同时愈益减少或克服紧邻中国的战略对手或对美国的战略附庸，将大大有助于减小甚或杜绝给美国提供客观的便利，使其无法塑造和加固旨在防范、钳制和抵御中国的“统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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