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潟国际信息大学教授、庆应义塾福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区建英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3期发表《丸山真男思想史学的轨迹》（全文约2.8万字）。

区建英认为，丸山真男（1914—1996年）被公认为战后日本最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有不少日本人认为他是象征着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精神支柱。他作为政治学者，其学问被称为“丸山政治学”，作为思想史学家，其学问被称为“丸山思想史学”。

一、 思想史学的开创

丸山真男的学问和思想贯穿着两个主题，一个是对近现代的批判，另一个是批判负面的传统和谋求创出真正的传统。第一个主题早在他学问生涯之初就已开始，当时法西斯已在欧洲称霸，1936年丸山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上三年级时写了论文《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考察近代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从“个人主义国家观”向“法西斯主义国家观”演化的过程。他并没有把前者与后者割裂开来，反而认为后者正是从前者中孕育出来的。他认为近代市民社会是以私有财产和分工为特质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生产社会，是通过个人的契约而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从封建社会的崩溃中诞生出来时，产生了自由、平等、法律至上等理念。但随着自由竞争转为垄断并走向帝国主义，以及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市民阶层与国家权力迅速接近，与强权主义和对外膨胀相互共鸣，现代的法西斯主义国家观就是近代走到这个颓废阶段的思想意识。在这个颓废阶段，市民阶层逐渐背离近代产生的自由、平等、正义理念，但这些近代的理念并没有死灭，只是在现实中难以形成势力。

在当时世界的反近代思潮中，日本出现了“近代超克论”，认为近代的自由主义等各种理念已经过时，应追随现代的法西斯全体主义，日本的“国体”意识形态支撑着这种思潮。丸山认为“近代超克论”正是他所批判的那个近代走向颓废阶段的产物，但同时看到敢于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少数知识分子正是以近代的自由、民主、和平、正义等理念为精神支柱的，所以他把颓废的现实与近代的理念区别开来，重新评价“作为理念的近代”，通过拥护近代的理念，抵制走向法西斯主义的现实。“近代超克论”把日本自身的问题归罪于近代，同时还鼓吹一种跟近代无缘的“东洋精神”。所以丸山试图打破日本的近代无缘论，并且阐明近代并不是西洋独有的，德川时代的日本思想内部也有产生近代萌芽的可能性。在这种背景下，丸山写了两篇徂徕学（即荻生徂徕的儒学）研究论文，第一篇是《日本近世儒学发展中徂徕学的特质及其同国学的关系》（1940年），第二篇是《日本近世政治思想中的“自然”与“制作”——作为制度观的对立》（1941年）。两篇论文都是通过诠释徂徕学，从日本内部寻求近代思维产生的萌芽。这就是丸山思想史学在开创期的主要成果。

虽然德川时代的日本社会非常缺乏近代因素，但丸山着眼于德川政权意识形态的内部运动，通过考察朱子学的自我解体过程来追寻日本近代意识的萌芽。在德川时代的儒学中，荻生徂徕是对朱子学进行解构的典型，丸山便把徂徕学看作是朱子学体系走向崩溃的象征。他对徂徕学的诠释可归纳为以下论点。第一，指出德川初期的朱子学用自然法（天理）与人伦道德贯通的思想体系把德川体制固定为不可改变的自然秩序。但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所谓自然秩序失去了平衡。于是徂徕为了巩固德川体制对朱子学进行改造，把属于同一法理的自然法与社会秩序分离开来，使现实的封建制度失去了自然法的永久保障，可以人为改变。同时，徂徕还把一脉贯通的伦理与政治也分离开来，一方面使“圣人之道”完全政治化，政治脱离了天理的束缚；另一方面又使道德修养完全变成私人的事情，开拓了伦理自由的可能性，这一点被国学所继承，并产生了方向逆转。第二，他阐述了徂徕把在朱子学中来源于天理的“圣人之道”转换成由圣人“制作”的“道”，指出其意义在于把人工的“制作”奠定为形成秩序的基础，开拓了人的主体性的立场。丸山认为这是日本的近代思维的萌芽。

丸山在此描述了一个朱子学与近代思维完全对立的图式，以及日本在近代化方面比东亚邻国先进的形象。对这些问题他在战后通过各种形式作了反省，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承认自己受了“亚洲停滞论”的影响，描述了一个与“停滞”的中国相对照的、虽落后但并不停滞的日本。第二，无视了日本儒学与东亚各国儒学的相异，没有把日本朱子学中的“日本特征”考虑进去。第三，承认自己套用了进化论的公式，预设了德川时代朱子学作为体制意识形态从普及到走向崩溃的过程，没能正确反映历史事实。第四，受历史主义的发展立场束缚，没能超越地评价朱子学作为普遍理念规范的价值。

二、对传统的重要性的认识和“古层”论

1945年日本战败，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价值观全面崩溃，日本国民的思想陷入价值观迷失的状况。丸山认为这是日本重新谋求精神革命的好机会，他说“那是一个孕育着多样而又混沌的可能性的民主主义沸腾期”。面对占领军主导的改革，丸山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把“被给予的自由”转化为国民“内在的自由”。在战后的十多年里，他在思想方面引导战后民主改革，着力于解剖日本民族主义的病理，同时分析现代“大众社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政治的世界》等著作中。但到了“战后期”结束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丸山开始对战后改革感到失望。在思想领域，人们对导致三四十年代战争悲剧的思想病理不再过问；在民众的层面，民主社会所需要的人民的自主性和道德水平总不见提高，大众文化趋于低俗和颓废，不断吞噬规范意识，妨碍着民主精神的形成。他从日本的近代追溯其原因，认为日本近代国家只是靠天皇制把民众统合起来，国民没有通过思想的陶冶而获得普遍的规范意识。并反思日本前近代的原因，指出“德川期的思想史用一句话概括，也是儒教规范从人的内面修养性逐渐变异为外在的他律性的过程”。

无论从丸山的思想史研究还是亲身经历来看，战后民主改革的挫折所呈露的日本民主精神的脆弱性，其实自明治以来已反复出现。丸山最感忧虑的是，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在日本似乎都难以扎根，不断重复着迅速兴起和迅速衰退的命运。他反思战前集体“转向”法西斯的问题时，尤其关注面对雪崩似的“转向”能屹立不动、勇于抵抗的少数人的精神。他多次谈起1933年德国纳粹夺权后，社会民主党党首奥托·威尔斯反对国会授予希特勒独裁权的法案时说的话：“在这个历史的时间里，我宣告自己皈依于自由、和平、正义的理念”，“任何授权法都不能破坏这个永远不灭的理念”。丸山认为威尔斯是以“永远不灭的理念”来对抗“历史的时间”。“永远与时间”的二元区分在丸山脑子里日益清晰，他说：“如果没有对超越历史的某种理念的皈依，个人要坚定地抵抗‘周围’的动向也许是很困难的。”认识到人格内面需要有一种“看不见的权威”，这正是日本缺乏的，因此痛感日本缺乏真正的“传统”。

丸山的视线转向对“传统”问题的关心，与竹内好的影响也有重要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已出现谈传统的思潮，但竹内指出日本人没有认识到自己本来就缺乏思想传统。竹内把中国和日本分成两种类型，他说：中国型的特征是，“对过去传统的否定，在每个阶段都产生出传统的复苏，带来了生命力的新发展”。那里贯穿着对传统的批判与继承的辩证关系。与之相对照，日本文化是缺乏主体性的。比如，“新”就是日本人的价值标准，“新”等于“正确”，要不断追求“新”的，如果“新”的变成了“旧”的，就得换成别的“新”的。那是不断追赶先进者的“优等生”文化，近代以来日本就对西洋抱有劣等感，要做模仿和追赶西洋的“优等生”。集体“转向”就是日本这种特殊性格的产物，而且每次“转向”都没有经过抵抗和反省的思想交锋来做媒介。通过阅读竹内好的中日近代比较论，丸山不仅对中国有了新的理解，而且对传统的重要性有了痛切的认识。自50年代中期开始，丸山就尝试导入超越历史阶段的视点来把握长期持续的日本的思维方法。他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从1956年度起就修改了构思，把过去从江户时代讲起，改为追溯到古代。

丸山通过追溯至古代的长期历史视野来考察日本传统的病理，由此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接受外来文化时的思想受容和变容的方式。1956年度讲义从思维方式的类型化入手，通过与基督教、中国思想的比较，抽象出日本的“原始神道”思维方式，1957年度讲义进而考察“开国”和“文化接触”问题，其间还撰写了《日本的思想》和《开国》等论文，这些研究给纵向的思想史导入了横向的“文化接触”视野。丸山指出，日本自身缺乏作为“坐标轴”的一贯原理，却对外来思想具有强大的同化力，同化是通过气氛和情绪来进行的，往往甩掉规范性的契机，使外来思想的原理性被瓦解。他认为这是一种贯穿于日本古今、反复影响着“文化接触”的日本特性，无论对儒教、佛教还是对基督教、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都产生了同样的瓦解作用。为了解剖导致这种作用的思维方式，他琢磨出了“原型”这个概念，用以表述这种负面的思维方式，后来将之改称为“古层”和“执拗低音”。

丸山在解剖“古层”的问题时，一开始就把“古层”与普遍价值定立在对抗轴上。在1963年度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中，他设了“普遍者的觉悟”一章，“原型”（“古层”）概念就是在与“普遍者的觉悟”相对立的图式中使用的。1964－1967年度的系列讲义就是一部以“原型”为核心概念的问题史。在此丸山描述的是这样一种过程，日本曾出现过否定“原型”的“普遍者的觉悟”，但由于日本社会的封闭性重新强化，结果把“普遍者的觉悟”压制下去了。在那里，“原型”是阻碍“普遍者的觉悟”的契机，“普遍者的觉悟”则是对“原型”进行突破的契机。不过在日本历史上，那些“普遍者的觉悟”大多都被“古层”消灭掉了，因此他认识到更大的危机是，如果不克服阻碍普遍价值在日本扎根的负面契机，那么即便出现能把普遍规范内在化的创造性思想，也还会继续被消灭。所以丸山着力于解剖“古层”的病理，但同时也注重发掘被“古层”压制和消灭的“普遍者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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