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栋梁，天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杨朝桂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1期发表《在“理性”的名义下：“司马史观”新探》（全文约1.3万字）。

       杨栋梁和杨朝桂在文章中指出：近代日本犹如一台战争机器，不断对外发动战争，而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1931～1945年的“十五年战争”等三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均可谓以国家命运为赌注，其兵锋所至，生灵涂炭，中国、朝鲜乃至东南亚地区的民众蒙受了巨大灾难。

       1945年战败投降后，日本颁布了“和平宪法”。准确地说，战后日本是在外力强制下而不是基于对战争犯罪的内在反省走上和平发展道路的。正因如此，随着战后经济崛起，重新找回自信的日本不再沉默，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上模糊乃至否认战前侵略战争的右翼言行愈演愈烈。

       历史认识是构建现代中日关系的基础。在这一极为严肃的重大问题上，中国老百姓始终有个难以释怀的疑问：日本既然对战前侵华做了道歉——尽管是闪烁其词、不够诚恳的道歉——为何出尔反尔，屡屡发生首相、国会议员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政府高官否认侵略的“失言”呢？对此，一种常见的解释是：此乃政治家为捞取选票使然。然而，止于表象的解读，未能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本质。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是怎样的社会生态会使此类政治家赢得选票？对于近代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当今的日本选民究竟是怎样认识的？在探讨这一问题时，透过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战争观和历史观，或可管中窥豹地发现和读懂一些日本人的内心世界。

      （一）莫衷一是的“司马史观”论

        司马辽太郎（1923～1996）是战后日本享誉于世界的著名作家。其一生出版小说57部，其中长篇36部。代表作有《坡上之云》、《龙马行》、《宛若飞翔》、《项羽与刘邦》等长篇小说，《明治这个国家》、《昭和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形象》、《风尘抄》、《街道漫步》、《十六个话题》等散文和杂记也颇具影响。司马的作品雅俗共赏，深受日本大众喜爱，《坡上之云》销量超过2000万册，作品总销售量超过2亿册。由于好评如潮，他先后摘取了讲谈俱乐部奖、直木文学奖、菊池宽奖、每日艺术奖、吉川英治文学奖、艺术院恩赐奖、读卖新闻奖、日本文学大奖、NHK广播文化奖、大佛次郎奖，1991年获得文化功劳者称号，1993年获得日本文化勋章。2000年，在每日新闻社进行的“铭记于心的20世纪作家”读者调查中，司马名列榜首。

       司马的作品以历史和战争题材见长，其笔下的项羽和刘邦、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坂本龙马、西乡隆盛、秋山好古和秋山真之兄弟、正冈子规等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十五年战争”等历史事件如临其境。他以文学的笔触讲述着历史，在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情境描写中，让如醉如痴的读者一面尽情地品尝历史故事的大餐，一面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着“司马史观”的洗礼。司马作品在日本社会的广泛影响是公认的事实。对此，松本健一认为：“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堪称在野史学、大众文学的正统”，“是让人体味‘历史是文学之精华’的唯一历史小说家”，甚至“会使人产生‘历史故事’就是‘历史事实’的错觉”。

       围绕司马作品中秉持的史观问题，中外学界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在基本肯定或赞赏其史观的评论中，学者梅原猛认为：“司马辽太郎代言了战后日本对战争的反省和以经济高速增长形式复活的时代精神。”。政府官员两角良彦认为：“战败后我们忘却了日本过去的美好时代，自恃文化人的自虐史观不仅压抑了民族精神，也使国民的自卑感几近窒息。《坡上之云》的突然出现，打开了我们闭塞的心态，舒缓而透明的精神记忆得以复苏。”作家田边圣子认为：“司马的最大功绩是给了日本人勇气、希望、梦想和骄傲。”中国学者李德纯也认为：“司马辽太郎的作品，令人强烈地感受到一股昂扬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

       另一种观点认为，司马史观是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的“自由主义史观”。辻井义辉认为：“与左、右翼的史观不同，司马的历史叙述超越了党派对立，开启了国民史观的契机。”右翼学者藤冈信胜是“司马自由主义史观”的崇拜者，他在谈及司马史观对自己的影响时写道：“对我来说，长期以来‘日本罪恶史观’是如同空气般的理所当然的存在。尽管时常感到此种史观有破绽，但还没有发展到要改变自己史观的迫切程度。促使我改变认识结构的最初和最大的原因，是与司马辽太郎作品的邂逅，否则恐怕还难以摆脱战后历史教育的魔咒。”

        与上述相对照，质疑和批判司马史观的声音也从未中断。一种否定性看法是，司马史观是“英雄史观”。菊池昌典指出，司马“总是突出人物的形象。俯瞰会使历史的立体结构被忽视而形成平面化，以致支撑历史的下层难以进入他的视野。任何战争和革命，司马看到的总是那些精英，这是贯穿于《龙马行》、《坡上之云》等司马全部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加藤周一指出：“司马辽太郎的史观是天才主义。几位天才，相互对立又相互合作，在历史浪潮中力挽狂澜。这些天才们在政治统治阶层的权力关系中活动，对国际形势反应迅速，对技术进步嗅觉敏锐。但是，司马几乎完全忽略了民众的作用及经济因素，即使略有涉及，也是为了陪衬天才主人公的性格，不过是一种辅助手段和背景而已。在司马的笔下，明治维新与农民起义无关，日俄战争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类型也毫无关系。而无视民众与政治经济因素存在的历史小说，不能成为历史的替代品。”佐高信指出，司马史观“是个人膨胀史观，歪曲的史观”，其“从上至下的视点”，使“日本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和经营者们异常兴奋，他们不做自我反省，而是有一种错觉，自以为是坂本龙马、秋山好古般的领导人物。司马辽太郎是罪孽深重的作家”。

       另一种观点是，“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司马史观同时具有“民族中心主义”倾向。米山俊直在肯定司马“成功地运用小说和文学手法，使国民重新认识了日本文化及日本文明”的同时，尖锐地指出：“一旦让有‘单一’神话的民族恢复元气，难免会有引发本民族中心主义的危险。”

      （二）“肯定”与“否定”两论的战争观

       在司马的作品中，《坡上之云》、《这个国家的形象》、《昭和这个国家》、《司马辽太郎所思》等，要么是以战争为题材，要么是以战争为议论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司马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十五年战争”的看法。

       关于甲午战争，司马反对日本学界存在的“早熟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或“帮助朝鲜摆脱清朝控制实现独立”等观点。他在《坡上之云》中写道：“前者使日本成了奸险、穷凶极恶的罪犯嘴脸，后者一百八十度地转弯，日本似乎成了身跨白马、英姿飒爽的正义骑士。两极划分国家形象或者人物形象的善恶，是当今历史科学无法摆脱的束缚。历史科学近代精神稀薄的重大缺陷也许是一种宿命，但其他科学并不存在善恶的区分，譬如并无氢恶氧善之说。”

       在偷换概念、把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这两种范畴完全不同的事物混淆在一起之后，司马有意回避用“帝国主义”、“殖民地掠夺”、“侵略”等主观判断性语汇表述甲午战争。为此，声称写作《坡上之云》时“百分之百地遵照事实……杜绝了一切虚构”的司马，竟然罔顾事实地认定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大体上是被动的”，“未想占领朝鲜”，对朝政策是“承认朝鲜自主，使其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因此日本“非善亦非恶”。

       司马写道：“不能把甲午战争一刀切成非好即坏，而应在人类历史中理解日本的发展历程。19世纪的世界，日本处在帝国主义横行的时代，列强的一切行动都是出于私欲,日本正是以列强为榜样诞生的。”据此，司马给出的结论是：“甲午战争的性质是彻底老朽的秩序（中国）与新生秩序（日本）之间进行的大规模实验。”

       关于日俄战争的起因和性质，司马的作品中着墨颇多，态度亦非常鲜明。他在袒露《坡上之云》的创作动机时写道：“当时的社会潮流是普遍认为日俄战争是侵略战争，对此我持异议。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也是祖国防卫战的观点更为妥当。不可否认，日俄战争是世界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历史现象。但是毋庸置疑，日本是被逼入绝境而不得不竭尽全力去打的一场防卫战争。”在《坡上之云》中，司马笔下的日本是个备受欺凌的弱者，“是俄国故意把日本逼入绝境，日本成为穷途之鼠，除了与猫殊死搏斗别无生路”。

      但是，无论司马怎样狡辩对俄开战是“祖国防卫战”，也无法回避那场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殖民地的侵略事实。也就是说，面对战争受害方的中朝两国民众，司马还能为其“祖国防卫战”辩解吗？对这个无法回避的诘问，司马在《坡上之云》中有如下一大段说辞：“19世纪末的地球，是个列强们阴谋和战争的舞台。列强的意识中只有算计他国，国家的欲望只有侵略，那是个帝国主义时代。从某种意义说，没有哪个时代会比这个时代更加炫目多彩。列强们是獠牙上滴着血的食肉猛兽，几十年来，对支那这头濒死的巨兽表现出十分旺盛的食欲。尽管如此，支那的实力还是被高估了。列强们认为，‘支那是一头酣睡的雄狮’，如果过度刺激，狮子会愤然跃起，最终受到伤害的是列强自己，故侵略行动相对节制。然而，支那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真实的支那赤裸裸地暴露在世界面前。那种懒散的战斗方式，政府高官对亡国危机的冷漠和无力，士兵对清帝国忠诚心的如此缺乏，使和平时期业已有所感知的列强外交家也颇感意外。支那，已经是一堆死肉，既然是死肉，就可以把它吃掉！无需排队！先下手为强已为各国间常识。”

      显然，与其对甲午战争的看法相似，司马是在以“时代决定论”、“时代罪恶论”及日本与列强同类同罪论为借口，开脱日本的侵略罪责。对此，中国学者刘曙琴指出，司马“传递的是一种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信息”,是“为日本人辩护的战争观”。

      关于“十五年战争”，司马基本是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的。他在《这个国家的形象》中写道：“大东亚共同繁荣圈的确是动听的美名，那种为了亚洲各国，不惜以国家存亡做赌注的不成功则成仁的狂热国家思想，包括日本在内，从未有过这样的国家。当时的人不认为日本是帝国主义，明治二十年后的日本人对国家和政府充满信任，这是实现近代化的最大原因。但是，军部及其帮凶巧妙地利用了近代国民的情感，结果陷入了亡国的深渊。当然，军部自以为那就是爱国。”尽管如此，“除了一些幻想由此发财的商人外，几乎没有谁会相信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是正义的”。因此，“无论怎么讲，利用天皇的军部及其同类也是历史的罪人”。

       司马在多种场合严厉批评“昭和战争”“无谋”、“不自量力”、“无聊至极”和“毫无意义”。在分析原因时，则提出“魔法森林论”，把发动那场战争的错误和责任，全盘归咎于军部。

      基本肯定甲午、日俄战争，基本否定“十五年战争”，司马对日本近代发动的三场对外战争所持的不同态度，无疑加大了人们准确把握其战争观的难度。

    （三）“光辉”与“黑暗”两分的近代史观

      司马对日本近代发动的三场战争看法如此，其对发动战争的特定时代又是如何评价呢？以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为界，司马把日本的近代一刀切成两段，即前期是“光辉的明治”，后期则是“黑暗的昭和”。在《坡上之云》后记中，司马坦承了对明治时代的钟爱、怀念和向往之情。在司马看来，明治的“光辉”源于现实主义态度与合理主义精神，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胜，“靠的也是明治的合理主义和现实主义”。

       司马认为，翻过“光辉的明治”一页，日本不幸进入“黑暗的昭和”时代，而那却是个导致历史发展“断裂”的“怪胎时代”。经过长年的思考，司马发现“黑暗的昭和”的病症是日本人丧失了理性，“不存在现实主义”，其病源则在于“左右思想体系折腾国家和社会”。司马指出，黑幕的降临始于日俄战争结束的明治末年，“以那场战争为界，日本人丧失了19世纪后半期的现实主义。日本海大海战俄国旗舰的燃烧意味着日俄战争的终结，但此后国民思想开始飘飘然，走向糟糕的时代”。明治时期的政治家和陆海军人秉持“合理主义”，有日本化的清教徒之风，他们“自虐般地考量自身的弱点”，“彼此展示内心的真实意图”。相比之下，昭和时期的军部却是“秘密主义”，“自身的弱势，无论大小，都被视为军机，军队和国家被神秘化了”。

      不加掩饰地赞颂明治，痛心疾首地鞭挞昭和，在这一与“断裂的”战争观相配套的、外表“断裂的”司马近代史观中，是否还存在着一种并不断裂的审视历史的方法论及深藏其中的价值观呢？

      （四）“司马史观”的“理性主义”特征及其本质

       通观司马辽太郎历史小说及其相关散文，可以认为“民族主义史观”、“英雄史观”及“自由主义史观”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司马史观”的特点。尽管如此，还不能说已经把握了“司马史观”的核心。这是因为，司马对不同人物、事件、战争和历史时期的评价不尽相同，运用上述观点对“司马史观”进行评析时，可能会遇到立论的通贯性解释受阻问题。例如，司马对明治时期民族自强及高昂的民族精神的讴歌，无疑为“民族主义史观”说提供了依据，但其对昭和时期的民族狂热及思想扭曲的批判，显然又与“民族主义史观”形成了掣肘。再如，司马对明治时期及甲午、日俄战争中“英雄人物”的赞颂，无疑为“英雄史观”提供了论据，但其笔下的昭和及“十五年战争”时期的日本无“英雄”，“英雄史观”说将面临难以为继的尴尬。“自由主义史观”说在解释司马一事一议式的史论上富于弹性，但却容易陷入本末不清、表里不分的经验主义陷阱。

        笔者认为，既往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注意、甚至可以说被严重忽视的“司马史观”的最基本特征，在于其首尾一致、始终贯穿的“理性主义”。如果稍加解释，则是形式上价值中立的理性主义，实质上基于民族本位立场的“功利性理性主义”。

        1.“价值中立”理性主义的应用

        “理性”是司马审视和评价历史人物、事件、战争、时代的几近唯一的标准。从表象上看，他以就事论事的姿态出现，在基本肯定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同时，基本否定“十五年战争”，在高度赞赏“光辉的明治”的同时，痛切地批判“黑暗的昭和”，其史观似有“断裂”之嫌。但在实质上，其衡量“英雄人物”、不同战争个案及历史时期功过得失的标准却始终使用着同一标尺，而这一标尺的功能是专门测度人的行为是否“理性”。

        基于“理性”的标准，司马给出的“测度”结果是：明治时期以及当时发动的甲午、日俄战争应予肯定，因为具备朱子学修养并接受了欧洲合理主义的“明治人”是“理性人”，那些引领时代潮流滚滚向前的大大小小“英雄人物”审时度势，“乐天”进取，为了实现强国梦，精心算计，周密计划，知己知彼，行事谨慎而又不畏风险。相比之下，昭和时期及当时发动的“十五年战争”应予否定，因为以军部为代表的“昭和人”与明治的前辈相比，“简直不是源于一族”，他们失去了“理性”，丢弃了现实主义态度和合理主义精神，不知己亦不知彼，目空一切，焦躁轻浮，有勇无谋，志大才疏，徒然抱着大东亚帝国的幻想，以致“像孩子般胡闹”。

       显然，通过讲述近代日本发生的“真实”故事，司马试图告诉读者：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记取，同样是胸怀远大理想、爱国、向上的近代日本人，理性的明治人创造了明治的辉煌，而非理性的昭和人却带来了昭和的黑暗。也就是说，思维和行事必须保持理性，理想不等于现实，谦卑不等于懦弱，武勇不等于蛮干，强大不等于无敌。总之，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主观愿望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2.民族本位“功利性理性主义”的实质

        客观地说，司马小说之所以具有强大魅力，在于其相对于严肃的历史学著述，是以“情”感人，而相对于普通文学作品，则又是以“理”服人。正因如此，他折服了读者，赢得了声望。但是，不说司马作品中多大程度上有意无意地舍弃了若干不利于其“说理”的重要史实，仅就构成其史观核心的所谓“理性主义”而言，也是存在问题的。

       “目的理性”在“司马史观”中处于核心位置。围绕主观愿望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主题，司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写细致入微，分析“在情在理”。但是，他所依循的“目的理性”显然与人类应有的“价值理性”相冲突，在司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中，人类的道德约束、民族平等、社会公平与正义等，并不占据主要位置。因此，司马的作品只是讲了“小道理”，但却避开了“大道理”。以“目的理性”为基本特征的“司马史观”，本质上依然是一种未能摆脱民族本位立场的“功利性理性”。

       3.“理性”史观社会影响的负面含义

       在战后建立的民主制度下，日本社会围绕战前日本对外侵略的历史认识问题，争论从未休止。一方是严厉批判、深刻反省，一方是百般抵赖、不思反悔，然而当我们把视线从论辩台上移向台下时，看到的却是“沉默的大众”。

       司马辽太郎晚年回忆说，正是这种状况激发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感和写作欲。长期思考的结果是，他要从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争论中摆脱出来，站在“非左亦非右”的价值中立立场上，独辟蹊径地阐释独特的史观。司马作品的畅销和好评如潮，表明其尝试获得巨大成功，“史观”亦引起民众共鸣。

        然而，司马个人的“功成名就”对于日本民族心智的成长，却未必能说有多大贡献，因为推崇“功利性理性”的司马史观，归根结底是站在民族本位立场上认识和“反思”历史的。

        日本学者藤原彰指出：“日本人一般习惯从自己在战争中经受的苦难经历中理解战争，即站在‘受害’的立场上认识战争，很少意识到战争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性质，缺乏‘加害’的责任感。”约翰·W.道尔也指出：“对自身苦难先入为主的成见，使得绝大多数日本人忽视了他们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因此，从侵略战争受害者的角度看，只要日本不改变“司马式”的历史认识和反思态度，就无法真正取信于人，获得谅解。从侵略战争加害者的角度看，顽固坚守其本位的、无视道德标准的历史观，日本也很难成为受人尊重的成熟的民族和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