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冯昭奎在《日本学刊》2012年第5期发表文章，指出钓鱼岛问题是1971年美国向日本归还冲绳之际在中日之间埋下的“地雷”，中日两国需要以和平方式“共同排雷”，而“双管齐下”是解决中日之间解决矛盾、进一步落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有效做法。

　　冯昭奎在文章中指出，2012年是中日复交40周年，两国已经开展了多次纪念40周年的活动，然而两国关系的气氛却因为钓鱼岛问题升温而变得十分紧张。最近，继4月石原提出“购岛”，7月野田首相示意国有化，8月15日香港保钓人士成功登岛遭日方抓扣，8月19日日本国会议员和右翼团体成员150人赴钓鱼岛海域举行所谓“慰灵”活动，其中10人登上钓鱼岛。日方这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倒行逆施，令众多相信中日两国关系发展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因而期待中日两国关系趋于改善和向前发展的中日两国人士感到非常失望和十分焦急。

　　冯昭奎警告日本不要以为有美国做靠山就可以为所欲为，这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为伙伴国的利害关系铤而走险、拔刀相助，实实在在还是一个未知数，日本如果以“事情闹大了等着美军来救援”作前提，怎么痛快就怎么玩地搞什么“买岛”甚至“驻军”之类的游戏，不得不说这是十分危险的。

　　冯昭奎认为，目前日本有些政客就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那样面对所谓“中国威胁”舞枪弄棒，而美国在其背后却不动声色地加强了对这个企图争取平等地位的从属同盟国的实际控制和利用，加剧了美日之间的不平等。这恰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生动写照。

　　日本的政客妄图以对华强硬来赢得国内民众的支持，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在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示强虽然能一时获得部分民众的喝彩，但日本民众更关心的是国内问题，更关心诸如提高消费税率、重启核电站等事关民生的大事，如果野田政权把日中关系搞得一团糟，影响到对日本灾后重建和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的对华经贸关系，也会引起民众的反感，因为尽管舆论调查显示现在有80％以上的日本人对中国没有好感，但同样有80％以上的日本人认为日中关系很重要，如果日本政府对华强硬得太过分，引起两国关系发生全面危机，同样是日本国民不愿意看到的。此外，还需注意到日本国内头脑清醒者大有人在，日本政府不能不倾听国内有识之士频频发出的理性主张和呼声，以下择其要者加以列举。

　　其一，“发展日中关系是日本的国家利益之所在”。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认为：“对待领土问题应该超越国内的视野，要考虑如何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大目标而努力。”“与中国构筑稳定的可预测的合作关系，是日本的国家利益。”“日中之间的问题有七成是基于误解和理解不足”。

　　其二，“这个世界没有给任何民族留下只顾自己、恣意妄为耍性子的空间，有时一个民族必须接受令其感到难以接受的现实”。日本前外务省国际情报局长孙崎享最近发表题为《搁置的现状对日本有利》的文章指出：“中国方面已从历史角度，阐释了……尖阁诸岛（我钓鱼岛）属于台湾地区，尽管对此有不同解释，但决不能说中国方面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这对日本人来说也许难以接受，但却必须认识到：尖阁诸岛并非日本的‘固有领土’，而是一块‘争议之地’。遗憾的是，无论日本的政治家还是国民都坚信，只有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才是正确的选择。然而，一味取悦舆论的外交，必将最终有损国家利益。日本强硬，中国也不得不强硬，……那种认为因为有《日美安全条约》，美国会保护日本的想法，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想法。日本的政治家和国民都应理性地认识‘搁置’争议的好处，这绝不是示弱。”

　　其三，“国家利益的界定的失误，必定导致国家衰退”。日本外交官小原雅博指出：“一个国家的兴衰，归根结底取决于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当今世界的现实“正在考验着日本的外交的真正价值取向，也考验着日本外交的‘根本’，即国家利益如何界定”。小原主张日本应从“战前国家利益至上主义”、即“封闭的国家利益”转向“国际协调主义”即“开放的国家利益”，“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对外强硬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给国民带来一种愉悦。经济或社会越是停滞不前，政治或媒体就越是把国民不满的发泄口转向国外。可是，这样浅薄而情绪化的舆论会阻碍长远的国家利益”。小原总结了今天日本的六大核心国家利益，其中第一是“东亚的稳定”，第二是“防止日本周边出现敌对国家”。

　　其四，“领土问题特别容易被作为煽动民族主义的手段，必须冷静地客观地加以应对，必须保持倾听对方的不同见解的意见和立场、以科学的综合的观点、致力于和平解决问题的精神”。横滨国立大学名誉教授村田忠禧列举了“钓鱼岛是1895年4月马关条约缔结之前日方偷偷地编入冲绳县八重山郡的，因此在马关条约缔结时并没有提及（钓鱼岛）”等事实，认为：“为了和平地解决钓鱼岛问题，首先必须做到‘事实的共有化’，将共有化的资料互相翻译成对方国家的语言，广泛地向全世界传播。从‘事实的共有化’进一步向‘认识的共有化’前进，通过双方的科学的客观的知识的积累，定将产生出和平地友好地解决问题的智慧，开拓日中关系的光明未来。”

　　可以认为，在今天的日本，明白人大有人在，而当今日本的最大课题就是如何“让明白人当家”，如果日本做不到“让明白人当家”，甚至把家交给擅长作秀的疯子和赌徒一般的政客去当，那么日本的前途将可能是十分暗淡甚至危险的。 

　　可以说， 2012年中日围绕钓鱼岛的摩擦是继2002－2006年中日围绕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发生的摩擦（“靖国逆流”）之后，中日关系又出现的一次大的“逆流”。表1示出了这两次逆流的比较。

表1 “钓鱼逆流”与“靖国逆流”的比较

　　通过对“钓鱼逆流”与“靖国逆流”的比较，可以看出“钓鱼逆流”对中日关系的损害要更加严重，中国的外交回旋余地收窄，面对问题更加棘手。从表1也可以看出，当前的逆流是右翼分子石原所掀起、进而裹挟日本媒体和政府、煽动日本国民和舆情、企图通过激怒中国而将双方都无意进入直接对抗状态的中美两国拉入直接对抗甚至冲突、以达到其邪恶的政治目的的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狂潮。从日本政府看，围绕钓鱼岛问题搞“岛屿命名”并向西南方向调兵遣将，特别是野田声称将会出动自卫队应对钓鱼岛争端，则反映了他们的一种焦躁心理，这就是担心中国日益强大、中日国力差距日益拉大以后，终将使日本无力与中国争夺钓鱼岛。

　　然而，一个显然无误的事实是：钓鱼岛问题不必操之过急，时间在中国一边，随着中日力量对比继续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变化，讲究实力哲学的日本也会倾向妥协的选项。与此同时，中国也不想同美国对抗，无意用先发制人的战争手段一举解决钓鱼岛问题，中国不会因为钓鱼岛问题而破坏稳定的周边环境，导致缩短“战略机遇期”。为此，我们对待钓鱼岛问题宜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

　　其一是发展对日关系与发展对美关系“双管齐下”，促使中日美三角形从目前过度不平衡的三角形（“日美边”太短也就是太近，“中美边”和“中日边”太长也就是太远）朝向比较平衡的方向发展（尽管中国不可能改变“日美边”的长度，却有可能改变“中美边”和“中日边”的长度），既防止日本利用中美对抗获取渔翁之利，也防止美国利用中日对抗获取渔翁之利。钓鱼岛问题“不简单地只是中日关系”，至少它是涉及中、日、美三国的问题，美国所涉主要有：（1）1972年美国归还冲绳时擅自把钓鱼岛行政管辖权划归日本；（2）战后美军长期把钓鱼岛附属岛屿黄尾屿、赤尾屿作为美军靶场；（3）2012年7月9日美国国务院高官表示，钓鱼岛属于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对象，但那个第五条是指“在日本国施政下的领土”，而1972年被划归日本的只是钓鱼岛施政权，美国并未承认钓鱼岛是日本拥有主权的“领土”，怎能说钓鱼岛是那个第五条的适用对象呢？

　　既然钓鱼岛问题涉及美国，那么，中日美围绕钓鱼岛问题展开三边对话大有必要，可以考虑利用美国的影响，使其向日本明确表达不愿中日开战的意愿。因为石原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衅，其“底气”就是认为如果中日因钓鱼岛开战，美国会帮助日本，所以此事症结还在美国。但美国并不愿中日开战把自己拖下水，因此如果美国表态对美国自身也是有利的。

　　其二是加强中日之间的危机管理机制与争取日本民间舆论“双管齐下”，加强危机管理机制是为了谋求双方对什么是“危机”（比如说可能发生对某种事态一方认为是“危机”而另一方却不认为是“危机”的情况）和如何管控“危机”等问题达成共识。近期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虽然下降，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日中关系恨重要，野田政府并不想负上使日中关系全面恶化的责任，中方可以与日本政府协商找出既能有效应对石原购岛、又不致过于伤及中日关系的办法。而在争取日本民间舆论方面，一个具体建议就是围绕钓鱼岛问题开展中日共同研究，或者至少双方都将有关钓鱼岛主权归属的争议公之于众，比如中方学者刘江永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整版文章《从历史事实看钓鱼岛主权归属》，不仅说明了中方认为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观点，也介绍了日方的不同意见，那么，日方也应该这样做，两国学者也可围绕这个问题在两国媒体上充分开展研究和争论。与此同时，正如叶小文所指出：“中日之间现在难办的是，两国都可能出些极端分子，固执己见，挑起事端，制造麻烦。在全球经济萧条的背景下，特别是失业率趋高，国民心态最脆弱的时候，民族主义最容易被极端主义操控为一种不理性的、短视的群众热潮。中日关系当下的主要危险，在于‘右翼极端主义’分子的挑衅和煽动。我们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和防范。”我们不要使中日各自国内的部分极端主张“相互助势”，将民意推到两国不得不动手的地步。不应让钓鱼岛争端破坏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大局。

　　其三是坚决维护领土主权与使用非军事手段维护主权利益“双管齐下”。这在中菲围绕黄岩岛对峙时已经有过成功的经验。目前中国在维护海洋权益方面已有多家非军事机构在进行工作，今后宜进一步在国家统一的外交方针下加强相互沟通和协调。

　　其四是吵架与合作“双管齐下”。1972年9月27日，正当中日复交谈判的关键时刻，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等日本客人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毛泽东住处。刚一进门，毛泽东就说道：“你们吵架吵完了?”这句幽默、机智的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复交以来的40年对于中日来说是两国关系不断发展的40年，同时，也可以说既是合作的40年也是“吵架”的40年，有时候“吵架”吵得太厉害，甚至影响到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比如，在上述的“靖国逆流”时期，围绕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两国吵得非常厉害。当时，曾有人认为，解决历史问题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前提，历史问题不解决，中日关系就无法发展，似乎历史问题成了中日关系的全部。后来，被实践证明为有效的方针是：既要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又要努力发展中日两国关系和民间交流；解决历史问题需要以发展中日关系、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作为依托。这个方针也被称为“双管齐下”模式。

　　如今，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有所升温，两国间的气氛似乎又回到了某个问题不解决，两国关系就无法发展的怪圈。

　　其实，钓鱼岛问题早在1972年中日复交之前就已经存在，至2010年9月7日撞船事件发生，钓鱼岛问题的存在与中日关系的发展两者并存的局面已经持续了38年。钓鱼岛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在钓鱼岛问题之外，中日两国还有很多需扎扎实实去做的互利双赢的事情和功课。因此，即便在撞船事件以后至今，中国采取的方针仍然是“双管齐下”：不为严峻挑战所动，不为复杂局面所惑，依然坚持“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立场，在围绕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上既坚决又不焦躁，将解决钓鱼岛问题和发展中日关系这两方面的努力“双管齐下”地继续向前推进。正如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2011年所说：“中方认为，有一百条理由使得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

　　冯昭奎最后指出，正值中日复交40周年的2012年，日本右翼和政府在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不顾中日复交以来两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不互相刺激、不做过激举动的默契，无视国内有识之士发出的理性主张，围绕钓鱼岛问题步步紧逼地采取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激化两国矛盾的冒险主义政策。如果日方继续一意孤行，将“吵架”推向“打架”，将可能给中方坚持“双管齐下”模式造成极大困难甚至打上句号，由此，中日关系将可能被推向复交以来甚至是战后以来最危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