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阪大学国际公共政策研究科教授米原谦在《日本学刊》2013年第3期发表《现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一文。现摘编如下。

　　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日本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同时，社会状况也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产业化引起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导致农村过疏化和城市过密化，使原来的社会网络崩溃，在政治方面无党派层急剧增加。从1960年到1970年，自民党与社会党的议席不断减少，公明党与共产党的议席则以大城市为中心出现了大幅增长。由自民党、社会党两党分割议席意义上的“1955年体制”发生了切实的变化，城市中间层开始对政党政治的走向产生巨大影响。

　　如果聚焦于民族主义，那么1960年反安保条约斗争可以说是“革新”阵营反美民族主义的顶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统治精英们，将以占领下的天皇制存续下去即维护国体作为最优先课题，并为此做出了与“昨天的敌人”美国相妥协的选择。以旧金山媾和与日美安保为基本构架的吉田路线是最明显的证明，“保守”阵营由此丧失了树立民族主义的资格，“革新”阵营则成为了民族主义的承担者，而1960年的安保斗争可谓其总决算。

　　岸信介想与吉田路线划清界限，但在以日美协调为基点上，并非要转换战后政治方向。想在安保条约中给日本一定自主性的岸信介，毋宁说确立了其后将日美同盟作为基轴的自民党的外交和防卫政策。由此，围绕日美安保的保守与革新的对立变得明确起来，但高速经济增长以后，革新阵营已不能以反对日美安保为借口来动员民族主义（只有美军基地集中、长期处于美军占领下的冲绳是个例外）。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发生的“越平联”（“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和新左翼学生运动，反美和民族主义已经不是起爆剂。

　　1970年以后，由于以前并不引人注目的右翼势力的出现，民族主义的倾向具有了新的特征。1970年11月，三岛由纪夫与“盾之会”的成员闯进自卫队驻地自杀，这是由针对1970年围绕安保出现的激进左翼运动的危机感而引发的。1972年，日中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出现了日中空前友好的气氛。1973年7月，自民党内结成了青年政治家集团——“青岚会”。其中心人物是渡边美智雄、中川一郎、石原慎太郎等，成员多属福田派和中曾根派。虽然他们的活动不能马上左右保守政治的走向，但表明在战后保守派政治家中，存在在宪法、教育等方面否定战后价值观的势力。这是保守阵营中新民族主义生成的划时代性事件，80年代以后开始以明确的姿态出现。

一  “国际化”时代的民族主义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被明确赋予“经济大国”的特征。  由于1971年的所谓美元冲击，汇率由对美元固定制变成了浮动制。这意味着不仅商品，就是资本交易也被国际市场所支配。进而，因为1973年  的石油冲击，发达国家全都进入了低增长（或负增长）时期。虽然日本经济也不例外，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很快恢复过来，其经济实力在国际社会急速上升。这样，“国际化”与“经济大国化”的状况结合在一起，改变了日本的舆论，进而使日本的民族主义出现了新的特征。

　　（一）“町人国家”

　　信息、金钱、物资和人员，以过去无法想象的速度自由跨越国境开始流动。虽然“国际化”带来的环境变化对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但对日本似乎带来了特别大的冲击。这是因为，由于经济大国化带来的国际影响力增大与上述意义上的“国际化”几乎同时进行，日本人的言论行动以超出其自觉的程度受到世界关注。1986年9月，中曾根康弘首相对黑人和美国拉美系移民的歧视发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连特别重视日本在国际社会的作用和政治家领导能力的中曾根，也没有认识到自己发言产生的国际影响。甚至不管住在多么偏僻地方的日本人，也不能避免汇率变动带来的影响。反过来也可以说，每个日本人的经济活动，不管愿意与否都会给其他国家和个人带来某种影响。 

　　所谓“町人国家”，是对战后的日本国家赋予否定性特征的用语。最初使用这个词的，或许是天谷直弘的《“町人国家日本”商人的赘言》。在1979年11月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发生人质事件时，日本出于确保石油进口的考虑，犹豫于对美国的协调，进而在美国刚发表禁止伊朗石油输出措施之后，日本企业还做出了花高价购买的举动等。天谷当时担任通产省的审议官，这篇论文就是基于为此善后措施而奔走的经验写成的。按照天谷的说法，国际社会是“半原始森林”，日本则好似“近似肥胖的兔子”。所以，“町人”为了在“武士社会”实现繁荣，必须具有“卓越的信息收集能力、构想能力、直感能力、外交能力，有时还要具有奉承能力”，但日本人欠缺对国际社会认真的思考。

　　（二）“正常国家”论

　　在围绕“町人国家”的争论中，可以察觉到与以前明显不同的言论状况。这是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位置的变化相对应的。二战后日本致力于实现“富裕的社会”，一直注意不卷入国际纷争。但是，无论谁都开始认识到，不允许那种尽量不介入国际问题的消极姿态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换句话说，日本这一国家的存在方式作为政治的主题被提了出来。

　　1982年末就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一边将“国际贡献”这种外压作为助推力，一边想从战后政治的框架中大胆向前跨出一步。中曾根虽然被媒体揶揄为“墙头草”，但其从1947年选举中投身保守政界以来，拥有作为民族主义者一贯的东西。中曾根在就任后闪电式地访问了韩国，解决了产生纠纷的经济援助问题，接着访问美国，构筑了与里根总统的个人信赖关系。

　　中曾根“不沉航母”的言论，使人联想到清水几太郎的《日本应该成为一个国家———核武器的选择》。清水是20世纪50年代和平运动的旗手，在1960年安保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而广为人知。但其后远离了大众运动，70年代后半期发表了多篇论文，表明了与战后价值观的诀别。他认为，战后价值观不过是将战前没有特别视为问题的现象（如治安维持法和教育敕语），按照共产国际、共产党的观点加以夸大并被视为罪恶而加以批判。在思考以后清水所走过的道路时，不能排除在反安保斗争的挫折中所产生的对共产党及其同伴知识分子的敌意。也就是说，曾是50年代和平运动原动力的反美民族主义，其后在清水那里发生了方向转换，变成了对共产主义及苏联的敌意，作为保守的反共民族主义而出现。

　　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在做了周到的准备之后，作为首相首次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虽然是以1975年三木武夫首相以来历届首相参拜为先例的，但中曾根采取了正式参拜的形式，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三岛由纪夫闯入自卫队自杀事件，尽管发生在中曾根任防卫厅长官时，但他对三岛事件持明确反对态度。作为首相的中曾根在因“不沉航母”发言而受到批判后，掩藏起作为鹰派的本色，参拜靖国神社也因为中国、韩国的批判而彻底放弃。

　　虽然与以前的时代相比，80年代民族主义色彩更为浓厚，但仍顽强地保留着中曾根和清水视为问题  的“战后政治”的制约，与他们所追求的“正常国家”还有距离。

　　（三）海湾战争

　　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对成为根本改变战后和平主义的一种冲击。日本为多国部队提供了总额达130亿美元的资金，但在被解放的科威特的感谢信中并没有提到日本，对此，日本政治精英们感到了深深的挫败感。小泽一郎对这种状况做出了最快的反应，完成了自民党“关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特别调查会”报告书。报告书否定以前以不卷入战争为根本的“一国和平主义的思考方式”，主张在安全保障方面也要分担责任的“积极的、能动的和平主义”。

二“历史认识”与民族主义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后，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论迅速升温。这实际上不单是关于日本战争行为的认识问题，还包含着谢罪这一具体的政治、伦理的争论，所以激起了日本的民族主义。由此，生成了与80年代暧昧的自我肯定的民族主义根本不同的民族主义。虽然像中曾根那样承认“侵略”的鹰派政治家和言论人是个例外，但从正面主张是“解放亚洲”的战争的人也很少见。90年代后半期以后开始高涨的民族主义，已经不是中曾根时代那样的“温柔”的自我肯定。他们将近代日本的全部战争视为当然的自卫行为，将战争中的死者作为“英灵”加以赞美。而且，全面肯定“大东亚战争”的口号，激烈批判对“解放亚洲”这一战争的“大义名分”持否定态度的事物。令人瞠目的是，这并不仅仅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言论，而是作为草根运动展开的。这样过激的民族主义倾向，为什么会在社会底层开始萌芽呢?

　　（一）“战后赔偿”问题

　　1977年，原台湾籍日本士兵提起了要求补偿的诉讼。1982年，日本改变教科书记述引起韩国、中国的反对，从而成为国际问题。在 1951年缔结的《旧金山和约》第14条a项中，有关于赔偿义务的规定。但这是以日本“经济的可存立”为前提的，其结果是赔偿对日本来说是非常轻的。因日本发动战争而受害的亚洲的许多国家，不得不因为美国的远东政策而放弃了要求赔偿的权利。这样，日本的战后复兴虽然也是得益于冷战的恩惠，但到80年代以后其欠账开始显现出来。在民主化之后的韩国和拥有了经济实力的亚洲各国，其对日关系在80年代以后发生了微妙变化。其最初的动向，就是1982 年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韩国、中国对日本的批判。1993年8月，“河野官房长官谈话”发表，公布了调查结果，承认了日本军队参与慰安所的设立经营，并对伤害了“许多女性的名誉和尊严”谢罪。细川首相，在刚当选后的就职演说中，也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这里面蕴含着想与亚洲各国构筑新的关系，基于小泽一郎等的“正常国家”论，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的心理诉求。

　　（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

　　1996年，西尾与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藤冈信胜出版了合著《国民的疏忽》，对文部省审查通过的七种历史教科书的近现代史记述展开了批判。藤冈信胜出生于1943年，其政治立场似乎以海湾战争为契机发生了急剧变化。他公开宣布自己“在朴素信仰宪法第九条的理想主义这一点上，不过是极为标准的教育研究者”。但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他认为应该走向改变关于日本近代的“黑暗史观”、“自虐史观”的道路。从1994年开始，藤冈将这样的想法用两年时间在明治图书出版社的教育杂志《社会科教育》上连载，然后正式出版。藤冈在该书中将左翼的“东京审判史观”与右翼的“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一起加以否定，而提倡“自由主义史观”。

　　1997年1月，以西尾和藤冈为中心结成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从1992年到1993年，日本政府发表了加藤官房长官谈话与河野谈话，受其影响，历史教科书中出现了关于“慰安妇”的记述。“编撰会”是作为其反对的一面而结成的。“编撰会”在全国建立支部，以该会为中心发行的《国民的历史》创造了空前的销售纪录。以西尾干二为执笔代表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2001年通过了文部省审查。在该书的开头，主张学习历史就是“学习以往人们对以往的事实是怎样思考的”，应该废除以现在的善恶标准来评判历史。

　　不用说，使用“大东亚战争”这样的表述，以及强调1943年大东亚会议的意义等，在该教科书的近代史记述中鲜明地体现了“编撰会”的思想，即历史的记述方法因民族而异是当然的。基于由历史教科书来创作“国民的故事”的意图，事实上，该书用几页的篇幅介绍了神武天皇东征和日本武尊的传说，还主张神话与传说是了解古代人想法的“文化遗产”，用四页的篇幅介绍了《古事记》神代卷的内容。

　　（三）反美民族主义的狭路——小林善纪的《战争论》

　　以历史教科书问题为契机，日本的舆论明显右倾化了。同一时期，在年轻人中受到狂热追捧的，是小林善纪的《新傲慢主义宣言战争论》（全三册，1998年、2001年、2003年出版）。包括“慰安妇”问题、“南京事件”等话题，小林关于日本近代战争的认识与表述，都沿袭了“编撰会”的主张。但是，通过三册《战争论》所表现出的基本思想，是对现代日本人欠缺“公共性”的愤慨。

　　小林公开主张“公=国家”。国家独占了公共性，超越国家的“公”是完全超出想象的，不值一提。国民国家无疑是近代的产物，但在近代这个时代将要结束的时候，小林却在拼命彰显其存在理由。或许  在世界变革的宏伟构想失去说服力的时候，人们应该依据的只有国民国家这一过于矮小的“现实”了

　　“编撰会”的民族主义，是将被美国伤害的自尊心转向了对社会主义以及对中国、韩国的批判。支配战后论坛的大多数知识界领袖是社会主义的同伴，源于对他们的怨恨以及对他们失去权威的轻蔑而  批判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批判中国、韩国则是源于因为这两个国家经  济高速增长赶超日本而产生的焦躁感。当然，保守阵营提出反美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从他们开始的。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的《日本可以说“不”》（1989年）就是其成功的例子。在这本合著中掌握主导权的是石原，其民族主义基于作为经济大国的自信（具体来说是日本在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的优势）。虽然石原的民族主义向反美的方向倾斜，但小林善纪的反美是重视在“大东亚战争”中与美国战斗过的历史事实，基于顽固的人种论观点，这是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异。

　　忠实于自己心情的小林，相对于“编撰会”的政治考虑而言是自由的，所以突破了传统的保守民族主义。《战争论3》甚至批判以前一直主导保守（极右）民族主义的《产经新闻》和《正论》，骂其是“亲美小狗”。“激烈批判中国和朝鲜，但对美国却无条件支持的亲美保守态度——这仅仅是欺负弱者，经常追随强者的‘事大主义’，只是个小狗!”

　　（四）安倍晋三的挫折

　　战后的统治精英们为了“维护国体”而与过去的敌人美国和解，放弃了成为民族主义的承担者，战后保守民族主义的困难就始于此。但8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韩国的对日批判，其一时重新获得了生气。其主要的焦点是宪法、教育基本法、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这都是以占领统治和东京审判为出发点的。从2001年到2007年出现的小泉、安倍两届内阁，也顺应这样的民族主义风潮，特别注意将朝鲜的因素作为政治资源来煽动保守舆论。值得注意的是，其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在支持安倍晋三的年轻自民党议员的核心中，70年代青岚会成员的后代引人瞩目，这象征着30年来日本政治的结构变化。但是，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潜伏着反美的契机，所以以民族主义为资源的政治，不得不在与日美同盟第一主义的外交方针之间走钢丝。如果先说结论的话，那就是安倍晋三并没能很好地走完这一段。安倍在就任首相之前出版的《致美丽的祖国》，象征着安倍周围的政治气氛。甜美的面孔、有点短舌头的发音、男孩子式的风貌等，安倍所酿出的氛围确实与“美”这一形容词相吻合。

　由于小泉前　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使日本与中国、韩国的关系处于最坏的状态，安倍的外交课题是首先改善与两国的关系。其前提是再次确认“河野谈话”与“村山谈话”的有效性。处于担负责任立场的安倍虽然宣布继承两个谈话，但这使热心支持他的民族主义者们失望了。他在国会的答辩中否认对慰安妇的“强制”，出现了与“河野谈话”的整合性问题，其暧昧姿态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也受到批判，美国与加拿大议会还通过了对日本要求谢罪的决议。2007年9月安倍突然辞职，虽然直接原因是参议院选举失败的影响，但事态的本质却在于安倍的处境本身。安倍所依靠的右翼民族主义是国内消费用的，难以在国际上通行。其结果，他对国内与国外分别使用两张面孔，加深了矛盾。

三  结 语

　　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时间过了约半个世纪。日本由经济增长成为发达国家，成为给世界经济以重大影响的“大国”。日本经济的变化与市场经济支配世界是一体的，80年代以后，世界迅速地形成了一个市场圈，这意味着金钱、物资、人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国境流动。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指出，异质文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接触，成为冷战后纷争的根本原因。在80年代，移民问题成为西欧发达国家的深刻问题，主张排斥移民的极右势力已经开始抬头。可以说，亨廷顿将其扩大到全世界，洞察到由于冷战的终结，过去历史的深层开始暴露出来。虽然亨廷顿的预言不能说全是正确的，但由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确实在世界各地迅速形成了民族主义，在一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被称做“民族净化”的悲惨事态。

　　在迅速形成民族主义这一点上，日本也不例外。政治不能确切应对经济和社会变化的状况，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现象，但在日本是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的日本政治，其特征是由族议员所象征的权利政治的结构化、由小泉首相所代表的政治剧场化，以及庞大的“无党派层”年轻人与城市中间层的存在。“无党派层”是远离既存权力政治的各类人群，成为中曾根康弘与小泉纯一郎的大众迎合主义手法的目标。

　　停留于国民国家水平的政治，已经无法控制全球化以后以世界规模联动的经济，无论在哪里都潜藏着民族主义的熔岩。21世纪的日本政治为前所未有的闭塞感所笼罩。小泉内阁以超群的大众迎合主义手法与对朝鲜等的强硬姿态，一时迷惑了国民，淡化了他们的不满与不安，但这反而暴露了小泉后自民党内阁的无能，导致了政权交替。但是，民主党内阁被剧场化的政治环境拖了后腿，在各个方面暴露出了不成熟，由于对其期待很大反而给国民带来了更大的闭塞感。进而，民主党内阁的支持率低下，又为桥下彻（大阪市长）、河村隆之（名古屋市长）等大众迎合主义者，以及石原慎太郎、安倍晋三等右翼政治家，提供了绝好的活动舞台。　　　　　　

（责任编辑:李璇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