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李萍在《日本学刊》2013年第4期发表《日本公民道德的现代转型》一文。现摘编如下。

　　“公民”是现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主体，“公民道德”则是这一主体所具有的自觉行为观念和政治认同的价值体现。公民道德在近代日本的兴起始于明治初年的思想启蒙运动，公民/私德的划分、教养主义、国民道德论的提出都直接成为近代公民道德的表现形式。

　　  战后日本经过一系列改革，实现了全面的现代化，具有独立人格和法律政治地位的公民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与此相应的公民道德也得到更新。这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战后至今，日本公民道德出现了学院研究的独立和研究重心的转移。

　　坚持学院研究的独立性，这种努力在近代以来的日本学术界一直存在，即便是在战前的高压政治下也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坚守此信念，在哲学界就有大西祝、桑木严翼、西田几多郎等人进行韧性的坚持，这样的“学统”和学术品格尽管曾经受到压制，但始终没有断绝，战后这一传统更是得到光大，如丸山真男、大冢久雄、家永三郎、川岛武宜、富永健一、福武直等一大批思想家一贯坚持完全的学术立场来看待道德和公民的问题。

　　战后思想界掀起的“反省战争”运动起到了新的思想启蒙的作用。对战争期间的理论偏颇、政治高压、传统文化的负面遗产、国民性中的劣根倾向等等都做了清算，在这一持续了近十年的反省过程中，结成了“反省共同体”，人们得出了诸多共识，例如对和平的尊重、政教分离、司法独立、学校教育内容的中立等等，这之后，公民道德的理论资源也出现了分化。有关公民道德的研究开始由教育学、社会学担纲，哲学的关注逐渐退出，公民道德理论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形而上学的色彩减弱，转而强调社会心理、交往、信任等层面的内容。一些社会学家、文化论者对日本文化、日本现代社会和社会道德趋势等的深入研究也为日本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新的学术资源。例如，滨口惠俊主张，日本人的人性观与东亚人相通，而与西方人差别甚大。日本人的社会行为是个别—情境主义的，这就是“间人主义”。它的特点是：提出相互依存、相互信赖，对人关系是人的本质，在与他人的相互统括的关系中寻找自己的行动主体性。村上泰亮洞察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变迁，认为日本已经出现了新的阶层，新阶层的人们不再强调工业时代的手段价值，而重视自身的价值，表现出情绪化、现在中心、重视闲暇和私生活等特征。山崎正和则指出，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是“成为与别人一样的人”（anybody），现在的人则突出个别化倾向，希望成为“某个人”（somebody）。

　　 市民活动的兴起和各种民间组织的发育，这些都成为了战后日本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形式。严格说来，日本没有经过民间的市民社会、城市自治等的独立、自主发展，自上而下式的改良也导致了日本早期现代化中公民的难产。战后，社会活动的增加、社会参与的扩大以及社会组织的构建都极大改善了这一状况。公民道德的日常实践和推广的主体由中央政府下放到基层自治行政机构和公民个体，地方行政机构通过各种“睦邻活动”、“亲近自然”、“振兴商业街”、“复兴本地文化”等方式加深所在地居民间的连带感；无数公民个体则通过组建、参与各种民间社团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或者实现自己的社会化愿望。

　　通过各种社会活动开展公民间的联系和实现公民共同关心的事务，这是日本战后公民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例如，设立由国家财政全额支持的公民馆就是一个重要举措。日本社会公民教育的基地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公民馆。公民馆始建于1946年。设立的初衷是促使日本各地公民能够享有公共活动的空间，公民馆就成为社区民众自我教育、相互教育的场所。1949年颁布的《社会教育法》提出了公民馆的主要工作包括：以青少年为对象的文化补习；举办定期讲座、展览会、讨论会；购置书籍、音像材料供当地居民使用；组织文体活动；为居民的自发结社和学习活动提供场所等。

　　唤醒女性的平等社会参与也成为日本社会公民道德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1977年7月，日本文部省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国立女性教育会馆，2001年4月，会馆脱离文部省，改组为独立行政法人，其宗旨没有变，主要是：通过女性教育工作者的培训、开展与女性教育相关的专项调查研究，振兴日本女性教育，推动男女共同参与社会。例如，女性教育会馆在20世纪80年代的主题是“性别分工的流动性”，90年代的主题为“人权与性别，实现变革的力量”，本世纪初的新方向是“性与增强妇女权利”。至今，日本全国共有50多所女性教育会馆，它也成为日本女性开展团体活动的重要场所。女性教育会馆在增强女性权利意识、改善女性社会地位、改进家庭关系以及创造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等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战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促使各种宗教组织获得了极大发展，它们为了拉拢民众，迎合社会需求，也开展了许多公民教育的相关活动，例如，在学校设立奖学金，鼓励学生上进；在寺庙设立体验所，教民众体会信仰的力量；进行公开演讲，进行各种教化工作，等等。其中，佛教所起的作用最大。从佛教的“相生”观念发展出来的“共生”思想，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的流行语。共生观关注人与自然以及人类社会中的各个集团间的平等共处，尤其对弱势群体如何与主流社会的共生问题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如女性的社会参与、残疾人的平等权益、外籍劳工的待遇等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战后民主化改革中也进行了全面的教育改革，解除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的教职员职务，允许教职员和学生对教育内容进行批判性的评价。战后教育的哲学理念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取代了战前的德国意志哲学。学校教育目标逐渐与英美资本主义国家接近，确立了学校教育的四个功能：①传授基本技能，包括读写、计算等；②教会基本知识，如各门具体学科的常识；③培养青年学生的价值观，促使受教育者形成个人的成就感、爱国心、贡献社会和热爱学习的态度及人格；④掌握社会化和集团生活的智慧，学会与他人相处的礼节，适应集团生活等。公民教育是与这四个功能中的后两个内容相结合的思想意识培养，并作为重要方面受到高度重视。[1]

　　日本公民道德的现代转型也体现在公民道德主体的变化上。一方面，近代由国家主导的公民道德（包括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转变为由社会成员的自愿组织来担当；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受到西方影响，开始关注“企业公民”。但与欧美不同的是，日本现代化的主体一直是由企业担当，企业与政治组织（政界、官僚）、与社会事务的关系始终非常紧密，企业或经济部门在日本占据了重要的话语权，对日本而言，“企业公民”所产生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分别政治/经济界限这类宏观问题，而在于如何用公民道德的观念来解决企业内部的微观问题。日本企业内原本一直存在男女歧视、性骚扰、过度加班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显然是有违公民道德的。一些民间组织开始向企业施压，敦促它们向合格“企业公民”靠拢，部分大企业也积极示好，先后推出了自己的相应政策，如住友、三井、野村证券等公司都在此方面走在了前面。

　　作为现代国家主体的“公民”，绝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以为支撑现代公民道德的公民间的连带感是从对自己的家族和村庄的自然感情中延长、扩大的结果，这是不对的。对村庄邻居和家族亲人的爱，任何人在日常经验中都可以亲身体会到，因此是具体的感情。但是，公民对国家权威的认同以及对无数公民同胞的接纳是一种理性认知的产物，需要经过一系列高度抽象的复合过程。无论是从人口的数量之大还是所涉及的领域之广，都大大超出了个人通过直接经验可以感知到的范围，因此，与血缘集团之外的他人的接触，是来自理性的要求，并依赖于各种制度设计和社会安排，如学校、教会、报纸等得以加强。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持续推行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等政策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变化就在于：它加速了经济发展，并由此造成国民间关系因经济交易、职业分工、社区交往等活动而变得真实和密切起来，与乡村不同的城市生活、契约精神和国家实在感等开始进入公民的日常生活世界。

　　日本近代公民道德所遭遇到的挫折在于当时的“政治共同体”缺少开放空间和公民参与的通道，公民道德的社会性形式被直接替换成国家强制性，相应地，公民道德的基础性要求也被无限拔高的“忠君爱国”的理想道德所取代。战后的现代转型完成了“拨乱反正”，恢复了公民道德的社会性本质，公民道德的主体由公民个体和公民自愿组成的公民社团担当。不得不指出的是，由于日本当代公民道德理论大多转向了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哲学、政治学的关注较少，操作性、经验性内容得到强化，实践中取得了许多可喜成就，相应的理论层面的深入探讨，特别是相关流派争议和思想分歧却并不突出，当代公民道德内生性思想资源的“供应”上有些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