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季风在《日本学刊》2013年第6期发表《重新审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指出：过去的20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但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过多次“小阳春”，日本经济发展依然存在不少亮点。

　　“失去的二十年”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不能概括日本经济的真实面貌，甚至有舆论误导之嫌，但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不存在问题。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但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过多次“小阳春”，日本经济发展依然存在不少亮点。 

　　（一）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众所周知，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一直萎靡不振，陷入了长期低迷状态。其主要特征如下：（1）经济增长疲软；（2）国际经济地位相对下降；（3）财政状况不断恶化；（4）长期通缩；（5）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扩大，等等。其实，日本经济之所以陷入这种长期低迷状态，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日本早已进入后工业化的成熟阶段，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有其必然性。由于日本完成了追赶任务，与欧美发达国家站到同一起跑线，后发优势消失，前面有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打压和堵截，后面有“亚洲四小龙”（NIEs）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高速追赶，日本经济的国际地位必然相对下降。从国内情况来看，人口迅速老龄化，需要加大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经济增长活力下降，而且，由于日本经济长期推行均衡发展模式，全国各地区几乎同时进入后工业化的成熟阶段，国土基础开发已经完毕，国内发展空间受限，这使得公共投资的乘数效果不断下降。日本经济后发优势消失，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放缓，而自身的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供给难以提高。由于国内市场饱和，进一步扩大内需极为困难，只能依赖出口刺激经济复苏，但又遭到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激烈竞争，导致需求严重不足。长期通缩，居民收入增长停滞，导致消费疲软。消费疲软直接导致企业生产和设备投资的减少，进而使总供给能力萎缩。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同时陷入去杠杆化的低速增长，这也说明日本经济衰退不是孤立、个别现象。

　　而且，经济发展是有周期性的，战后日本曾出现过高速增长和中速增长，进入长期有波动的低速增长也是很自然的现象。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轨迹来看，其表现出来的15次景气周期循环变化，基钦周期和朱格拉周期的特征比较明显，同时也能观测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库兹涅茨周期的痕迹，但其更符合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加之上述的客观因素制约，日本陷入长期低迷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目前，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1.5%左右，经济长期低迷应当是一种常态。换句话说，低速增长本就是泡沫崩溃后日本经济的正常状态，既然是正常状态，何谈“失去的二十年”? 

　　但是，不可否认，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偶然性。过去的20多年里，可以说日本运气不佳。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11年发生的日本大地震、大海啸、核泄漏事故，国内外环境制约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中，特别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经济的打击极为沉重。也许有人会说世界其他国家也发生过自然灾害，也同样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这一点不足以构成日本陷入长期低迷的偶然性。此话不错，但关键是日本正处于长期低迷之中，抗击外来冲击的能力比较脆弱，这些外来冲击无异于雪上加霜，使刚刚看到一点复苏希望 的日本经济又陷入深渊之中。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些外来冲击，日本经济的状况或许会好一些。　

　　（二）在总体低迷中也有“小阳春”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进入新自由主义改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测因素增多，加大了政府的宏观调控难度。特别是从政局来看，政府更迭频仍，当政者将主要精力用于争权夺利，使经济政策无法保持连贯。特别是政府当局对“泡沫”的危害认识不足，对不良债权问题未能采取及时对策，而且对经济形势多次判断失误，贻误战机，政策摇摆不定。加之国内外客观环境的恶化，拖累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其实，综观过去20多年，日本真正出现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只有1997年和1998年，其间金融机构纷纷倒闭，并出现轻微的信用危机，但很快就得以控制。由于经济周期的作用，在总体低迷的20年中日本经济也曾出现过低水平的恢复。比如，阪神大地震后的1995～1996年的“小阳春”，1999～2000年出现的“IT景气”，2002年1月至2008年3月还出现了长达73个月的战后最长、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的低水平景气，亦称“没有实感”的景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截至2005年日本解决了不良债权问题。正因为如此，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来临后，日本金融机构遭受的直接损失有限，金融系统始终保持稳定状态。但是，由于美国、欧洲等外部市场急剧恶化，使日本的实体经济遭受重创，这也暴露出日本过度对外依赖的经济结构的致命弱点。在2008年第四季度，几乎所有主要经济指标都出现了自由落体式的下跌，2008年度实际GDP增长率出现了-3.7%的战后最大幅度滑坡。但是，在外需扩大和超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等因素的强力推动下，2009年第二季度以后日本经济形势逐渐好转，2009年度实际GDP增长率为-2.0%，降幅明显收窄，2010年度实现3.4%的正增长，这是1991年以来的最高增长率， 远远超过日本国内及国际经济组织的预期。这意味着日本已经从金融危机的最困难时期走出，开始进入复苏的通道。　

　　2011年3月，日本遭受了百年一遇的大地震和千年一遇的大海啸，再加上核泄漏，面对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复合型大灾难，日本国民表现出惊人的淡定，社会秩序井然，抢险救灾有条不紊，而且出人预料地迅速恢复。在大地震和大海啸发生的同时，日元出现了急剧升值，特别是2011年下半年还受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即便是在这种极度恶劣的环境下，2011年度的日本经济仍保持了0.3%的正增长，并没有陷入负增长。2012年5月，占日本发电总量29%的55个核电机组全部停机，但日本经济、企业生产与国民生活并没有受到约束性影响，2012年度实际GDP增长率仍为1.2%的正增长。这些都充分反映出日本经济所具有的雄厚实力。2010年至2012年的三年，日本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6%，与1991年至2009年期间的年均增长率相比，高出一倍。2013年，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日本第一季度实际GDP增长率高达4.1%，第二季度也是3.8%的高增长。

　　另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东日本大地震以来日元曾持续走高，这虽然有不利于日本出口的一面，但对日本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却十分有利。其实，一国货币的升值与否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发展的基本层面和未来前景，日本经济状况不算好，但至少不比美国和欧洲经济状况更坏，所以投资家才大量购入日元。换言之，日元持续升值本身就意味着日本经济仍具有实力。也正是因为日元升值，尽管日本在2011年名义GDP增长率为-0.7%，但如果换算为美元则为5.87万亿美元，与上年同比增长7.5%。

　　（三）灰暗的20年中也有诸多亮点

　　诚然，泡沫破灭后的日本经济确实处于相当灰暗的时期，但如果认真分析不难发现，在过去的20年中，日本经济也有许多亮点。 

　　日本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处于鼎盛时期开始走向停滞和低迷的，直到现在，日本依然是一个极富有的发达国家。2012年，日本GDP总量达5.96万亿美元，仍居世界第三位，人均GDP高达46736美元，仍居世界前茅。海外净资产高达296.1万亿日元，为世界第一；个人金融资产为1547万亿日元，居世界之首。从外汇储备看，到2006年为止，日本一直居世界第一位，2006年以后被中国超越，居世界第二位，2012年9月为1.28万亿美元。另外，日本还拥有可供半年消费的石油储备，以及大量的镍、铬、钨、钴、钼、钒、锰、铟、铂及稀土金属等战略物资储备，实际上这是一种物化的外汇储备，而且更具战略意义。目前，日本的失业率为4%左右，最高年份的2002年也只有5.4%，而欧洲国家大多都在8%以上。国民生活水平甚至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自然环境和空气质量仍然是世界最好的。日本在世界产业链条中仍居高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仍属一流。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的20年更是日本改革调整的20年，经受历练的20年，制度创新的20年。

　　日本经济之所以陷入长期低迷，主要是对过去日本所出现的超过自身实力的虚假繁荣的彻底清算。经过不间断的改革，在这20年当中，形成了支撑日本经济未来发展的三个重要条件：第一，是空前的成本下降与效率提高；第二，是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和世界市民化；第三，持续且高强度的技术积累。在应对美国要求的日元升值过程中，不仅工资水平下降了，而且流通成本和公共费用都大大降低，日本从一个世界物价最高的国家变成了世界有数的低成本国家。另外，由于生产大量转移到海外，日本正从出口基地向全球商务的总部功能和总部经济转变。再者，企业的研发高投入，促使日本的潜在技术实力上升。过去的20多年，日本企业部门对研发的投入占GNP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2007年高达2.7%。而从1990年起日本对研发的投入占GDP的比重在发达国家中也一直是最高的，特别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处于上升状态，2007年接近3.5%。另外，在过去的20年当中，日本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涌现出十余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推动经济发展的三要素中简单劳动力资源的权重将会下降。从日本来看，人口红利早已丧失，人口和劳动力都在减少，代之而来的是“人口重荷”的包袱。另外，资本对经济的拉动力也在相对下降，而人才、技术以及创新能力将在推动经济成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经济萧条期的技术储备和人才储备，意味着今后发展的后劲会更足。

　　（四）从国际比较看日本经济的实力

　　从国际比较来看，过去20年的日本经济也有不俗的表现。首先从宏观视角可以看出，劳动力人均创造的价值仍处于高位。从1991年到2012年，美国的劳动力人口增长23%，而日本仅增长0.6%，如果按劳动力人均产值来看，日本的增长速度不仅超过美国，甚至超过了被认为是当代经济成功代表的德国。日本过去一直将长期通缩视为日本经济的病源之一，但在威廉·克莱恩看来，回顾过去20年的日本经济，恰恰是物价下降时比物价上升时更繁荣。过去的20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不足1%，但冯艾盟认为这不能完全排除有日本政府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人为操纵的可能性，因为日本人均电力生产从1990年以来，比美国增长了一倍。这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低迷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

　　在贸易方面，日本在过去的20年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89年以后，在主要发达国家中，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只有日本和德国。而同期，不用说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贸易逆差近年来也都在扩大。而不容忽视的是，日本贸易的成功是在日元不断升值的前提下取得的。如果真是所谓“失去的二十年”，日元理应贬值，而实际上在国际外汇市场上，日元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升值50%。2011年以后日本贸易虽然陷入逆差，但其原因主要是东日本大地震以后受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的影响，占全国发电总量近30%的核电站或废弃或停机，造成电力短缺，从而不得不大量进口化石燃料以解燃眉之急，进而造成进口异常扩大的局面。随着未来核电站的陆续重启，日本的贸易状况可能得到改善。尽管2011～2012年日本的贸易收支出现了连续两年的逆差，但是由于日本海外资产庞大，国际收支仍处于顺差状态，经常收支也一直保持顺差。 

　　在企业经营方面，过去的20年，日本企业的赢利状况也远好于欧美。诚然，日本的股市尚未恢复到1989年异常的“最高”水平，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股市变动并不一定真实反映日本企业经营的实际状况。尽管日元升值，但企业效益仍然保持较高增长，90年代以来，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以外，日本企业的经常收益基本呈较高增长之势。由于企业效益较好，企业也都维持着较高的雇用率。

　　从具体产业来看，汽车产业的效益首屈一指。2011年丰田汽车公司的销售额高达2595亿美元，是1989年841亿美元的三倍以上，而且这一业绩是在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生产不得不大幅度缩小的情况下取得的。2012年丰田公司的销售额又进一步扩大，高达23.5万亿日元（若按当年汇率1美元兑83日元计算，约折合2831亿美元，同比增长9%），汽车产量超过1000万辆，居世界之首；营业收益高达1.3208万亿日元，与上年同比增长271.4%。2011年日产汽车公司销售额也达到1190亿美元，为1989年的3倍，其他汽车企业也都取得很好的业绩。与日本相比，欧美汽车企业则大为逊色。2011年福特汽车公司的销售额为1333亿美元，与1989年的924亿美元相比仅仅增长44%。而通用汽车公司的销售额为1503亿美元，与1989年的1211亿美元相比仅增长24%。在欧洲市场，与标致雪铁龙、沃尔沃、雷诺、捷豹等当地企业一样，美国的子公司也被日本企业夺走了市场份额。

　　对日本经济进行国际比较，绝对绕不开与中国的比较。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对日本人的心理防线造成巨大冲击，这也成为反衬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的重要依据。毋庸置疑，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这充分体现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但中国人口是日本的十倍，GDP总量超过日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以日本GDP被中国超越来反证日本经济失去了20年。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我们在经济质量上与日本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从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的GDP总量，中国早就超过日本，2009年中国为9.09万亿美元，而日本仅为4.14万亿美元。而名义GDP总量，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2012年日本的GDP总量为5.96万亿美元，中国的GDP达到8.22万亿美元。但日本人均GDP为46735.7美元，居第13位，而中国人均GDP仅为6075.9美元，位居87位，远落后于日本。虽然GDP已超过日本，但衡量经济总量的另一个重要指标GNP即国民生产总值却未必已经超过日本。日本吸收外资很少，而在海外拥有大量优良资产，其海外公司每年汇回日本的利润约占其GDP的2%—3%，而中国正相反，在华投资的大量外资企业，每年都要把中国GDP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汇出中国。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很难统计，但这一加一减之后，中国的GNP是否超过日本，还很难说。事实上，GNP也许比GDP更能真实反映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国民的富裕程度。

　　绿色GDP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简单地讲，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绿色GDP的统计难度很大，许多指标难以量化，又无国际统一指标，中国国家统计局曾经进行过绿色GDP统计尝试，尽管不十分精确，但绿色GDP要比实际GDP低很多。有关测算表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虽在下降，但到2011年仍高达4%左右。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停留在“粗放”状态，单位GDP所需的资源以及能源消耗远高于日本。日本在节能环保产业、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方面居世界一流，而中国在这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这样看来，日本绿色GDP将大于中国。 

　　在社会公平方面，应当说日本是社会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尽管日本近年来也出现了差距扩大的趋势，但总体来看，仍居世界收入分配最公平、差距最小的国家之列。其基尼系数只有0.32左右，而中国高达0.47（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013年1月18日披露：从2003年到2012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0.47到0.49之间，2012年为0.474）。从地区差距来看，在日本，最发达的东京与最落后的冲绳人均GDP之比在两倍之内，若考虑到物价因素几乎没有差距，而中国最发达地区与最落后地区之间却有十倍之差（具体数据参考《中国统计年鉴》）。在社会保障方面，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已实现养老、医疗保险的全社会覆盖，而在中国，社保系统刚刚启动，水平还很低，还有很多农村地区未能全部覆盖。日本早在80年代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目前城市化率高达70%以上，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了均等化，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几乎不存在差距。中国仍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城市化率在50%左右，而且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至少在三倍以上，特别是城乡之间社会公共服务的差距极大。 

　　从产业结构来说，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已经实现了发达国家中最先进的产业结构，其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4%左右，而中国的这一比例现在还高达47%。在世界产业链中，日本居高端地位，而中国仍居于中低端地位。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工厂”，钢铁、一次能源以及中低端家电产品、服装等产量世界第一，但是在高端、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方面并没有优势。此外，在公共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方面，中国与日本的差距更大。 

　　从企业层面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中国企业的整体实力得到很大提升，但与日本企业的差距还很大。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企业就已相当成熟，拥有丰田、日产、日立、东芝、松下、新日铁等世界顶级企业，而且这些企业包括许多中小企业掌握着众多的核心技术，形成了许多世界级品牌。日本企业与欧美国家相比几乎无差距可言，所生产的产品如高端电子芯片、半导体、机器人、家电和汽车等甚至要超过欧美。而从中国的现状来看，世界顶级企业和品牌极少。中国的企业严重缺乏自主的核心技术，大而不强。近年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但是日本企业的总体排名更加靠前，而且多以制造业为主，中国多数上榜企业为具有垄断资源的国企央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相比日本还是略逊一筹。 

　　过去40多年，日本头顶“世界第二”的光环，既有积极转变增长方式、调整升级产业结构、开发节能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带来的光荣，也有被成功冲昏头脑、张扬于世、政策失误导致泡沫生成并破灭，最终饱尝“长期低迷”的苦果而留下的沉痛教训。日本的经验与教训，着实值得中国认真借鉴和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