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黄昌朝在《日本学刊》2013年第6期发表《日本在东亚区域环境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分析》。

　　黄昌朝在文章中指出：以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域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研究东亚区域环境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发现，日本作为该区域唯一的发达国家，借着环境理念、技术和经济实力上的优势，在东亚区域环境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建设、经济保障和技术支持方面起着领导性作用。但是日本为东亚地区供给区域环境公共产品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诉求，以及区域认知共同体的缺失，制约着日本成为真正的环境治理领导者并带领东亚邻国走向区域环境共同体。

　　（一）成为“政治大国”是日本供给东亚区域环境公共产品的根本诉求，也是制约其发挥领导作用的瓶颈

　　二战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但在国际上一直处于“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尴尬地位。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实力的进一步膨胀，使得日本摆脱“政治侏儒”形象的愿望进一步增强。1982年出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就主张实现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并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然而，日本的“政治大国”之路走得并不顺利。1991年日本宣称争取在五年内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然而20多年过去了，日本离那个目标却越来越远。这对日本争做“政治大国”是个巨大的打击。因此，如何让国际社会在现实和心理上接受自己，是日本外交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全球和区域环境治理的兴起使日本意识到，在环境保护领域积极行动所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小，而且在环境领域表现出对全人类未来的关注和责任感，能给国际社会留下负责任大国的印象，这可能成为日本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的捷径。日本外务省地球环境与亚太合作大使赤尾信敏也认为，“这是日本做出贡献，掌握主动权的极好机会，必须予以积极的反应。”东亚成为日本开展环境外交的重点区域。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环境利益的相关性，日本可以通过提供区域环境援助和倡导环境机制建设，维护自身的生态利益；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环境合作改善和东亚邻国的政治关系，因为这一地区不但是日本开展经济活动的主要区域，更是日本确立国际社会地位的合适区域。

　　但是，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殖民历史还令人记忆犹新，战后日本也未对自己的侵略行为作认真的检讨。同时，为推动自身产业的升级换代，日本将生产转移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环境造成掠夺性破坏。另一方面，日本环境ODA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1992年和2003年的《ODA大纲》中都提出将受援国的军事、民主化、人权情况等因素作为判断是否提供环境ODA的前提条件，2009年更提出了要以受援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以及与日本合作的意义、目标和方向为考虑因素的援助计划。 2012年，日本以5亿美元的环境援助为筹码换取太平洋岛国的支持，目的就是制衡中国。这些因素和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尽管周边国家接受日本的环境援助，但是对日本的行为动机缺乏信任，在日本推动东亚区域环境合作机制建设的过程中，其他邻国更多地采取被动观望的态度，参与度不高。可以说，日本开展环境外交的过程中在传递信息上显然不够有效。

　　（二）经济利益是日本供给区域环境公共产品的直接诉求，同时也影响着日本在供给中的效果

　　日本开展环境外交、供给东亚区域环境公共产品的另一重要目的是拓展和保护东亚市场，并力图在新兴的环保领域占据优势地位。2005年日本的《ODA中期报告》就指出，日本供给环境ODA，不但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而且日本也享受着双边贸易的实惠，满足自身对海外资源、能源的需求。近20年来的经济疲软，使日本在努力保持原有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点，而环保产业的兴起正符合日本在经济利益上的诉求。

　　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即已致力于环保立法、开发环保技术，至今已经拥有“世界第一的环境技术”。在2010年的《ODA研究最终报告》中，日本提出把投资环境作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ODA的重点，以满足近年来东亚邻国对于环保技术需求量的增加。以中国为例，日本学者测算，2008年环境产业产值为4800亿元，环保投资为4494.8亿元，如果以年均增长15%计算，2009～2012年的环境产业产值为2.76万亿元，“十二五”期间的环境产业产值可达4.92万亿元，市场潜力巨大。这对日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但是，日本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制约着其区域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也是东亚区域环境治理机制制度化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日本环保技术和环保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但对受援国的基础设施和技术人员要求较高，许多受援国并不能满足要求。同时，日本在技术转让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附带条件，也制约着日本环保技术在东亚其他国家的拓展。

　　以中国为降低二氧化硫排放所引进的脱硫技术为例。201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在重点环保投资项目中，仅电力、钢铁、水泥等行业脱硫脱硝的投资需求就达1035亿元。然而，在排名前20位的中国环保企业所签订的引进脱硫设备项目中，日本仅占了四席。究其原因，除了日本专家对中国引进脱硫技术决心的判断有误外，还包括日本在技术转让过程中的技术保密性要求高，脱硫设备配件全部在日本生产，然后出口到中国，导致成本较高，中国企业支付困难。另外，日本在技术转移中附带其他要求，引起中国的反感，削弱了日本在技术领域的领头羊作用。

　　（三）认知共同体的缺失是东亚区域环境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制度化水平低的另一重要原因

　　所谓认知共同体，皮特·哈斯（Peter M.Haas）将其界定为“在一定问题领域或议题范围内形成的一个具有权威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专家网络，他们能达成共识，在与决策相关的知识方面具有发言权”。从认知共同体的角度出发，一个成功的机制和网络必须与专家网络相联系，他们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形成共同的认识，这样可以减少政策制定的不确定性，并形成一套共同的解读系统，对政策选择的形式和范围施加影响。然而，东亚各国的专家和学者对众多的环境问题并没有形成一个认知共同体。以东亚酸沉降监测网（EANET）为例，东亚环境认知共同体的缺失，导致该网络没能在日本的推动下形成一个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EANET是在日本的倡导下，于2001年正式运行的监测东亚区域酸沉降的公共产品。其组织框架内包含了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技术机构和学术支持机构，并在参与国设立监测点和信息中心。相较于东亚其他环境机制而言，EANET可以说是较为成熟的区域机制，但日本作为EANET创立和运行的领导者，并没能带领东亚国家把它推向制度化水平更高的阶段。究其原因，和日本建立EANET的出发点有关。日本在EANET的建立和运行中给予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但日本是以一种“受害国”的角色为出发点的。日本科学家通过研究证实，日本西海岸的酸雨大量来自于西面的亚洲大陆，如1992年日本的酸雨有46%来自于国内污染，42%来自于中国，12%来自于韩国。但日本不像当时北欧的瑞典、挪威一样反应强烈，主要原因是东北亚国家对酸雨影响其他国家的数量和范围没有达成共识，如中国科学家就证实只有8%的酸物质输送到其他国家。因此日本政府在酸雨问题上的环境外交是“积极但又谨慎”的，从未敢对中国做出正式的指责。同时，日本也害怕因此承担更多的经济负担，这与欧洲的法、英、德等国愿意承担经济责任不同。日本陷入了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积极呼吁区域内国家共同解决，并提供适当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日本又缺乏足够的意愿和能力采取实际行动。

　　现在看来，纪思道描述的亚洲环境会更趋恶化，因为东亚绝大部分国家还处在经济高速发展期，采取的是“边污染，边治理”的发展模式。而日本作为东亚唯一发达国家，在环境理念、技术和资金上的优势使其有条件成为区域环境公共产品的大国供给者，但囿于自身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诉求，其主导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为增强日本的供给作用，日本政府和企业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日本在制度创新上的领导力推动了东亚环境治理机制的建立和发展，但也导致了环境机制的功能重叠严重。环境议题出现在不同的机制里，虽然有助于议题得到重视，但也分散了解决问题的实力。因此日本应该着力推动某些重点环境机制，使之朝向制度化水平更高的方向发展。比如EANET，不仅可以覆盖东亚大部分区域，在制度上也应该更为成熟。

　　（2）日本环保技术和理念在世界上领先，是提高区域环境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日本开拓环境市场的重要媒介。日本政府和企业应该加强与东亚邻国的合作，提高对受援国政府和企业援助的落实力度，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环保理念和技术的进步。

　　（3）东亚环境机制的制度化水平落后于欧洲和北美，东亚国家没有构建起一个统一的认知共同体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日本作为环境大国，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认知体系，并在区域层面达成统一的认识，成为提高东亚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重要途径。

　　（4）东亚要像欧盟那样建立一个环境安全共同体，就必须在区域环境合作的基础上，提升每一个国家的政府、企业集团和非政府组织的能力，使区域环境政策的合作具体化，这样才能协调各种治理措施，共同解决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