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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国龙:缘人——日本人论的方法论透析
作者:游国龙     时间:2015/5/2 22:36:40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华侨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游国龙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3期发表《缘人:日本人论的方法论透析——从心理人类学到心理文化学》一文。

  游国龙认为:缘人是日本人基本人际状态的模型。它分为集团、社会交换、情感控制的文化机制、自我认知等四个维度。初始集团是以父子关系占优势地位,母子关系占亚优势地位;次级集团是以家元为典型,缘约原理为运作方式;社会交换模式是好意优先型;情感控制的文化机制是抑制型;自我认知是自他协调型,由此构成一个整体人模型。尚会鹏把中国人、美国人、印度教徒和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命名为伦人、极致个人、阶序人和缘人,以基本人际状态为中心,重组、创建了心理文化学的理论体系,力图解决许烺光心理人类学的根本问题。滨口惠俊提出的间人主义只是做了许烺光心理人类学的日本化工作,理论创新是缺位的,尚会鹏则对理论内核进行了升级,提出一个全新的研究范式。

  游国龙在文章中指出:日本人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的民族,同时也喜欢探讨与其他民族的差异。[①]

  野村综合研究所做过统计,从1946~1978年这33年间,讨论日本人、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特性的著作达到698部之多。如果放宽统计的时间,这个数目会更为惊人。

  关于日本文化论、日本国民性这方面的研究,在日本被统称为“日本人论”。然而,这方面的成果虽多,但大多数是带有个人体悟性质的杂感,具有理论视角,能达到滨口惠俊所谓“日本研究”的水平的研究较为少见。[②]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土居健郎的娇宠心理、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许烺光的家元等是其中的经典。它们经受时间的考验,尽管已发表许久时间,仍不断被后人提起。

  进入21世纪,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也兴起了一股日本人论的研究热潮。[③]北京大学尚会鹏教授提出“缘人”的概念,研究日本人在集团结社、社会交换、自我认知、情感控制的文化机制特点,清晰地刻画出日本人的行为模式。[④]一批中青年学者受其启发,研究日本战前与战后的国家行为,也给这方面的研究注入了一丝活力。[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指出,中国的对日研究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之后,应力争重构日本研究的中国语境,创新中国日本研究的学科范式。[⑥]尚会鹏的日本人论是在中国语境下做的创新。本文拟通过对尚会鹏建构的缘人模型进行解构,给予合适的评价,以期对创新中国日本研究的学科范式有所启示。

  一  “缘人”的内涵

  “缘人”这个概念与心理社会均衡(psychosocial homeostasis,以下简称PSH,参见图1)模型有关,它是一种基本人际状态(human constant)类型。日本人维持心理社会均衡的特点是:

  第3层与第2层的界限较为模糊,第3层中常有第2层的住客。亲属成员虽是生命包中的重要成员,但主要是由因某种机缘而走到一起的人构成的。家庭成员中可以有非血缘关系者如仆人、雇工、老板、上司等。缘人PSH模型的第2层与第1层也没有严格的区分。第1层包括国家事务以及国家层面的人(如天皇)和文化规范(如类似民族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对这一层的情感投注,意味着个体较容易将国家以及民族层面的意识形态等作为某种绝对或神圣之物而对其献身。缘人PSH模型最内的三层(“潜意识”、“前意识”、“超意识”)对于缘人不那么重要,因为无须动员潜意识层或到超验世界寻找精神的寄托,或通过洞察灵魂背后的东西以获得个体存在的真实感。第4层与第3层的分界线(个体人的边界)也不特别明显和强烈,表明缘人不特别强调个人的感受。缘人重点开发的是第3层和第2层内容,故第3层这一波段比较强烈。缘人也是对人关系中心的生活方式,行为上重视相互依赖,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缘人主义崇尚的价值观大都与发挥人的相互性有关,但更强调对天皇、优位者绝对的献身和忠诚,强调与他人的协调等。 

 

图1 缘人的PSH模型

  资料来源:参见许烺光:《家元:日本的真髓》,《许烺光著作集8》,于嘉云译,台北:南天书局,2000年,第138页。 

  日本人维持心理社会均衡的方式不同于中国人,也不同于美国人以及印度人。质言之,不同民族维持心理社会均衡是有差异的。尚会鹏认为,他们在缔结集团、社会交换、情感控制的文化机制、自我认知等几个行为与认知层面上,有不同的表征,并根据其特点,把中国人、印度人、美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命名为伦人、阶序人与极致个人。[⑦]缘人的基本内涵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一步说明。

  (一)集团

  集团维度可细分为初始集团与次级集团。在初始集团中,缘人的亲属关系是以父子关系占优势地位,母子关系占亚优势地位。它的家庭成员资格较为宽泛,父亲拥有绝对权威,等级明显,强调长子继承制,成员有一定的离心性。主要次级集团是以家元为典型,个人加入家元组织有可选择性,组织中有连锁的等级关系,家元长具有绝对的权威,家元弟子是以拟亲属的方式交往,这种运作方式被称为缘约原理。[⑧]

  (二)社会交换

  缘人的交换模式是“好意优先型”。它是一种不等价交换,具有非同时性、非等价性和非限定性的特点。根据地位差,有时个人付出大于或等于还报,有时则相反,付出与收获并不总是相等。一般情况下,上位者对下位者付出更多的关心、庇护、物质上的资助,后者则要对前者付出更大的服从、尊敬和献身。在交换过程中有价值的转换,对于不同圈子的人,实行不同的交换法则。在最亲近的“身内圈”实行娇宠法则,在“仲间圈”实行义理法则,在“他人圈”实行公平法则。[⑨]

  (三)情感控制的文化机制

  缘人的情感控制的文化机制都是抑制型。个体在情感转化中的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某种抽象观念,而是来自个体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境。个体主要不是将那些与社会文化要求不符的原欲强行压制到潜意识中,而是将其抑制到较浅的意识层次(如“限表意识”或“前意识”)中。

  缘人的心理上表征是耻感。由于缘人的自我认知更难确定“自己”,因此不仅对自己的负面评价会引起个体的耻感,来自他人的正面评价也通常会引起更大的耻感。

  缘人的行为上表征是情境型行为。缘人所属的最主要的集团并非完全由亲属成员构成,亲属集团和非亲属集团有一定的可转换性,故集团情境的范围更广泛和更不确定,因而所要参考的变量更多样和更不固定。

  缘人的性欲进入情感的许多方面,但常以伪装的形式出现。对性欲望本身进行“化妆”,使其美化、改形和提升。借助某种仪式或突出情爱表达的方式将性欲隐藏起来,使其得以升华等。[⑩]

  (四)自我认知

  缘人的自我认知类型是自他协调型自我。人趋于在一个亲密的人际关系圈子内与他者的互动中界定自我和看待外部世界,个体的自我观念并不那么清晰,它不是把个人视为独立之个体,而是视为与他人相互联系的状态。它是“相互依赖型”自我的一种。缘人自我认知参照群体的特点是,亲属成员虽为PSH第3层的重要内容,但并非处于绝对优先地位,亲属集团不那么恒定和持久。缘人的自我认知,是通过个我与群我融合的方式达到均衡的。不过,“个我”与“群我”并非处于等量平衡状态,它更强调后者,即强调个我依存、融合于群我(如社会、家族、企业、利益共同体等),因而没有一个作为中心的明显的“自己”存在。本我既没有像“个人”那样被压抑到潜意识中,也不是像伦人那样完全角色化。“个我”与“群我”均衡过程中需要牺牲的个我部分可以以“本音”的方式存在和释放,从而使得个人的PSH获得动态平衡。强调序列和位置,是“自—他协调”型自我获得自我确实感所必需的。[11]

  以上是缘人在集团、社会交换、情感控制的文化机制、自我认知等基本人际状态四个维度的基本内容。从与伦人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别。但如果一个社会文化体系缺少一股力量将人们的行为指向某个方向,引导人们去追求值得追求的东西,那么,人们的行为不会表现出一致性。尚会鹏把缘人社会的这种心理文化取向,称为“对人关系中心”。它的终极理想,是对某一最高地位的权威人物的忠诚。缘人社会的主要价值观有和、忠、缘、义理、人情、寂等,它们构成了缘人社会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主要是为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但其中多了对权威的服从因素。整合后的价值观形成了“缘人主义”,以适应缘人的“对人关系中心”这一心理文化取向。伦人社会的心理文化取向是“人伦中心”。人们生活的重心是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们生活的文化理想是“人与人之间的彻底和谐”。伦人社会的主要价值观有孝、仁、和、义、礼、智、信、忠、廉、耻、中庸之道、礼尚往来、知恩图报。这些主要基于人的“相互性”并集中由儒家思想所阐释的价值观,构成伦人社会关键词,旨在教导人们扮演好各种社会角色,重点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问题。

  二  心理文化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创新

  PSH模型是美籍华裔心理人类学家许烺光创建的。尚会鹏把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命名为“缘人”,是试图对许烺光的理论体系进行修正与完善。从方法论上来说,他也属于心理人类学派,是对许烺光学说的直接继承。

  许烺光是心理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他提出心理社会均衡理论的目的,是为解决文化与人格从事的国民性研究缺少一个可以解释受社会关系与文化因素影响的心理学理论的问题。他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12]心理人类学也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得到学界的承认。[13]然而,许烺光的理论体系也存在着一些批评,但笔者认为,它的问题是理论抽象化的程度不够。

  为了勾勒出一个文明的整体面貌,这个学派通常的做法是以对词的方式对研究对象进行概括,并作为讨论的基础。文化与人格研究早期常以神话人物作隐喻,如酒神型、日神型,后来则以心理学病征进行比喻,如耻感文化、罪感文化。许烺光是把“个人中心”、“情境中心”、“超自然中心”等概念作为一种心理文化取向,以及把“自我依赖”、“相互依赖”、“单方面依赖”等概念作为行为取向进行概括。但在他的研究范式中,也凸显着用来研究更多文明社会的困难。日本是许烺光进行整体性研究的第四个大型社会。他经常是以“不像中国人那么……也不像美国人那么……”,或者“不像中国人那么……也不像印度人那么……”加以描述。而且,在许氏假说中,日本与中国同样是父子关系占优势地位的。假若不是他指出日本是母子关系占亚优势地位,几乎难以在他的概念工具中区分出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显著区别。[14]因而,滨口惠俊与作田启一直言,许烺光对日本的研究采取了折中的方式。[15]它意味着对研究对象的描述不够精确。

  许烺光开发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等,都是围绕着亲属关系展开的,但尚会鹏认为,不能把亲属体系中的优势关系及其属性当作因果关系链中的终极原因,主张把优势关系的概念与PSH模型和基本人际状态结合起来使用。[16]因此,打破了许烺光心理人类学的理论体系,以基本人际状态为中心,创建了一个新的心理文化学理论体系。

  具体而言,基本人际状态依“社会”和“心理”两个层面,分成集团、交换、自我认知、情感控制四个维度,作为解释人类行为的四个面向。集团面向是解释人缔结团体的规律。“许氏假说”与“次级团体假说”对此有较好的阐释。尚会鹏沿用了这两个理论,但把它限定在说明人在缔结集团方面的特点。[17]交换面向是解释人怎样与他人互动。尚会鹏自己开发了“等意义交换”理论。情感机制面向是解释人怎么样控制情感。许烺光已开发了“情感与性欲理论”,尚会鹏稍加修正,并沿用了这个理论。自我认知面向是解释他人怎么看我的认识,尚会鹏提出了“自我认知理论”。此外,他还假定人必须维持心理社会均衡的满足,提出了“三类别层次需要论”,同时在解释人们受某种力量导引去选择投注情感的方向时,提出了心理文化取向理论。总的来说,尚会鹏尝试建构一个以PSH模型为核心、以基本人际状态的四个维度为支柱,以及行为原动力与引导力所构成的整体人模型。

  心理文化学之所以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并不只是因为在理论上进行了修正与完善,而是它从根本上解决了旧范式存在的问题。在心理文化学之中,尚会鹏把基本人际状态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并根据“个体性”与“相互性”这两种人类的基本属性将其分为“个人”与“间人”两大类型。[18]在这两大类型之下,又可以细分为若干的亚类型。个人类型以现代欧美型、古希腊型、古以色列型为代表。间人类型以中国型、日本型、印度型为代表。这些不同的基本人际状态构成了一个“人的系统”,它们在情感维度、自我认知维度、交换维度和集团维度之间都有不同的表征。尚会鹏把中国人、美国人、印度教徒和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命名为“伦人”、“极致个人”、“阶序人”和“缘人”,就像是数学运算,以“伦人=中国人”作为等式,再以“伦人”进行论述。从理论上说,只要能够确定一个民族的基本人际状态类型,便可为它命名,进行讨论。它高度抽象,可以解决许烺光的根本问题。

  三  心理人类学的日本研究

  在尚会鹏之前也有学者尝试对许烺光的理论体系进行修正。滨口惠俊提出“间人主义”社会(Jen-ism or contextualism)的概念[19],以区别于西方的“个人主义”社会,并以飞行术语“inside-out”与“outside-in”来总结两种社会的行动特点,在日本有一定影响力。[20]在间人与个人这两种不同生存状态下所形成的行为模式、社会特点都有差别。

  1.行为基准:间人是“标准型”行为,即针对不同的状况设定不同的行为准则,而个人的行为基准是“规范型”行为,指不论在任何状况下都采取相同的价值判断。最早滨口把它称为状况型行为。参见浜口恵日本らしさの再見、28頁。

  2.自我意识:间人是“自分”,它不是指自身内部的抽象实体,而是自身外部,自己与他人共有的现实生活空间中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同上书,第73页。个人是“自我”(self),认为自己是自立的、是一个独自的主体。

  3.人格:间人的人格是“人”(Jen),即考虑到社会关系与文化互动的实体。个人类型是“パーソナリティ”(personality),不考虑社会关系与文化互动,仅关注个人内心的复杂不安情绪。

  4.文化基础:间人是“他人信赖”,即与人交往的基本前提是信赖他人,而个人的“他人不信”则是防卫心很重地怀疑他人。

  5.人际交换特点:“报”与“契约”。间人是“报”,即根据角色以及与此相关的义务的规定而自动达到平衡的行为。个人是“契约”,即依靠条文来约束双方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为交易关系、成为一种手段的倾向。

  综上,间人与个人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属性:间人是相互依存主义、相互信赖主义、把人际关系视为本质,而个人是自我中心主义、自我依赖主义、把人际关系视为手段。[21]

  滨口的研究成果其实是得益于许烺光的心理人类学。他将许烺光心理人类学全面地引进了日本,并做了日本化的工作。许烺光研究日本的目的之一,是为完善许氏假说。经过实地调研,他发现中国与日本在亲属关系结构方面的差异,因此,提出“亚优势关系”作为“优势关系”的次要变量加以完善,除此之外,一系列关于大规模文明社会研究的层面都没有展开。这留给滨口发挥的空间。但严格地说,滨口没有做出重要的理论变革,他只是以一套新的概念体系(特别是日语的)取代旧的概念体系。诚然,滨口也曾修正许烺光的学说,但其他面向的内容,如自我意识、自我认知、文化基础等都没有论述。而且,后来他把焦点放在日本与西方的对比之上,不再着墨中国与印度的情况。这也许是他不了解中国与印度社会的情况,所以选择了淡化;也可能是没有能力解决理论的问题,所以选择了忽视。然而,他把注意力放在日本与西方的对比之上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不仅不能解决许烺光学说存在的问题,而且其问题也遗留在他的研究之中。敏锐的读者很容易就联想到,滨口所描述的间人主义、间人社会的各种特征,似乎不是日本所独有,其他非西方社会,如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也可以发现同样的特点。[22]他放大了对词的表述问题。

  毋庸讳言,尚会鹏使用的间人概念来自滨口。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等意义交换理论、自我认知理论、心理文化取向理论等作为整体人模型的支柱。他把滨口提出的一些概念做了相对化的处理。例如,第一,区分出情感控制的文化机制中伦人与缘人抑制型的差异,与个人的压抑型、阶序人的障碍型进行对比。第二,区分出伦人的相互依赖型自我与缘人的自他协调型自我在自我认知上的区别,与个人的独立自我、阶序人的神性自我进行对比。第三,把对人关系中心作为缘人的心理文化取向,与伦人的人伦中心取向、极致个人的个人中心取向、阶序人的超自然中心取向进行对比。

  滨口可以说只是做了许烺光心理人类学的“补丁”工作,即提出一个修护漏洞的补丁包,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合理地解释日本人的行为。尚会鹏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许烺光的根本问题。他类似提出功能更强、漏洞更少的新版本,力图在内核上进行更新换代。

  四  缘人模型的评价与问题

  利用心理分析研究文化的视角,从“文化与人格研究”到“心理人类学”再到“心理文化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方法论亦有重大的变革。这三个阶段中不约而同皆有学者对日本进行了研究。总的来说,尚会鹏的心理文化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许烺光始终坚持以亲属关系来解释个人与文明总体发展趋势的关系。尚会鹏则把基本人际状态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23]两人相较,许烺光是以“亲属关系”为中心,尚会鹏则是以“基本人际状态”为中心。心理人类学到心理文化学的发展,就是以“亲属关系”为中心到以“基本人际状态”为中心的理论体系转变。

  第二,尚会鹏以基本人际状态为中心,构建了一个“整体人模型”。等意义交换理论、自我认知理论等也可单独用来解释人的行为的某一部分。但心理文化学的价值就凸显在它是结合了这些不同的维度来解释人的行为。尚会鹏把基本人际状态作为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将重心转移到解释人的行为的原理上。他不再试图阐明它与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力图打造一个解释人类行为的原学问。

  第三,尚会鹏描绘的整体人,包括缘人、伦人、阶序人、极致个人等,都是一个模型,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人。它描述的是“人的原型”,指一个社会的每一个人所具有的共性。尚会鹏给不同民族的基本人际状态进行分类,并做了理论上的升级,才使得研究“人的原型”成为一种可能。

  第四,缘人模型是基于情感人假设构建的。以国际关系领域来看,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攫取钓鱼岛等问题,都可以归结到现实主义强调的理性因素,即追求国家利益。但运用缘人模型来做解释,日本向外扩张可能是为追求国际秩序中的等级序列,所反映的是缘人在家元中对序列的敏感。[24]理性因素强调的是普遍性,情感因素强调的是差异性,两者的解释范围有较大差别。就此问题来看,考虑情感因素或许更有解释力。

  第五,整体人模型分为集团、社会交换、情感控制的文化机制、自我认知等四个维度。尚会鹏是从这四个面向来分析人的行为。然而,这个整体人模型仍是极其简化的结果,许多方面的面向并没有涉及。例如,育儿方式与社会化、宗教信仰与人神关系、择偶与婚姻型式等。因此,尚会鹏的整体人尽管有自成体系的特点,但解释范围稍嫌不足,如果能涵盖更多面向的内容,会有更大的解释力。

  PSH模型与中国文化背景有密切联系。它是中国儒家的修、齐、治、平的思想,以及中国文化中的“平衡”、“中和”思想在心理学理论上的体现。[25]它代表中国学者对人类相互理解所做的努力,是中国学者所做的理论创新。滨口在几十年前即批评以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来理解日本人的问题。现今中日两国之间相互理解的矛盾,是不是多少也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囿限?不论如何,缘人与伦人模型是中国学者对理解日本人行为模式提出的一个尝试,它或许能为中日相互理解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考。


 


 

[①]以藤原正彦2006年问世的《国家的品格》来看,它的销售量在短短半年间就超过了200万册,而陈忠实的《白鹿原》20年间才销售100多万本,尽管这种比较不够严谨。

[②]滨口所谓“日本研究”则是具有理论方法的“日本人论”。参见:浜口恵俊『日本研究原論』、有斐閣、1998年、1~2頁。

[③]更多相关研究,参见张建立:《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现状与课题》,《日本学刊》2011年第4期。

[④]尚会鹏:《“缘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日本学刊》2006年第3期。

[⑤]如游国龙:《序列意识与大东亚共荣圈——对二战时期日本国家行为的心理文化学解读》,《日本学刊》2013年第2期;张建立:《战后日美关系的心理文化学解读》,《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4期。

[⑥]参见李薇:《继往开来、创新奋进———在日本研究所建所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日本学刊》2011年第3期。

[⑦]参见尚会鹏:《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0页。

[⑧]参见尚会鹏:《日本家元制度的特征及其文化心理基础》,《日本学刊》1993年第6期。

[⑨]参见尚会鹏:《论日本人的交换模式》,《日本学刊》2009年第4期。

[⑩]参见尚会鹏:《论日本人感情模式的文化特征》,《日本学刊》2008年第1期。

[11]参见尚会鹏:《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日本学刊》2007年第2期。

[12]参见游国龙:《文化与人格研究和心理人类学的方法论剖析——以〈菊与〉与〈家元〉为例》,《日本学刊》2010年第5期。

[13]Francis L. K. Hsu,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Approaches to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Homewood, Illinois: Dorsey Press, 1961.

[14]许烺光认为,日本是母子关系占亚优势地位,而中国没有占亚优势地位的任何一组人伦关系。参见许烺光:《家元:日本的真髓》。

[15]Francis L. K. Hsu『比較文明社会論』、作田啟一?浜口惠俊译、培風館、1971年、377頁。

[16]参见尚会鹏:《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第96页。

[17]尚会鹏:《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第96~97页。

[18]同上书,第62~63页。

[19]亦有学者译为“人际关系主义”。参见杨劲松:《滨口惠俊及其“人际关系主义”理论》,《日本学刊》2005年第3期。

[20]浜口恵俊『間人主義の社会日本』、東洋経済新報社、1984年。

[21]浜口恵俊『日本研究原論』、27~29頁。

[22]参见尚会鹏:《“缘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日本学刊》2006年第3期。

[23]参见尚会鹏:《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第96~97页。

[24]参见游国龙:《序列意识与大东亚共荣圈——对二战时期日本国家行为的心理文化学解读》,《日本学刊》2013年第2期。

[25]参见尚会鹏:《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及其中国文化背景》,《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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