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梁军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6期发表《劳动生产率增速变动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全文约1.8万字）。

　　梁军认为，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这是由企业员工培训的相对缺失、就业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技术进步步伐的减缓、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国民投资率的下降、国内外自然条件的恶化等一系列因素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抑制了日本潜在产出的增长，并与需求不足引发的产出缺口共同导致了日本经济增长的长期低迷。

　　梁军在文章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泡沫破灭以来，尽管日本经济并没有“失去”，但经济的长期低迷却是不争的事实。日本实际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表明，1991年以来，绝大多数年份的实际GDP增长率都低于1980～2012年的年均增长率。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既有持续通货紧缩环境下居民和企业缩减消费与投资导致的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也有总供给能力萎缩或者说潜在产出增长率下降的问题，是总需求不足和总供给能力下降两方面原因所共同导致的。深入分析90年代以来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变动趋势及其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对于从供给能力角度揭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复杂动因，进而深刻理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加快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日本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速的变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呈现出新的变动趋势。为了更好地分析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动态特征，我们将对80年代和1991年后两个阶段的日本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速进行纵向比较。从劳动生产率本身看，在80年代，日本的劳动生产率由1980年的人均487.42万日元提高为1990年的人均679.30万日元，十年间增长了39.37%，而在1991～2012年间，劳动生产率由1991年的人均688.66万日元提高为2012年的人均828.29万日元，21年间仅增长20.28%。从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看，1980～1990年为3.38%，1991～2012年仅为0.88%，后者只有前者的26%。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波动幅度看，80年代波动幅度较小，全距为4.21%，标准差为1.34；1991～2012年的波动幅度明显扩大，全距为9.04%，标准差为1.75，分别为前者的2.15倍和1.31倍。从劳动生产率增速变动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变动走向看，在80年代，尽管个别年份的增速比上年有所下降，但增速全部为正，其中有七年的增速超过了3%，这表明劳动生产率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而在1991～2012年间，有六年的增速为负，正增长的年份中有五年低于1%。纵向比较表明，90年代以来，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发生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从之前的相对平稳转变为总体下降。

　　（二）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的原因　

　　影响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劳动者素质与能力、技术进步、要素配置效率、资本投资、自然条件等几个方面。90年代以来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也可以从这几方面找到原因。

　　1.劳动者素质与能力因素

　　一般来说，一国劳动者的平均劳动熟练程度越高，其劳动生产率也越高。从根本上说，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90年代以来，两方面因素对日本劳动者素质和能力的整体提升产生了负面影响：（1）企业对员工特别是非正式员工培训的缺失，（2）就业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

　　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是提升劳动者素质与能力的有效途径。二战后很长时期内，日本企业普遍重视对员工职业技术技能的培训，员工培训具有连续性、终身性和全员性的特点。企业对员工职业技术技能的培训，提高了员工的素质、能力以及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和责任感，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90年代以来，伴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和经济的持续迷，很多日本企业降低了对员工的培训实施率。与此同时，出于降低工资成本与增加企业用工灵活性的需要，许多企业开始大量雇用派遣工、临时工等非正式员工，导致企业中非正式员工的比重不断上升。相对于正式员工，日本企业对非正式员工的培训实施率更低。员工培训实施率的降低，特别是大量非正式员工培训的缺失，对企业员工素质和能力的提升造成了较大抑制，也由此导致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

　　就业人口的年龄结构也是影响劳动者整体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明显加快。加上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必然导致就业人口年龄结构的日趋老龄化。据统计，日本15～39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占其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1980年为51%，2000年为43%，2012年降至39%；40～70岁及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所占比重则逐年上升，从1980年的49%升至2000年的57%和2012年的61%；60～70岁及以上的老年劳动力所占比重的上升趋势更为明显，1980年为9%，2000年增至14%，2012年进一步增至19%。虽然年龄越大的劳动者，其专业技术技能越高超，但无论是在体力和精力方面，还是在新技术、新知识的接受和学习方面，相对于青壮年劳动力，中老年劳动力特别是老年劳动力无疑都处于明显劣势。另一方面，由于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等企业人事制度安排，大批日本中老年正式员工事实上成了企业内部的“富余闲散族”，其结果是，不仅造成了企业内部资源的浪费，而且也极大地抑制了企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此外，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也会影响其劳动熟练程度，而工作积极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其收入分配的激励。受经济长期低迷和低收入非正式员工大幅增加等因素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全部劳动者的月平均工资持续走低，2012年的314127日元创下了1990年以来的最低值。月平均工资的持续走低，不可避免地会对日本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努力程度产生负面影响，进而会降低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速。

　　2.技术进步因素

　　作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影响因素，技术进步往往会通过提高生产投入要素的效能，大大降低单位产出中的劳动消耗。从战后初期开始，日本实施了一系列科技振兴计划，大力引进、消化和创新先进技术，努力实现技术赶超。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技术进步的步伐却开始明显放缓，资本产出比率持续上升，科技投入的产出弹性有所降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滑，许多重要产业的技术升级陷入困境。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日本的资本产出比率为0.11，1995年、2000年和2004年分别上升为0.13、0.14和0.15。另有实证研究表明，泡沫经济崩溃之前的日本科技投入具有较高的产出弹性，1991年后则大幅下降，从之前的0.5%～0.6%降到0.3%。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日本的通讯、精密仪器及机械、交通运输、电子电器等核心产业的产值增速和国际市场占有份额大幅下降，产业技术升级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并导致测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下滑，从1990～1996年的0.8降到1999～2003年的0.05。

　　劳动者特别是科技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提升遭到抑制是日本技术进步减缓的基本原因，此外，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也是其技术进步减缓的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快速进入以信息技术及其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时代，而日本陶醉于之前已经取得的制造业强国的辉煌业绩，没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特别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在世界大国竞争中大大落伍。信息技术是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基础技术，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发展的落后极大地拖累了日本其他新兴技术及其产业的成长，从而制约了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提高。

　　国际市场份额的大幅萎缩也是导致日本技术进步减缓的重要原因。通常来说，一国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需要一定的市场需求规模作为支撑。由于国内市场有限，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驱动下，日本充分利用了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大规模扩张的机遇，不断扩大本国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国际市场份额的扩大为日本产品提供庞大购买力的同时，也为其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提供了持续的市场保证和利润激励。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的竞争空前加剧，日本的市场扩张一度引发了激烈的日美经贸摩擦。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在许多产业领域特别是一般制造业领域发展迅速。新兴产业领域落后于美国，传统产业领域又竞争不过劳动力低廉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处在产业夹缝中的日本的国际市场份额大幅缩减，极大地压缩了日本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空间，在导致日本技术进步明显放慢的同时，也影响到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提高。

　　3.要素配置效率因素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与技术进步相关，也与要素配置的效率有关。从根本上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要素配置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一国的市场机制能否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与美欧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许多制度和体制上的原因妨碍了其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有效发挥。

　　在微观层面上，日本实行以相互持股、主银行制、终身雇佣及年功序列为核心的日本式企业制度。企业相互交叉持股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低效率企业；主银行制在一定程度上把企业与外部市场隔离开来，导致企业对银行的过度依赖与经营效率的下降；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等企业内部体制不仅导致了企业管理者的官僚化倾向和企业家精神的衰减，也导致了日本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缺乏，使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难以正常发挥。

　　在宏观层面上，日本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规制、行政指导等多种手段对产业发展、企业活动和居民行为进行着广泛而过度的干预，市场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官僚机构的意志，市场作用受到了过多人为的破坏和扭曲。同时，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滋生了政客、官僚、财界三方相互勾结的利益集团，三方相互支持、各取所需，致使市场机制更加难以发挥其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山、桥本和小泉等多届内阁都大力推行过体制改革计划，然而改革成效甚微。其原因除了日本体制性问题积重难返、体制改革计划的推行不断受到外部冲击和首相更迭的干扰而不得不中断之外，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的阻挠和相对保守的传统文化的羁绊也是体制改革迟迟难以到位的重要原因。经济制度的缺陷及其改革的相对滞后阻碍了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提高。

　　4.资本投资因素　

　　在就业人口一定的情况下，资本投资规模的扩大会提高劳动者人均资本拥有水平，而劳动者人均资本量的提高无疑会提高劳动生产率。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低迷和通货紧缩恶性循环的漩涡。受宏观经济持续恶化与国际市场份额大幅萎缩的困扰，日本国内投资需求严重不足，并由此导致国民投资率持续下降。伴随着国民投资率的下降，日本劳动者的人均资本量呈现出不断下滑的趋势。据统计，日本劳动者人均资本量1991年为226.7万日元，1995年降为207.3万日元，2005年和2011年进一步降为170.2万日元和146.1万日元。根据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随着一国经济总体的资本/劳动力比例的下降，劳动的边际产出会不断递减。90年代以来国民投资率和劳动者人均资本量的下降，抑制了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提高。

　　5.世界价格体系变化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市场价格体系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以原材料和能源为主的初级产品的价格持续下降，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则稳中有升。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加速融入世界工业生产体系，并由此导致世界市场价格体系的发展趋势从根本上发生逆转：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持续下降，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却大幅上涨。以石油国际现货价格为例，1992年每桶仅为20.58美元，2000年达到30.26美元，2005年和2012年进一步上涨为56.7美元和 94.15美元。作为世界上典型的资源能源生产小国和进口大国，世界资源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无疑恶化了日本国内生产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并进而对其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提高产生了负面影响。

　　此外，日本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率比较高的国家，经常会受到强地震、强台风、强海啸等灾害的袭击。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自然灾害愈加频发，尤其是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和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和核泄漏，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日本国内生产所面临的自然条件。

　　除了上述基本因素之外，日本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还与各产业内部的劳动生产率及各产业的产值份额的变化有很大关系。1990～2002年日本的三大产业中，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最低，分别只有农业和制造业的47.6%和27.9%。而且，与80年代相比，1990～2002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幅度也最大，只有其30.8%，虽然农业和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要明显低于服务业。 

　　与此同时，日本的农业和制造业的产值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即产值份额呈现出下降趋势，1990～2002年比1980～1990年分别下降了1.1%和3.5%，而服务业的产值增加值所占比重则明显上升，由1980～1990年的53%提高到了1990～2002年的60.3%。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大幅下降及其产值增加值占GDP增加值比重的上升，不可避免地拉低了日本90年代以来的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速。　

　　（三）劳动生产率变动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变动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可从两方面展开逐步深入的分析：

　　1.劳动生产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

　　一系列公式演算表明，GDP增长率约等于劳动力投入增速与劳动生产率增速之和，这意味着，如果劳动投入量不变，GDP增长率的提高则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拉动。1991～2012年的22年中，日本经济有17年为正增长，而在这17年中，劳动生产率正增长的年份有15年，劳动生产率绝对值的增加对同年日本经济增长率起到了向上拉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经济的正增长。在经济负增长的五年中，有四年的劳动生产率为负增长，劳动生产率绝对值的减少对日本经济增长率产生了向下拉动作用，特别是2009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对GDP增长率的向下拉动高达4.11个百分点。

　　2.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对经济潜在产出的抑制

　　1991～2012年间，多数年份劳动生产率绝对值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日本实际经济的正增长。但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总体下降却极大地抑制日本经济的潜在产出，并与需求不足引发的产出缺口共同导致了日本实际经济增长的长期低迷。笔者采用日本80年代的年均失业率（2.46%）作为虚拟的自然失业率，并以该时期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3.38%）作为虚拟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实际估算1991～2012年日本的GDP缺口和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导致的潜在产出的减少，以及GDP缺口和潜在产出减少对GDP增长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991～2012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巨大的GDP缺口，总额达1781809亿日元。GDP缺口的存在抑制了日本实际GDP的增长率，其中，2002年的GDP缺口对GDP增长率的拉动为-3.06%。相对于GDP缺口的存在，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所导致的日本潜在产出减少的规模更大。统计显示，1991～2012年，因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所导致的潜在产出减少总额达到2642724亿日元。潜在产出的减少大大抑制了日本实际经济增长率，其中，1998年和2008年的潜在产出减少对GDP增长率的拉动分别为-4.79%和-4.2%，2009年更是达到惊人的-7.57%。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和GDP缺口一同导致了1991～2012年日本经济的低迷。

　　（四）相关启示　

　　基于以上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变动及其对日本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应高度重视经济潜在产出的增长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国经济的长期低迷，既可能源于需求不足，也可能源于供给能力的下降。因此，政府在采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景气的同时，也要采取切实措施提高经济的潜在产出。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潜在产出提高的重要因素，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会抑制潜在产出的增长，并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2）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努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劳动者素质和能力是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重要因素，企业应加大员工培训力度，政府则应加大国民教育投入，不断提升教育发展水平。

　　（3）促进技术进步，加快结构调整。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通过结构调整，能够消除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促进产业技术升级，释放生产力潜能。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背景下，技术和市场的国际竞争空前加剧，更凸显出加快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4）正确处理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关系，适时进行体制转换，努力使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得到最佳的结合。实践证明，后发展国家在追赶过程中，在本国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政府强有力的干预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的日益成熟和追赶步伐的结束，应根据本国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不断减少政府干预，为市场机制发挥有效作用创造尽可能大的空间。

　　（5）保持适度的储蓄率，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投资。一国要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保持适度的国民储蓄率，保证有较为充足的资源能够用于投资，特别是对新兴产业的投资，以促进劳动生产率保持较高速度增长。

　　（6）努力降低生产能耗，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一国在保障生产所需的资源能源基础上，大力降低单位经济产出的能耗，协调经济增长与自然生态保护间的矛盾，这对于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意义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