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平力群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4期发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与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重构》（全文约2.3万字）。

平力群认为，以“国家创新系统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关系”为分析框架，通过阐述“追赶型”国家创新系统的“封闭性”与新技术经济范式所要求的“开放性”之间的冲突，可以发现，日本经济绩效的逆转缘于日本国家创新系统与技术经济范式从匹配、协调向不匹配、不协调的转变。为解决国家创新系统与技术经济范式的不匹配，需要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改革与重构。

平力群在文章中指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是研究创新及其扩散的理论，是克里斯托夫·弗里曼在研究日本取得经济奇迹原因时提出的，他把日本经济的成功归因于日本拥有高效的“国家创新系统”。弗里曼把“国家创新系统”描述为一种由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构建的网络，一切新技术的发起、引进、改良和传播都通过该网络中各个组成部分的活动和互动得以实现。国家创新系统的功能是支持创新的产生、发展与扩散，其效率取决于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度，并直接影响一国经济的绩效。但国家创新系统又有“临界性”属性。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陷入经济持续低迷，就是“追赶型”国家创新系统与技术经济范式的适配性红利逐渐消失，二者的不匹配导致摩擦成本上升并增大对社会总福利的损耗的表现。解决日本目前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需要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改革与重塑，以实现其与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再匹配。

所谓“技术经济范式”，可以描述为被广泛传播的技术通过经济系统影响企业行为和产业价值链、商业模式的现实。技术经济范式转换意味着这样一种过程：从经济角度对具备技术可行性的创新对象进行选择，经过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十年或更多时间）进行新范式的确定，再经过一段更长的时间使其在整个系统中进行扩散。这种扩散包括多股技术、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复杂互动，它会影响几乎所有经济部门的生产及分配的结构与条件。这就决定了当社会经济经历重大变革或技术经济范式发生转换时，社会创新和（体制性）结构调整的相关能力对于保持经济良好运行至关重要。

就个体来说，创新是非连续的，但从社会整体来看，创新是连续的，而“系统”往往又具有稳定的结构。“创新”与“系统”的组合，或者说以“创新”作为定语的“系统”注定了“系统”不仅要为实现其对创新的支持而不断进行自我调整，而且最终要被其所支持的创新改变、突破，并经历从稳定到不稳定再到稳定的递进式循环演进的命运轨迹。虽然国家创新系统所具有的自我调节能力，是国家创新系统必备的基本能力之一，但其所具有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有范围的，即系统所具有的自我调节能力有临界值。当革命性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所引起的变化超越这一临界值时，也就宣告了上一时代的国家创新系统的历史使命的结束与适应新时代的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进程的开始。

日本正处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在社会上逐渐确立，但新的国家创新系统还未形成的过渡期。以技术进步为基础出现的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的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与以赶超为目标、在工业经济时代构建的国家创新系统间的不匹配、不协调乃至矛盾，降低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效率，影响了新技术的应用、传播与普及，造成了日本创新的缓慢与经济的停滞。不仅是反映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日美两国间发生逆转，而且就反映一个国家创新活力的开业率而言，日本与美国的差距也在加大，日本甚至出现了停业率高于开业率的现象，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广泛传播往往需要能满足新技术发展条件的社会制度的变革。种种迹象表明，日本“追赶型”国家创新系统制约了新范式的转换，成为日本国家创新系统必须面对的课题。

（一）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开放性与“追赶型”国家创新系统封闭性的矛盾

不管是“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了强大的基础”的观点，还是先进国家已经完成了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迈进的观点，都预示着我们正处在一个时代的转型期。日本在赶超阶段构建的具有封闭性的国家创新系统，已不能适应知识经济下形成的新技术经济范式。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经济上的最佳和技术上的完善二者间之所以常出现背道而驰，是由于技术上低劣的方法可能仍然最适合于给定的经济条件。可见，技术创新并不完全取决于科学技术水平本身，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也意味着新技术只有在适合其生存、发展的制度环境下才会得到应用、传播与发展。从广泛意义讲，这种制度环境可以被认为是国家创新系统。为适应知识经济下形成的新技术经济范式，构建一个可以消除本位主义影响的，有利于各部门、各产业、各学科合作、融合的开放型国家创新系统势在必行。

在日本“追赶型”国家创新系统中，为了能在最短时间内掌握核心技术并转化为竞争优势，不论是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发挥制度设计作用的政府行政机构的组织结构，还是由其制定的产业政策，抑或作为创新主体的大公司，甚至是在非市场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以主银行为核心的间接金融制度，集团化、系列制的产业组织结构，终身雇佣制，内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结构等，都是通过竭力维持系统的封闭性来保证系统内信息、资金与人员的有效流动，降低配置资源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以提升创新效率。结果是，使日本国家创新系统具有典型的封闭性特征。另外，为重塑产业体制、由日本政府支持形成的非市场机制也是由具有封闭性的各个子制度组成的，包括“参与主体有限、监督主体有限、信息公开有限”的封闭型公司治理结构，以集团、系列为单位的产业组织结构，以及纵向分割、高度封闭的劳动力市场等。

日本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有目的的组合，是在由科学与技术、产业、主银行、企业集团、系列制、应届毕业生与非应届毕业生等为边界分隔而成的不同的子系统中实现的。所以，更确切地说，日本国家创新系统是由无数的以这样或那样的组织边界所分隔的，以子集、交集、并集、补集等关系所连接的子网络构成的，并不是一个开放的、一体化的网络。组织内调整资源的封闭性既是日本“追赶型”国家创新系统的基本特征，也是保持日本国家创新系统创新效率的基础条件。

封闭性国家创新系统，虽然有利于政府、企业对技术转化制定“整体建构方案”，但创新所需要的资源往往被国界，被企业集团、行政机构，被学科等各种边界所限制，因此，这种封闭性往往会扼杀创新，特别是非连续性的范式颠覆性创新。事实上，像互联网、组织与产品建构创新这样的非连续性创新已经重塑了全球市场环境，其中大多数的创新都非日本企业所为。从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IT、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开始落后于美国。这主要是因为新技术经济范式已经改变了知识生产的方式，从过去的主要在一种学科的认知语境中创造知识转变为知识需要在一个更广阔的、跨学科的社会和经济情境中创造出来。

从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前，日本的创新系统是以企业对海外技术的引入、改良为中心的追赶型模式，也可以被称为单线模式。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周期越来越短，而且研发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复杂的连锁模式。面对研发项目的复杂化与巨大化，以及技术生命周期的缩短，“封闭的企业内研发体制”不管是在知识储备还是资金供给方面，其功能都已达到极限。

甚至到目前为止，日本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依然是以工业技术进步、提升生产率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模式”为中心，在这一模式中所产生的工程创新与产品创新表现极佳。这是日本产业竞争力的强项，也意味着在日本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追赶型”国家创新系统对日本工程创新、产品创新是以“工业经济模式”为前提的。但近年来，科学技术开始主导经济的发展。正如以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iPS细胞）等最尖端研究为起点的再生医疗领域等备受瞩目的有可能成为新兴产业的领域，其中以科学技术的知识与认识为基础的“科学经济模式”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以科学创新为契机，引发了商业创新，然后通过两者相结合而实现产业化的事例愈来愈多。另外，以“科学创新”为契机实现产业化的企业中，单个企业“自主主义”地进行所有的技术开发已经非常困难，对产学官合作、开放创新的期待越来越大。所以，为了强化科学创新与商业创新的融合，作为强化发现科学技术种子的基础研发能力与强化发挥产业化桥梁功能的政策的重要性得到了显著提高。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仅仅依靠最终实物产品的价格和性能竞争的方式正在逐渐发生改变。而且许多产品的质量已经超越了上限，降低成本的空间也被大大压缩。因此，需要一个新的模式来取代单纯对质量和成本的重视。研究开发朝着感性化、心理化、精神化、文化化的方向过渡。将科学、技术与文化相结合，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基本组成要素。

在工业化阶段，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最终产品。在制造业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如果一国的企业不能生产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最终产品，该国就无法顺利参与国际贸易。日本封闭性的国家创新系统，正是为了尽快实现日本的最终产品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比较利益的最大化而构建的。但随着科学技术、经济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伴随着工业经济的实现而跨入知识经济社会，竞争模式发生了改变。但日本的封闭性国家创新系统固化了各种关系，各种边界阻碍了创新的融合，不仅不再具有支持创新的能力，反而制约了创新的发展。这样，原有的直线型、追赶型模式不再适用，技术开发周边环境发生变化的过程中，超越组织的各种合作和融合变得至关重要。

人类开始进入一个以知识的创新、发展和应用为主导的经济时代。为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跨领域技术研发的合作、跨行业的企业间合作、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将越来越重要。在新的竞争机制下，商业成功需要一种能力，即使用那种流通于巨大的、日益全球化之网络的非内生资源来生产知识的能力。公司必须与大学、实验室以及其他公司建立新型联系。

（二）新技术经济范式推动了构成“追赶型”国家创新系统的子制度的变革

新技术经济范式与众不同的一个特征是：它对于经济中的每个部门都能够产生效应，经由组织创新、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为各个产业的生产率提高创造机会，同时大范围地催生新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对现有产品及服务进行改良。而且，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与扩散，意味着原有技术基础、产业基础与制度基础以及相应的经济管理方式、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创新与变革。这就意味着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出现会对原有的制度、组织、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提出挑战，如果原有的制度、组织、社会秩序不能适应新技术经济范式的要求实现系统性的变革，原有的国家创新系统的创新效率就会降低，甚至会制约新技术经济范式传播，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

再根据系统论原理，国家创新系统是由各个子系统或子制度组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每一局部的变化必然会影响经济体制整体的运行。因此，当构成系统的子系统、子制度开始出现松动时，如果不对系统整体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革，不但系统本身的整体运行效率会降低，甚至运转失灵，而且会直接影响创新，进而影响经济绩效。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对构成原国家创新系统的各子系统的冲击，弱化了原创新系统的系统性，降低了原创新系统的效率。

1.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进步降低了日本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势。

截止到2010年的一个世纪间，世界经历了三次产业系统的转换。在20世界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期，日本的产业组织结构与世界市场环境、技术环境相吻合，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成功。但在信息通讯技术创新的推动下，数字技术替代模拟技术，“模块化”、“大宗商品化”，及以此为基础出现的电子制造服务生产方式、3D技术等，使交易专有资产逐渐被通用资产所代替，“准内部控制”优势开始消失，市场控制优势开始显现。市场控制对“封闭型”国家创新系统发起了挑战。

2.新技术经济范式提升了新兴经济体的制造能力，动摇了日本产业组织结构存在的经济合理性。

IT创新推动了数字技术取代熟练技术、生产管理技术，很多公司为了获得网络的外部性，对许多先进技术进行了公开，随着技术标准化的发展，使产品出现了“大宗商品化”。产品的大宗商品化使非先进国家的技术准入壁垒大幅度降低，各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参与高技术产品的生产。新兴经济体所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对日本传统优势产业形成了巨大的竞争，诸多因素使日本的产业组织结构的可持续性遭受考验。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国家创新系统与技术经济范式间所产生的不匹配，并不意味着就不会有新的产业产生或产业竞争力的彻底消失。换言之，还会有新产业产生，但这些新产业出现的时间、发展的速度往往会落后于拥有高效国家创新系统的国家；过去优势产业的竞争力也不会立刻彻底消失，但会随着构成国家创新系统的子系统的弱化，整个系统逐渐瓦解，导致原优势产业的创新效率大幅度降低。这是因为，国家创新系统与技术经济范式间所产生的不匹配对创新的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另外，产业的变迁，既是一个从幼稚向成熟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先进国家、地区向其他国家、地区传播的过程。所以，国家创新系统之间效率与绩效的差异，主要反映在该国是作为新产业的领军者，还是只能成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成熟产业转移的接盘者。国家创新系统的效率与绩效的差异，将直接决定一个国家新兴产业的质量及发展速度。

综上所述，日本在追赶期，甚至在工业经济时代，其国家创新系统是成功的，经过数十年对西方国家的追赶，日本不仅完成了追赶的目标，实现了从后发展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迈进，而且在追赶的过程中其国家创新系统也得以形成。20世纪70年代是技术创新的停滞期，应用开发成了技术创新的中心。于是，在追赶过程中形成的“追赶型”国家创新系统与以“应用开发”为中心的技术经济范式形成了高度的吻合与匹配。国家创新系统与技术经济范式的高度匹配，帮助日本克服了能源成本高涨及日元升值的不利条件，支持了创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保障日本实现了近20年的稳定经济增长。但随着日本进入先进国家行列、世界经济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迈进，范式颠覆性创新——信息网络技术出现及其所带来的商业模式与生活习惯改变，使日本封闭性的国家创新系统已经很难适应这个信息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开放时代。虽然高度封闭、集中的创新体制，可以在短时间内帮助日本实现赶超甚至超越，但是以丧失发现破坏性技术为代价的。

完成了对先进国家追赶任务的日本，不仅经历着经济增长的停滞，而且失去了社会共同的目标意识。日本国家创新系统正面临着转型的压力，如何实现对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重构，促进其从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型并保留原有创新系统的优势，成为日本政策决策机构的课题。

（三）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变革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就已着手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改革。具体措施包括：重视知识产业战略的国家层面政策的调整，促进文化、科技与技术融合创新的行政管理机构改革，适应时代要求的行政方式的转变，法律的修改，资本市场、金融体制及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等。在2005年经济产业省提出的产业技术政策中就强调，只有通过对国家创新系统的改革，才能实现技术创新并推动社会变革。安倍第二次组阁后，其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实现经济复兴，为此提出了有效利用日本长期以来所积累的技术实力，把日本建设成为“世界上最适宜创新的国家”的政策目标。2013年6月日本内阁通过了《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根据该综合战略，强化了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作为指挥塔的作用，推动了科学技术预算机制的改革，并设立了超越府、省及不同学科、产业领域边界的横向联合型项目“战略创新性创造项目”，及支持具有高风险高影响的研究开发的“创新性研究开发推进项目”，试图通过各种制度建设促进创新对经济的贡献。

但从国家创新系统的视角来看，上述改革是分散的、个别的，缺乏系统性与综合性，因此改革效果并不明显，日本从“失去的十年”进入“失去的二十年”。经济萧条期的出现往往是由新生的范式与陈旧的制度框架之间失谐所导致，而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与社会风潮的和谐则会催生大范围的经济繁荣。为此，2014年4月日本政府推出了《日本国家创新系统改革战略》，并计划通过《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14》对改革内容予以具体实施。

日本政府对国家创新系统的改革，主要是要打破“追赶型”国家创新系统的封闭性，通过各种制度创新，在企业、政府、研究机构、大学、中介机构等创新参与主体之间建立广泛的联系渠道，发挥国家创新系统所具有的集中社会力量，合理、准确地判断并选择关键知识领域，并依据该知识的成长周期，调动社会资源，在知识向技术、产品、企业、产业转化的过程中不断为其提供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的自组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