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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立:战后70年日本国家自我认知演变的心理文化解析
作者:张建立     时间:2015/9/18 16:20:19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建立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5期发表《战后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轨迹及成因》(全文约1.6万字)。

    张建立认为,战后70年间日本历届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可视为二战战败国日本追求国际社会承认的历史记录。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同时具有三种社会身份,比较其重要性依次为角色身份、个体身份与类属身份。这三种社会身份既是国际社会中国家间彼此承认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家自我认知的主要内容。通过对战后70年日本国家自我认知轨迹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日本人第一看重的是国家的类属身份,其次才是角色身份和个体身份。这一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特点,与日本人自我认知文化机理特别是其中强调序列意识的特点相一致。

    张建立在文章中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发表了很多以一种他者审视和批判的目光,来评析战后日本由经济大国到追求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成果。以汇集了日本社会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共识且最能代表日本国家意志的历届首相施政方针演说为主要研究文本,梳理战后70年来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轨迹,分析其特点,探讨其成因,前瞻其未来发展方向,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战后70年,在自1945年9月5日的第88届帝国议会至1947年2月14日的第92届帝国议会的五次帝国议会,以及自《日本国宪法》公布实施后1947年7月1日召开的第一届国会起至今总计189届国会上,日本历届首相总计进行了87次施政方针演说,从其中所强调的日本国家身份、未来国家发展目标等情况来看,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轨迹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1945年至1969年,是日本在“政权类型”或“国家形式”这一类属身份上努力谋求归属和获得欧美诸国认可的阶段。(2)日本追求在全球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身份。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日本人亦愈发自信,日本的自我认知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我是世界大国”,或者“我原本应当是世界大国”——对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角色身份的追求日益明显。

    在一定意义上,战后70年间日本历届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可视为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追求国际社会承认的历史记录。国家间的承认,主要是指对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所具有的社会身份的承认,按照其内容的重要程度依次为角色身份、个体身份与类属身份。但是,通过以上对战后70年日本国家自我认知轨迹的历史考察发现,总体来看,战后70年日本国家自我认知轨迹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日本人追求承认的社会身份排序恰恰相反,日本人第一看重的是类属身份,其次才是角色身份和个体身份,而且,每一个时期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这一特点。例如,日本在1988年竹下登内阁至2009年麻生太郎内阁时期为谋划如何打造“国际国家”而先后推进的三大具体措施——谋求联合国“入常”、凭借经济力量垂范亚洲乃至世界、以日本军事力量国际化为目的的“正常国家”诉求,其实也是一个由追求类属身份到角色身份和个体身份的顺序。

    日本人不仅通过倡导价值观外交拿类属身份排斥中国,而且还会用把昔日的战略伙伴开除于类属身份之外的做法以示惩戒。例如,2007年安倍晋三初任首相时,日本《外交蓝皮书》上称“日韩两国是共享自由与民主主义、基本的人权等基本价值的伙伴关系”,再度任首相后,2013年日本《外交蓝皮书》上称“日韩两国是共享自由与民主主义、基本的人权等基本的价值与利益的重要邻国”。2013年2月28日,安倍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称:“韩国是共享自由、民主主义等基本的价值和利益的最重要的邻国。”安倍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还称:“韩国,是与日本拥有相同基本价值观和利益的最为重要的邻邦。日韩的良好关系,不但对两国,而且对东亚的和平与繁荣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要以大局观出发,努力建立起合作关系。”但由于近几年日韩关系因领土问题、历史认识问题极度恶化,2014年底,日本外务省网站上则将韩国“踢出”其价值圈,仅称其是日本重要邻国。2015年2月12日,安倍首相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对韩国的定位也改变了说法:“韩国是日本最为重要邻邦。在迎来日韩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我们要为改善关系不断进行对话。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日本外务省新发布的《外交蓝皮书》也都统一称“韩国是最重要邻国”,不再把韩国归属为具有相同类属身份的国家。

对于战后70年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轨迹所体现的特点,以及日本在处理日韩关系上体现的这种拿类属身份做文章的表现,当然有其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原因,但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看,这其实同日本人个体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中强调序列的特点是一致的。日本人的特殊序列意识产生于其缔结集团所遵循的“缘约原理”。

所谓缘约,即日本人缔结集团往往不仅仅是依靠血缘资格,亦可能是因为地缘、职缘资格,或者是为了某一共同目标在共同的意识形态下采取共同的行动、遵守共同的规定而自发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缔结集团原理的优点是,比基于血缘资格的亲属原理更具弹性,更易于缔结规模庞大的次级集团,具有较强的扩张性。同时,虽说理论上每个人是否能加入某个集团具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利,但事实上又不能做到像契约原理那样自由来去不受拘束,往往是一旦成为某一集团成员则将终老一生不会改变。而且,在这种集团内讲究论资排辈即注重彼此的等级序列,加入该集团时间越长,即使是平庸之辈往往靠着资历也能获得一定的地位,因此集团成员一般也不倾向于改变身份。缘约原理的缺点,则在于因为其缔结集团的资格不像血缘那般牢靠,所以身处于这类集团中的日本人具有相当大的不安全感,对于序列中的位置具有相当大的敏感性,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定位,以便做出最适合的反应。只有在一定的序列中确定了自己的归属才可能有尽己所能发挥属于自己的角色的机会,这种自我认知的终极目标是一种基于等级制度之上的“各守本分”状态。

    可以说,日本国家认知特点正是这种日本人自我认知特点在国家行为上的一种投射。类属身份的实质也是对国家性质的一种排序。明治维新以来赶超西方一直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大目标,能够归属于西方国家并作为其中的一员在国际社会发挥自己的角色,不仅可以令其拥有一种优越感,而且还可以获得极大的安全感。有学者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解析二战时期日本国家行为特点时指出:“当这种序列意识作用于日本的国家行为中,使得日本恐惧沦为殖民地、在国际秩序的序列中落后,进而发动战争侵略朝鲜、中国以图强,后来则为了追求更高的国际秩序中的序列,尝试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超越西方。”战后70年来日本的国家行为也呈现出了近似的特点。二战的惨败让日本人认识到,通过明治维新,制定大陆政策,侵略朝鲜、中国,打败俄国,虽使日本成为最早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非西方国家,但“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绝非到达荣誉之路”,日本与西方欧美诸国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物质力量上依旧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所以,战败初期,日本首先将欧美西方国家设定为日本努力奋斗的目标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当日本经济奇迹般地得以复苏,乃至20世纪60年代末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日本又故态复萌,认为已经赶超了西方,开始尝试建立与西方分庭抗礼的国际新秩序。在日本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位被中国取而代之后,在日本主流媒体的舆论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民众都不看好“安倍经济学”的情况下,安倍晋三在2013年2月28日第183届国会上依旧高呼:“我要再一次提醒大家。诸位,现在正是我们争做世界第一的时候了”。无论日本历届首相设计的日本梦有多么美好,遗憾的是,事实上无论从理念层面,还是物质层面,西方依旧远远地行走在日本的前方,成为令其难以割舍的战前战后一以贯之的赶超目标。

    通过对战后70年间87份汇集了日本社会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共识,且最能代表日本国家意志的历届首相施政方针演说的简要梳理,历史性地考察了战后70年来日本国家的自我认知轨迹、特点及其成因。由于文本内容极其丰富,欲用一篇文章进行解析只能择其要者做一概述。为了尽可能弥补以偏概全的缺憾,将每篇施政方针演说中凡涉及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关键词句做了整理,并尽量采取直译的形式制表附在了相应解析文字之后以供读者检阅查证。

    所谓温故知新,通过这项研究工作不难发现,一直被视为带有很深的“安倍”特色的言行、政策,如“重振日本”、“积极和平主义”以及修宪言论和在“自己的国家自己保卫”意愿下推动的一系列安保法制修订举措等,其实早在安倍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并且不同程度地推动过。因此,日本国内虽然对安倍不乏批判之声,但其分歧主要集中在安倍政府做事的方式方法和程度上,在野党大多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政治精英对于安倍政府的修宪以及强军强国的总路线还是大致认可的。所以,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中日关系的内外整体环境和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质变之前,至少从文化心理层面来看,从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特点来看,无论是现在的安倍政府,还是后安倍时代,任何日本政府都不太可能在日本国家身份定位的认知上有根本性的变化,也不可能在推动中日和解方面有太大的意愿和建树,我们对日本的政策也不应抱有过高的期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日关系就一定会恶化,陷入所谓的安全困境。有学者研究指出:“如从军事层面进行观察,无论从军事力量,还是从军事使用意图来看,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并不明显。此外,中日两国在经济结构上的强互补性以及美国在中日关系中所扮演的平衡者角色,更是大大地减低了双方之间安全困境恶化的可能性。因此,‘中日安全困境’只是一个被‘过分夸大的现实’。”准确把握包括自我认知特点在内的日本国民性特点,科学地前瞻日本国家发展走向,将有助于我们准确地预判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和发展趋势,更加稳妥地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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