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5期发表《战后日本外交理念及对外关系轨迹》（全文约1.6万字）。

吕耀东认为，日本战后70年的外交战略理念经历了“经济中心主义”、“正常国家论”和大国化政治诉求等演进历程。“经济中心主义”的外交战略理念开创了20世纪50～60年代“吉田茂主义”经济外交的黄金时代，为20世纪70年代日本以“世界经济大国”身份开展“多元化”的自主外交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及国力基础。在冷战结束前后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日本关于“政治大国”理念与“正常国家论”的“国际国家”诉求，反映出日本力求改变“战后体制”的强烈意愿。进入21世纪，日本开展的战略性外交与价值观外交，是基于“大国化”政治诉求而进行的“自我实现”，完全是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出发的。“正常国家论”关于大国化的政治诉求，逐渐显露出日本“传统的国家主义”面目，并将成为日本主流的对外关系理念和实践目标。

吕耀东在文章中指出，考察战后70年日本外交战略及对外关系的发展轨迹，要将战后以来国际格局及变动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等因素结合起来，尤其是要注重日本作为战败国与战后国际秩序的相关性分析。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日本外交深受内政及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影响。战后日本外交有着自身特有的发展路径和特征，经历了以经济外交改变战败国形象、通过“亲美入亚”力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论”的“大国化”政治诉求等发展阶段。

（一）基于“经济中心主义”的外交战略理念及实施

1.占领期的日本外交准备

日本战败投降后，由驻日盟军对日本实施占领，决定了日美关系成为战后日本的“外交基轴”。因战败被剥夺主权的日本丧失了外交权，在日本政府的请求下，盟军总部（GHQ）决定通过日本政府进行间接统治的方针，停止“日本的外交职能”和“国外的外交活动”，但是日本外务省被保留下来，进行媾和的前期准备工作。这一时期，日本进行恢复外交活动的前期准备，虽然这种“外交准备”有很多是GHQ主导日本政府进行的，但占领期关于外交方面的相关原则和精神的确立，却对未来日本外交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占领期的日本虽然因战败丧失外交权，但围绕不可避免的“外交”相关问题展开了积极的交涉与磋商。

盟军单独占领日本期间，尽管“日本内阁对盟国的要求绝不敢有丝毫怠慢，却将宪法第九条视为束缚手脚的镣铐”。日本大致确立了今后依托美国庇护、回归国际社会、发展壮大国力的“重建日本”外交战略意图。历史事实证明，这一外交战略得到了充分展现与发挥。战后日本积极主动发展日美关系，得到美国的宽大媾和条件和安全保障措施，日方从日美基轴路线中得到的“外交便利”是显而易见的。

2.“吉田茂主义”经济外交

占领结束之后，吉田内阁从复兴经济、主导亚洲的战略目标出发，视东南亚为日本经济复兴的关键，重点开展对东南亚、南亚的“赔偿外交”，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修复因战争而破裂的外交关系，加强对该地区的笼络和掌控。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基本特征是，以经济外交为主，通过经济外交手段，消除东南亚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怨恨和疑虑。“赔偿外交”取得了很好的政治效果，不仅改善了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而且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互惠互利”的方式，开拓了针对东南亚国家的产品销售渠道，为日本以经济外交手段参与主导地区事务找到了突破口。

另外，日本的“经济中心主义”不排斥加强国际交往的外交互动。联合国、亚洲、日美同盟是战后日本外交的“三大组合”。可以说，长期以来，日本外交为调整这“三大组合”，付出了巨大努力。

3.开展“多元化”的自主外交

20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及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其外交战略从服务于经济大国转变为加强自主外交，并力争参与主导亚洲乃至国际事务。在国际环境和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日本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前提下进入自主外交的探索期，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基本特点是追求自主性和外交渠道“多元化”。

可以说，20世纪70代日本的“主体性”外交，主要表现为外交形式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日本在保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前提下，加强自主外交，以取得战略主动及扩大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并在参与国际事务时争取话语权和主导权，突出表现在同中国邦交正常化并签署和平友好条约，通过提出“福田主义”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交往等等。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经济外交成为缓解本国能源危机的主要手段，也是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理念的动因。

（二）基于政治大国理念与“正常国家论”的“国际国家”诉求

冷战结束前后，日本外交战略理念有质的变化，“经济中心主义”向“政治大国”和“正常国家论”转化，形成日本对外关系由经济外交为主转向“国际国家”的政治诉求，表现出谋求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战略意向。

1.作为“国际国家”的日本外交

20世纪80年代，日本外交战略的目标确立为做“国际国家”，提出“政治大国”构想，并力求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也就是说，日本希望成为与“经济大国”相称的、能够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国家”。尤其是中曾根康弘的“政治大国”战略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日本外交决策者已实现从经济优先向经济政治并重的观念转变。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主要呈现如下几方面的特征:(1)正式确定“日美同盟关系”概念，强调日美“两国都负有世界性的责任”。（2）以“战后政治总决算”，谋求政治大国战略愿望。(3)日本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ODA。

2.后冷战时期日本外交战略理念的变化

1989年冷战结束的一系列国际局势变化，为日本迎来所谓“第三次开国”机会。在日本一些学者看来，“开国”的含义带有一定的“革命性”，这无疑是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极好契机。冷战后的“吉田主义开始分化为两种立场：一是继续以和平的国际协调的经济国家为中心的立场；二是重视日美同盟，致力于修改宪法和行使集体自卫权，与美国共同维持秩序的立场。

冷战后，“1955年体制”的崩溃，导致革新政党的衰落和保守政党的不断壮大，日本政坛的“正常国家论”和“总体保守化”导致日本对外关系及外交政策发生质的变化。

可以说，“正常国家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的外交政策及主张，已内化到现在日本的外交战略理念及对外关系之中。这种对内力求修改“和平宪法”、对外实现“正常国家”的理念，就是日本保守政党的共同政治目标。“这样，冷战后日本外交的轴心，由经济外交朝着更加政治性的、包括安全保障在内的方向不断演变进化。”要求在国际上拥有与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地位，成为这一时期日本外交及对外关系的重点。

（三）基于大国化政治诉求的战略性外交与价值观外交

从根本上来说，国家对外目标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各国为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所作的选择。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日本从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强化21世纪日本国家战略的定位及对外战略诉求。

1.21世纪初日本外交战略的定位及政治诉求

在当代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的形势下，在对外关系方面，以摆脱“战后体制”、承担“国际责任”、实施“价值观外交”等方式追求日本国家对外目标，力求实现与日本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大国地位。中曾根康弘提出：“作为国家的长远目标，应该追求实现自我。这是以更为理想的方式生存，实现独立，维护安全和追求基于国际责任意识的自我实现。日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若日本没有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实现自我应明确国际责任，就不能在国际上实现自身的安全、独立和生存。”基于上述思路，日本外交就会涉及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评判与展望、安保战略及危机管理体制、强化日美同盟和开展亚太地区外交等区域性构想等一系列课题。其中，将“国际责任”作为日本“自身的安全、独立和生存”的要件，反思“吉田茂主义”，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提出了确立未来日本国家战略或基本构想，明确了21世纪日本外交战略的长远目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可以说，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原则是突出强调“国家利益”，对外战略的侧重点是以日美同盟为主导的安全保障机制和战略性亚洲外交。

2.21世纪初日本外交战略及其对外关系

进入21世纪后，从国家战略原则、战略重点及国家利益出发，以政治、外交及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法规为象征，摆脱战后体制，以“正常国家”为诉求，实质性谋求全面大国化已经成为日本各派政治势力的战略共识。这样的战略共识外化为强化日美同盟、联合国外交、亚洲外交等战略重点，并以“战略性外交”和价值观外交的形式加以落实。

第一，追求“对等”的对美外交。日本历来把能否维护日美安保体制视为日本外交成败的关键。日本强调“日美同盟是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基础”，并将之定位为“亚太地区的稳定装置”。日本的“正常国家化”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利益交汇点，是日美同盟强化的原动力。21世纪初，日美同盟已经演化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和日本大国化战略相结合的产物。

第二，旨在主导地区事务的战略性外交。日本通过改善亚洲外交，就东亚经济一体化、地区安全和国际问题与亚洲国家进行多边战略对话，提升日本在亚洲事务中的发言权和主导权。同时，日本力图建立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联盟，增强在东亚地区的支配力。

第三，着重“遏制”的对华外交。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既期望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受益，又担心中国与其争夺地区主导权，认为中国未来有可能在军事上对日构成威胁。因而，日本对华战略具有“不确定性”。日本这样的对华矛盾心态，导致其对华政策保持两手准备。

综上所述，日本战后70年的外交战略理念经历了“经济中心主义”、“正常国家论”和大国化政治诉求等演进历程。其中，基于“经济中心主义”的外交战略理念，开创了20世纪50～60年代“吉田茂主义”经济外交的黄金时代，为20世纪70年代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身份开展“多元化”的自主外交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及国力基础。在冷战结束前后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日本基于“政治大国”理念与“正常国家论”的“国际国家”诉求，反映出日本力求改变“战后体制”的强烈意愿。进入21世纪，日本开展的战略性外交与价值观外交，是基于“大国化”政治诉求而进行的“自我实现”，完全是从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的。战后日本外交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战后日本外交是以“日美基轴”为基础展开的，在考察日本外交的诸多问题时都不能不考虑日美同盟这一决定性因素；二是日本实现经济大国战略目标后，在外交战略上必然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的战略构想，这也是未来日本外交的重中之重。在日本看来，“作为全球性角色，日本已在世界上得到承认。在经济、高新技术等方面，日本获得了举世公认。这本应与日本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也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作为全球性角色发挥作用，日本外交才有出路。”

2013年12月出台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开始明确把中国视为主要潜在军事威胁和防范对象。2015年出台的关于解禁集体自卫权的11项安保法案，用安倍首相的话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尤其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在官方文件里提到的战略概念，其内容涉及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提升自身的防卫实力、“爱国心”，这也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三点要件。这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国家战略，是日本外交战略的重大变化。基于这样的战略，现在的日本外交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和“战略性外交”，总体特点表现在“价值观外交”之中。

从日本的战后外交经历三个阶段并逐渐演变到现在的外交战略路径，可以预见，“正常国家论”关于大国化的政治诉求，逐渐显露出日本“传统的国家主义”面目，并将成为日本主流的对外关系理念和实践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