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董炳月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5期发表《战后日本教育思想的逻辑与脉络——以〈教育基本法〉和历史教科书为中心》（全文约2.2万字）。

董炳月认为，战后70年间日本的教育思想有其特定的逻辑与脉络。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在《日本国宪法》、《教育基本法》的影响下，使用《民主主义》等教材，体制化地推行民主主义教育。20世纪50年代初期，冷战格局形成，日本走上保守主义道路，保守化倾向在历史教育领域体现为回避侵略历史，历史教科书问题因此出现。世纪之交，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在日本学界和政界日渐高涨，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宣扬“皇国史观”，日本政府通过修改《教育基本法》，将战后初期日本教育的“民主个人主义”逻辑转换为“国民国家主义”逻辑。官民共谋的“教育修宪”行为，在思想与精神的层面上瓦解了《日本国宪法》。

董炳月在文章中指出，战后70年间，日本的教育思想以及相关的教育体制，经历了一个形成与转化的过程。总体说来，战后初期推行的“民主个人主义”教育在半个世纪之后转换为“国民国家主义”教育。在此过程中，历史教科书与《教育基本法》是两个主要的问题。这种转换完成的标志，就是扶桑社版《新历史教科书》的出版与《教育基本法》的修改。由此引起的日本知识界的论争，则展示了日本内部历史认识的差异性与思想状况的复杂性。

文部科学省宣布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撰、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审定合格”是在2001年4月3日。该教科书掩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却在政府的审查中“合格”，获得成为中学教材的合法性，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中、韩等国的抗议、批判。不过，更应注意的是，该教科书在日本国内受到的批判更为彻底，相关论争甚至成为知识界、教育界的一次事件。

在战后日本，教科书（包括但不限于历史教科书）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问题。从战后初期到现在，该问题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这种发展变化与日本社会的整体思想背景密切相关。使用怎样的历史教科书对中小学生进行教育，与日本基本的教育思想有关，并且与对日本近现代史的认识有关。因此，只有将历史教科书问题置于战后日本社会的大背景上，置于《教育基本法》体现的战后日本教育思想的逻辑与脉络之中，才能看清其本质，进而准确把握战后日本70年间思想界、教育界的整体状况。

民主主义教育及其挫折

战后初期日本中小学的社会科教育是基于《日本国宪法》的理念展开的。1945年8月日本战败，1946年11月3日《日本国宪法》颁布。该宪法深刻地影响到战后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是给日本教育界以决定性影响。被称为“教育宪法”的《教育基本法》，就是依据《日本国宪法》制定的。

《教育基本法》的“导言”曰：“我们此前制定了《日本国宪法》，表明了建设民主的、文化的国家，贡献于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的决心。这一理想的实现，根本上是应当依靠教育的力量。“我们希望培养尊重个人尊严、追求真理与和平的人，与此同时必须彻底普及以创造具有普遍性并富于个性的文化为目标的教育。

《教育基本法》基于《日本国宪法》而制定，但实施时间比宪法早一个月零两天，是1947年3月31日开始实施。

《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在政治思想史层面上是对战前日本国家意识形态（国家主义思想）的否定，在历史层面上则是对战前日本侵略历史的否定。这种否定性鲜明地存在于《新宪法讲话》与《民主主义》两种教科书中。

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曾根内阁时期，对《教育基本法》的修改就是“战后政治总决算”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是由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尚未成熟，所以此事未能提上议事日程。《教育基本法》修改工作正式启动是在2000年。推动修改《教育基本法》的是知识界、政党、政府等三股力量，三方均拿出了自己的方案。主要有：“教育改革国民会议”的《改变教育的十七条提案》（2000年12月）、中央教育审议会的《与新时代相称的教育基本法与教育——关于理想的振兴基本计划（咨询报告书）》（2003年3月）、《教育基本法（政府案）》（2006年4月）、《日本国教育基本法案（民主党案）》（2006年5月）。

《教育基本法》的修改和《新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一样，始终受到民主主义知识阵营的批判与抗议。2000年9月22日“教育改革国民会议”公布了《改变教育的十七条提案》的中期报告，不久，日本笔会会长梅原猛就代表笔会发表声明《对“教育改革国民会议”的忧虑》，不仅指出了十七条提案中的思想问题、价值观问题，而且抨击提案作为“文章”文字水平的低下。2002年7月18日，日本24位知名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联合发表声明《建设向世界开放的教育与文化——呼吁反对“改恶”教育基本法》。随着政府方面修改《教育基本法》步伐的加快，反对运动在日本全国兴起。2006年秋天，《教育基本法修改法案》在国会表决的日子日益临近，全国各地的抗议者在东京市内的日比谷公会堂举行抗议集会，在银座大街游行示威，东京地区的抗议者每周二傍晚都聚集到日本国会议员会馆前抗议。但是，他们最终未能阻止《教育基本法》的修改。

2006年12月22日实施的新《教育基本法》，建立了以“传统”、“公共”、“爱国心”、“乡土”为核心的国家主义教育理念。这意味着日本的教育从此开始按照新的逻辑进行。战后初期遵从的是“民主个人主义”逻辑，现在遵从的是“国民国家主义”逻辑。从1947年《教育基本法》实施算起，日本完成这种转变用了整整60年。这一转变过程中存在着不同教育思想、不同历史观长期、持续的斗争。

民主主义的胜与败

 “编撰会”对《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与日本政府对《教育基本法》的修改在历史观、价值观层面上是同一回事，都是直接、间接地认同“皇国史观”，宣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否定日本战后的民主主义与个人主义。因此，“编撰会”的成员均积极参与推动修改《教育基本法》。高桥哲哉指出，“编撰会”主要成员西尾干二、藤冈信胜、小林善纪、高桥史朗、坂本多加雄等人均为“新教育基本法追求会”的骨干，正是该会在2000年9月18日向首相森喜朗提交了《新教育基本法请求书》，最初明确提出日本皇室在“尊重传统与培养爱国心”方面是“国民统合的中心”。还应注意的是，2000年9月18日正是“九一八”事变69周年纪念日，该会在这一天向首相提交《新教育基本法请求书》应当不是偶然，而是间接表明对待日本侵华历史的态度。这种做法也表明了他们追求的“新教育基本法”的精神与战前日本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相通性。以“编撰会”成员为代表的日本知识分子，是国家主义知识分子，是历史修正主义者。

站在当代日本国家主义知识分子乃至日本政府对立面的，是在战后民主主义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即前述在抗议修改《教育基本法》的声明上签名的那些人。他们曾经被称为“左翼知识分子”，但从其成长历史、价值观内涵来看，称之为“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更符合实际。他们既是“编撰会”版《新历史教科书》的批判者，又是和平宪法、《教育基本法》的保卫者。

批判《新历史教科书》与保卫《教育基本法》，是21世纪初日本民主主义知识阵营对国家主义知识阵营及日本政府的两场主要斗争，但两场斗争的结果并不相同。

民主主义知识阵营对“编撰会”版《新历史教科书》的批判，采取了学术论争、媒体宣传、市民运动等多种形式。显示了双方对立的尖锐、斗争的激烈。结果是《新历史教科书》虽然“审定合格”，但日本全国只有八所私立学校并且是福利学校决定予以采用。2004年9月。这一结果2001年8月16日公布，西尾干二气急败坏，举行记者会表示抗议，而一直抵制《新历史教科书》的“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则发表声明，称这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显示了市民的良知”。

“民主主义的胜利”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表述。所谓“民主主义的胜利”，不仅意味着这是民主主义思想对同时代国家主义思想的胜利，并且意味着这种胜利具有历史性。限于战后日本的教科书领域而言，这场胜利处于战后初期通过《新宪法讲话》、《民主主义》等教科书进行的民主主义教育的延长线上，并且处于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胜诉的延长线上。如前所述，战后初期的民主主义教育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受到国家主义思想的压制，双方的斗争持续进行，以至于发生了家永教科书诉讼案。在历史观层面上，家永历史教科书与“编撰会”版《新历史教科书》正相对立。家永历史教科书基于民主主义精神如实记载近现代日本的侵略历史却被文部省审定为不合格，而《新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反而“审定合格”。家永三郎经过32年的漫长诉讼最终胜诉，不仅捍卫了历史真实，并且维护了《日本国宪法》赋予日本国民的基本权利和思想自由。在此意义上，2001年民主主义知识阵营对“编撰会”的胜利，是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教育的再次胜利。

“民主主义的胜利”同时也是国际主义、人类主义的胜利。《日本国宪法》与原《教育基本法》均表明，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本来与国际主义、人类主义具有同一性。《新历史教科书》批判运动的国际主义、人类主义性质，不仅体现在批判阵营在批判历史修正主义的时候已经提出的“超越民族历史”这一主张，并且体现在旅日华人学者的积极参与及其与日本民主主义知识阵营的合作。早在1997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旅日华人学者就成立了“在日中国人教科书问题思考会”，针对中日间因历史教科书问题产生的摩擦，试图通过与日本人建立历史共识以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从2001年2月开始，针对“编撰会”等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倒行逆施，该会组织签名活动、向日本政府相关部门及新闻媒体发表声明，在日本社会和中国国内都产生了一定影响。2001年7月14日，该会在早稻田大学举行大规模集会，批判《新历史教科书》。到会的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多名日本人、旅日韩国人以及德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中包括以慰安妇问题起诉日本政府而广为人知的松井耶依。主办者在批判“编撰会”的过程中认识到超国家价值的重要性，因此在当天的集会上宣布将组织名称由“在日中国人教科书问题思考会”改为“亚洲历史问题恳话会”。组织名称的这种变化，意味着旅日中国知识人超越了国家民族立场，获得了与日本民主主义知识阵营相同的国际主义、人类主义精神。无独有偶，旅日华人在批判《新历史教科书》的时候同样高度评价家永诉讼案。不过，民主主义知识阵营批判《新历史教科书》的斗争获得胜利，保卫《教育基本法》的斗争却失败了。前者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后者则是“民主主义的失败”。

“民主主义的失败”不是败于知识与思想，而是败于国家权力。民主主义知识阵营忧虑并抵抗的《新历史教科书》进行的历史教育、修改《教育基本法》可能导致的国家权力对民主权力的损害，在日本政府修改《教育基本法》的过程中已经变为现实。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实际上，《新历史教科书》的出版与《教育基本法》的修改都与特定的背景有关，都是世纪之交日本政治转型、右倾化、保守化在历史认识领域、教育思想领域的体现。

安倍晋三通过教育改革重建日本国家的意识最为自觉。安倍以“国民”、“国家”为旨归的教育思想与日本战后初期民主主义教育时代的个人主义精神背道而驰，其所谓“自虐式的偏向教育”完全是藤冈信胜、西尾干二等人“自虐史观”的论调。与此相对应，西尾干二所谓“历史教科书问题是日本人自身的自我回归问题”表达的也是与安倍相同的理念。产生于民主主义时代的《教育基本法》在安倍晋三担任日本首相期间被修改是必然的。

新的《教育基本法》实施之后，日本的教育思想发生了逻辑性的转变，因此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还将被重写。民主主义知识阵营的胜利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

 “教育修宪”的现实

既然战后初期的日本教育是基于《日本国宪法》即和平宪法的基本精神展开的，那么，和平宪法→《教育基本法》→《学习指导要领》→教科书→学生——这就是宪法精神影响中小学生的程序。所以，无论是对真实记录历史的教科书进行“审定”还是基于“皇国史观”重写历史教科书，无论是修改《学习指导要领》还是修改《教育基本法》，实质上都是在架空宪法，是变相的修宪行为。

对此，民主主义知识阵营从一开始就有清醒认识。梅原猛在2000年12月15日发表的声明中就指出，《教育基本法》是依据宪法制定的，因此“《教育基本法》的修改，至少就其结果而言，有成为充当政治战略——修改与该法保持密不可分关系的《日本国宪法》这种战略——的打手的危险”。小森阳一指出小泉内阁竭力“改恶”《教育基本法》是以此作为“改恶”《日本国宪法》的前提。在此意义上，民主主义知识阵营抵制自由主义历史观、抵制“皇国史观”、保卫《教育基本法》，本质上都是在保卫和平宪法。

本文将通过编撰《新历史教科书》、修改《教育基本法》进行的修宪行为，称为“教育修宪”。《国旗国歌法》的实施、道德教育辅助教材《心灵笔记》的发行《心灵笔记》是日本文部科学省向日本全国中小学发行的道德教育补充教材，具有国定教科书的性质，“爱国心”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发行第一年在日本全国中小学的发行量即达1200万部。与新《教育基本法》的实施相结合，日本的教育修宪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与人们熟知的“解释修宪”、“事实修宪”手法相比，“教育修宪”的手法更根本、更有效却更隐蔽。塑造“国民”、强调“国家”价值，自然而然地会从根本上瓦解和平宪法的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平主义精神。如果把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保守势力的修宪运作比喻为一场“战争”，那么“教育修宪”则是这场“战争”中的“偷袭珍珠港”。现在，《日本国宪法》虽然完整地存在着，但其中有关军队、宗教、教育的三项重要内容已名存实亡。第九条规定“放弃战争，否认军备及交战权”，但日本早就拥有自卫队、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海外派兵，防卫厅已在2007年升格为防卫省；第二十条“信教自由”规定“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但多名日本首相已经多次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宪法的根本精神是民主主义，但民主主义已经被新的《教育基本法》空洞化。所以，现在日本护宪派的任务，不仅是保证宪法条文不被修改，更重要的是如何保证和平宪法的实践性。

1982年以来，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多次受到中国政府与学界的抗议与批判。所以，不仅要看到“编撰会”及其《新历史教科书》，还要看到《新宪法讲话》、《民主主义》等教科书与民主主义知识阵营。毕竟，给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以有效打击的不是中国或韩国，而是日本国内的民主主义知识阵营。不仅要看到历史教科书问题，更要看到与此密切相关的《教育基本法》问题乃至宪法问题。甚至“编撰会”等历史修正主义者的辩解或反驳，我们都应当正视。只有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超越民族历史、把历史叙述从政治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才能建立起共通的价值观，共同面对历史、贡献于人类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