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力臻在《日本学刊》2016年第2期发表《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全文约1.9万字）。

刘力臻认为，日本经济迟迟走不出长期衰退的表象之下，潜藏着不同层面的经济、政治因素：对经济衰退类型判断失误、货币和财政政策双失灵、多重结构失衡叠加、政治体制凸显弊端、开放经济面临外部冲击等。日本经济要走出长期衰退，需要综合配套的改革措施，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变革。

刘力臻在文章中指出，二战以来的日本经济几乎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即增长与衰退。战后70年，日本创造了令人炫目的长周期经济繁荣，也经历了耐人寻味的超长期经济衰退。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始终陷于增长低迷的困境中。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用1/4个世纪的时间来调整都走不出经济衰退的阴影? 

（一）经济衰退类型判断失误 

经济衰退，从共性上看，大多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虚拟经济价格虚高的泡沫化导致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但具体到每次衰退又都有其不同的起因、程度、类型和周期特征。经济学家总结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衰退。在周期类型上，有长波、中波、短波之分；在结构类型上，有投资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资产负债结构、开放经济内外结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金融结构、人口结构、资源结构、技术结构等失衡之分；在程度类型上，有局部性衰退和系统性衰退之分。经济衰退的类型不同，其应对的方法选择、方法间的搭配组合、方法运用的主次顺序及程度、力度应有所不同，因此对经济衰退、经济危机类型的准确判断，是实施正确的应对方式、走出经济衰退的前提。

具体到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所引发的经济衰退，事实上是三种波动周期叠加、多重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系统性经济衰退。应对这种超级经济衰退，需要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结构调整、增长方式优化等长效对策为主，以财政、货币、人口、产业、区域等政策加以配合的综合配套工具进行调节。

然而，泡沫经济崩溃初期，日本社会对经济快速复苏普遍持相对乐观态度。依据新自由主义的不干预理念，日本在静候经济的自动恢复，而对于此次泡沫经济的危害性、经济衰退的深刻性及技术创新周期的长期性等缺少准确判断，对结构调整的难度缺乏充分的准备，错过了泡沫经济破灭初期的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其后，随着经济的持续低迷，日本历届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综合经济对策，但主要是运用短期效应明显的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调节，缺少具有长期效应但需要持续努力的结构调整、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增长方式优化、经济转型等变革性应对措施。

由于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效果不明显，遂政策实施的力度不断加大，直至走向其反面，不仅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造成损害，甚至成为经济持续衰退的祸根，使得结构调整越发困难。随着经济衰退的持续，在历届日本政府出台的诸多综合经济对策中，也不乏结构调整、制度创新的长效对策，但总是在出现推进困难时被迫放弃，或因政府的频繁更迭而中断或打了折扣，没能达到预期效果。

（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失灵 

泡沫经济繁盛和崩溃后，日本经济结构失衡状态长期得不到治理，致使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失灵。

1.货币政策的失灵。货币政策的失灵表现为超长期的“零利率”政策仍然不能提振经济。日本政府长期实施零利率政策，但是日本经济却没能因零利率货币政策的刺激而走向繁荣。20多年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除了个别年份达到和略超过2%外，始终处在2%以下，更出现了15次负增长。2016年伊始，日本央行再次实施负利率政策，既是为了刺激投资，又是为了诱导日元贬值。但事与愿违，日本股市和汇市的直接反应却是股价暴跌和日元汇率上涨。这再次说明日本的零利率乃至负利率政策作用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有：第一是“流动性陷阱”效应。第二是“流动性滞存”效应，即窖藏效应。第三，当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投资不振、投资出现萎缩时，投资—储蓄曲线（IS曲线）会出现收缩性拐点，而一旦形成反向拐点，扩张性货币政策将不仅无效，甚至会出现越扩张、经济越萎缩的货币政策失灵和走向反面的现象。第四，零利率货币政策的实施，因投资风险巨大、投资亏损或投资回报低，不仅未能形成国内资金市场的有效需求和投资行为，反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加剧了资金外流和产业空心化。第五，货币政策目标只是单纯瞄准经济增长，没能有效地瞄准和化解导致经济衰退的结构失衡和技术、制度创新不足的调控目标。 

2.财政政策的失灵。首先表现为政府巨额负债的刺激政策仍然不能提振经济。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陆续推出了十多个包含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经济振兴计划，公共事业的支出规模不断创历史新高。至2015年3月，政府债务累计总额已超过千万亿日元（约合10万亿—11万亿美元），以至于使其衡量一国债务水平的三大指标，即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债务占总财政收入比重、债务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比重，分别达到243%、822%、2359%，均高居世界第一，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内负债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泡沫经济崩溃25年后，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已达到泡沫经济崩溃初期（1991年）的3.3倍，但经济依然没能因政府高负债的财政刺激而走出低谷。

财政政策失灵还表现为巨额财政负债使日本经济变得十分脆弱：（1）由于财政赤字不断累积，日本政府的还债负担越来越重。所以，每当经济稍有好转，政府便不得不加大征税以维持债务经济的运转，而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又会使刚刚有所恢复的经济迅速下滑，形成恶性循环。（2）受财政赤字的拖累，加之外部经济结构失衡，每当世界经济出现问题，日本经济便会率先跟着下滑。（3）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作用正在走向反面。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繁荣的初衷，正在因债务规模过大而转化为经济进一步衰退的潜在因素，甚至成为经济长期低迷的根源和走出低迷的障碍。

综上所述，20多年来，日本历届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反复证明，单靠常规的传统的量宽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引导经济走出长期衰退的阴影，难以调整多重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的经济衰退。 

（三）多重结构失衡叠加 

在现代开放经济系统中，存在投资与消费、收入与分配、供给与需求、资产与债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以及人口、技术、能源、产业等各种相互关联的多重经济结构。一般情况下，随着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及各种经济变量的波动，结构性矛盾及结构性失衡往往是难以避免的。如果经济系统内部具备完善的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且能形成优化组合的调控机制，结构性矛盾才有可能得到及时调整和缓解；如果结构失衡长期存在，且得不到有效调整，则会长期损害经济增长。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引发的长期经济衰退，是多重结构长期失衡且交织在一起的经济衰退，其调节难度特别大，必须构建以结构调整为目标、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优化组合的结构调节机制。

1.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投资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但二者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比例关系，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要在后工业化阶段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增长，需要注入两种力量：一是在投资中注入创新驱动的力量，即靠技术创新、经营模式和管理体制创新提升投资回报率以促进投资；二是加大消费拉动的力量，即促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实现投资—消费结构及投资和消费各自的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结构转换，以弥补投资拉动下滑对经济增长的损害。

日本作为发达的经济体，消费拉动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后期，即工业化、城镇化完成之后，消费拉动对经济的贡献率一直稳定在50%以上。然而，泡沫经济崩溃导致的经济深度衰退，使投资和消费同时大幅萎缩，其后，投资拉动的创新驱动始终不足，而消费的长期低迷也遏制了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上升空间。由于不堪承受结构改革的阵痛，日本政府反复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调控，结果不仅效用有限，而且随着调控力度的加大，规模不断扩大的政府债务负担越来越成为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严重拖累，消费作为拉动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功能受到制约。

2.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泡沫经济崩溃之前，日本是收入分配差距相对较小的国家，但泡沫经济崩溃后的20多年中，其收入分配结构越发失衡，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影响了居民的消费倾向。有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日本企业收益增加与劳动者收入提高之间几乎没有直接联系，甚至呈“倒挂”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日本企业分红连创新高，增长率在10%—20%之间，然而许多大企业通过政府优惠政策获得的收益很大部分都流向公司董事和股东。收入与分配的结构失衡，不仅使得“安倍经济学”标榜的公共投资和企业成长优先的财政促进政策未能达到预期的增长红利向下逐层渗漏的涓滴效果，甚至抑制了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

3.人口、就业结构失衡。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引发经济进入衰退期，刚好与日本人口迈入少子老龄化阶段且呈长期化趋势相叠加，使得日本经济衰退与人口老龄化形成长期的结构性关联。人口结构、就业结构，说到底是生产要素结构问题。经济增长需要两个最基本的人口条件：（1）人口小幅增长或能够稳定在维持经济增长的规模；（2）人口年龄和就业年龄均处于有利于资本积累的青壮年结构状态。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不仅经济陷于衰退，人口结构也开始恶化，包括总量规模、年龄结构以及失业年龄结构等。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引发财政支出的扭曲。如果没有老龄化的人口拖累，扩张的财政政策应该是用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然而，为减低社会的养老压力，大量的财政开支要用在社会养老上。可以说，日本的人口条件已经同资本累积和经济增长越发背离了。让一个严重老龄化社会重回经济繁荣轨道是非常困难的。针对这种情况，安倍内阁曾提出“女性经济学”作为解决对策。近年来日本的移民政策、环境、条件也有所放松。这对以单一民族自傲和优等民族自诩的日本来说，是个不小的进步。然而，鉴于日本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国民性和保守势力，没有一次更加严重的危机进而进行一场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很难达到的。 

4.资产—债务结构失衡。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健康平稳增长，无论是微观企业、中观行业还是宏观政府，都有一个资产和债务结构合理、负债率最佳的经济安全问题。负债经营虽然有利于资金的充分利用，但债务水平、规模、负债率必须控制在一个合理、安全的范围内，否则会发生由过度负债引发的经济危机。泡沫经济崩溃后，整个日本经济的资产—债务结构即从企业到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全面恶化，政府为救助经济不断累积财政赤字，债务规模超出安全值的三倍，严重侵蚀了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资产—债务结构的恶化，不仅使日本经济走不出长期衰退的阴影，也成为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根源。 

5.开放经济内外结构失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是由同国际市场相连接的外部经济和同国内市场相连接的内部经济两部分组成的。理想的内部经济均衡，是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低失业率、低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低碳等条件约束下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经济。实现这种理想的经济增长需要处理好各种经济结构，特别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货币经济）的比例关系。理想的外部经济均衡，能够保持国际收支均衡，维护汇率稳定，促进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投资平稳增长，且能够免受和抵御国际市场负面冲击。实现这种理想的外部经济增长，需要有充足的国际储备且保持适度的国际储备规模。理想状态的开放经济，是内外双均衡协调发展的经济。事实上这是很难实现的，失衡才是一种常态。但是，如果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结构长期严重失衡，甚至出现内外经济发展的相互冲突和矛盾，则会给经济带来巨大损害。泡沫经济时期，日本经济处于内部经济严重过热、外部经济巨额顺差的双失衡状态。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又迅速陷入内部经济过冷、外部经济顺差的另一种双失衡状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宏观经济政策会因受到各种外部冲击而失效。事实上，日本超低利率政策也没能使资金留在国内刺激本国经济繁荣，反而因内部经济过冷、外部经济顺差、本国货币升值（出口成本上升、出口价格竞争力下降）引发了资金外流和产业空心化。

上述种种经济结构失衡的多重叠加及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调整，使日本经济陷于长期衰退的泥潭难以自拔，也使日本针对长期衰退的宏观调节难上加难。  

（四）政治体制弊端凸显 

政治体制的弊端，使得日本政府难以提出和实施具有长期效应且需数届政府同心同德持久努力的治理对策。 

1.短命政府难以提出和实施长效经济政策。1991—2012年的21年间，日本经历了18届政府，先后有14人、20人次任日本首相，平均1.17年换一届政府、1.05年换一任首相。短命政府，不仅使经济政策的持续性受到影响，也使历届政府很难制定和实施具有长期效应的经济对策。日本内阁的短命现象，既有政府经济业绩不佳的因素，亦有政治体制缺陷的因素。由于短期见效的政策难以解决长期结构失衡的问题，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历届内阁实施的经济政策均效果不佳，成为导致政府短命的主要经济因素。从政治因素看，二战后，日本确立的政体是按照权力制约原则建立的民主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始终是控制众参两院的第一大党，政权非常稳定。但日本经济进入低迷期后，政体设计的缺陷凸显出来，过度制衡及政党、派阀争斗导致政府频繁更替。日本的首相选举、组阁、任期届满及连任要过很多关，任何关口未能通过，都会导致政府倒台。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日本内阁可以随意成立和解散，首相任职的时间非常短，以至于在21年时间可以有18届内阁。

2.执政党为保住选票引致的经济虚假复苏的短期效应。2014年10月31日，日本央行宣布追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股市创下年内新高，安倍借此不失时机地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伴随着经济短期的虚假繁荣，安倍一举奠定了长期执政基础，却为经济长期衰退的治理埋下祸根。2016年初，日本股市连连大跌，市场怨声载道，日本央行不得不出台负利率政策，短期的虚假繁荣破灭。接下来是2016年的夏季参议院选举，为保住选票，为继续执政的一党私利，安倍内阁可能还会以饮鸩止渴方式刺激经济，从而使日本经济在衰退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3.在野党为追求执政目标引致的逢议案必反的经济损害效应。由于泡沫经济崩溃后在野党相对壮大起来，日本自民党于1993年8月丧失了持续38年的执政地位。此后，形成了执政党和在野党各自在国会的力量强弱拉锯式的波动，日本进入了势均力敌的执政党与在野党相互抗衡的时代，不时出现执政党在国会占少数席位、在野党在国会占多数席位的过度制衡的政治生态。在野党常常利用国会多数席位的优势，阻挠执政党的各种议案，包括有利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体制变革的议案和合理的财政预算。

4.泛政治化的经济政策影响实施效果。“安倍经济学”在解决经济问题中夹杂着政治目标，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安倍经济学”也是为安倍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安倍内阁需要漂亮的经济数据，需要制造市场泡沫支撑内阁支持率，进而实现任期内诸如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张军备、通过新安保法、“改造”教育等政治抱负，反过来又以这些政治目标的实现，掩盖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寻求支持率。这种追求支持率且夹杂政治目标的经济政策，使得为“安倍经济学”服务的日本央行政策——更加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带有潜在的泛政治化色彩。 

5.世袭化的政治团队难担重振经济的大任。大量关于日本政治生态的研究，对日本历届世袭内阁的人数、比例、结构、平均数、对比数、复杂的裙带关系做了系统梳理和评析。从中可以看出，在全球民主体制中，日本的政治世袭世代最长，世袭率最高，裙带关联最广。世袭政治是日本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基础和传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世袭政治的弊端并未凸显。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兴经济体崛起，内外经济环境条件发生变化，世袭政治越来越难以担当日本经济、政治变革的重任。若从经济弊端角度看，世袭议员靠家族势力上位，在位时容易为家族企业捞好处；世袭议员生长环境优裕，与普通民众相隔甚远，不仅难以提出体恤民生消费的卓有成效的方策，且缺少责任感和使命感；世袭政治容易形成强势政治家族间利益相互绑定的“利益集团”，很难提出高瞻远瞩、富有创见的经济政策。世袭议员的票源常常来自身后的政治后援会。为获取本区利益，后援会依靠强韧的地方人际关系，发挥着“选举利器”的作用，而世袭议员为回报后援会的忠诚，则会提出有益于后援会地区的议案，这有可能导致部分国会议员将地方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损害普通国民的整体利益和国家的长远战略。

（五）开放经济的外部冲击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可以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上获利，没有哪个经济能够封闭自己而不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同时任何一国经济也都避免不了来自外部的冲击。如果自身没有免疫力和适应力，就容易被冲垮。由于日本经济自身存在结构长期失衡等弱点，二战后日本的经济衰退几乎都是外部冲击引起的。

泡沫经济崩溃前，有过两次大的冲击：一次是1973年，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造成的冲击。由于日元被长期低估，国际收支顺差大量积存，日元进入大幅升值时代。同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这使日本经济遭受来自外部的双重打击。为刺激经济增长，日本政府于1975年开始大量增发国债，打开了通过政府大规模负债刺激经济增长的潘多拉盒子，从此日本经济染上了“财政赤字依赖综合症”，直至成为目前日本经济走出长期衰退的最大障碍。另一次是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令日元大幅升值的冲击。由于日本国际收支积累巨额顺差导致日元汇率在国际市场上不断攀升。日元升值对外打压了日本商品和服务出口价格的竞争力，对内助推了股价和房价的轮番上涨，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泡沫经济，更为日后的经济长期衰退埋下隐患。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经济复苏也经历了两次大的外部冲击，而且每次都是在经济出现恢复增长、发展态势良好的时期被打压下去的。第一次是在1996年，日本经济出现了罕见的恢复增长迹象，当年GDP增长率达到2.6%。桥本内阁甚至寄希望以此为基础减轻财政负担，实施了提高消费税率的举措。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刚刚有起色的日本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第二次是在2006—2007年，日本经济在泡沫经济崩溃15年后，终于有了一缕增长的曙光，然而，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打压，日本经济迅速掉头且断崖式下滑，再次中断了来之不易的经济复苏。

对日本来说，更为严峻的是，在现行的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日本经济、日元常常被置于用来投机和避险的境地。只要美国经济一出问题，就会诱导日元升值。由于日本经济自身的内外结构失衡状态长期得不到调整，由于作为国际货币之一的日元只是美元——国际货币功能的一种补充，只是承担着美元——国际货币若干职能中单一的储备职能，日本经济和日元始终难以摆脱成为国际游资投机对象和美国经济避风港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