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周菲菲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6期发表《日本的工匠精神传承及其当代价值》（全文约2.3万字）。

周菲菲认为，日本工匠精神的基本价值与制度依据在于强调敬业、敏求的“家职伦理”；其终极追求“天道奉公”既是工匠家国观念的集中体现，也符合尊崇自然的天人合一理念。“日本制造”取胜的一大秘诀在于工匠精神，然而近20年来，有着悠久传统和良好信誉的日本制造业大企业丑闻频出，“日本制造”陷入困境，工匠精神的失落是其重要原因。研究日本工匠精神的形成、内涵及其在日本制造业转型中的作用机制，或有助于培养中国的工匠精神，从而在中国迈向制造业强国之路上发挥东方劳动观念与职业伦理的文化力量。

（一）日本工匠精神的形成与确立                                                                      

“工匠精神”在日语中表述为“职人气质”，亦作“职人魂”，意即尽分守职的工匠所体现的与工作相应的精神风貌。笔者认为，日本工匠精神的源头是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佛教的东传；意识形态上包含尊崇自然、以人为本的“天人合一”价值观以及儒家家族与角色观影响下形成的讲求敬业、敏行的“家职伦理”。

日本工匠精神萌芽于传统手工业的发展，随着5世纪到7世纪中国器物与相应的技术、宗教、思想、制度的传入，启蒙于奈良时代。随着内匠寮于728年设立，工匠中逐渐发展出严格的技术等级制度；并在9—10世纪发展出了“官司合同制”；12世纪民间出现的手工副业成为工匠文化形成的契机。平安时期贵族群体对工匠职能神秘力量的记载与描述，从侧面证明了早期的日本工匠群体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这是源于他们作为中国传统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传承人这一身份。

日本工匠精神初步形成于中世，此时他们被称作“供御人”或“神人”、“寄人”，其身份与平民明确区分开来，其数量与特权也有了明文规定。在“神佛习合”的社会背景下，工匠群体对职业神圣性的认同提升，这在由日本皇家、贵族编纂的“职人尽绘”中多有表现。

在儒学普及、社会阶层身份与职业分工逐渐固化、细分化的江户时代，日本工匠精神

确立，形成了“内仲间”组织、“年季奉公”学徒制与基本的家职观念。

（二）近世日本工匠精神的终极追求及其泛化

近世即江户时期确立的日本工匠精神，其基本价值与制度依据在于主张敬业、敏求的“家职伦理”。敬业，是由于“业”乃“家”长久存续之道；“敏求”则是《论语·述而》中勉力以求之意。而其终极追求“天道奉公”，既符合尊崇自然的天人合一理念，也是工匠共同体意识的根源，具有强烈的家国观念指向。在近世知识分子的教化、肯定乃至对匠艺活动和匠人精神的推崇之下，工匠形象在诸种类书和浮世绘画作、落语等庶民艺术中脱颖而出，成为江户人的代言。可以说，工匠精神的泛化对于近世乃至当代日本人的身份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日本工匠精神的近现代传承

日本工匠精神在近现代的主要功绩是支撑了近代“日本制造”的发展。“日本制造”在历史上曾经也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而日本克服其产品低劣的形象，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依据的重要精神力量与制度支撑就来源于传统的工匠文化。另一方面，通过行匠事即可奉行“天道”的价值取向也指向平民阶层不问政事、缺乏大局意识的思维特点，工匠对荣誉的追求在近代被明治政府纳入“家职报国”的价值体系中，演化为一种制造业民族主义，并通过其社会泛化加剧了战前日本的民族主义倾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崩溃的战败国，在美国援助下开始了艰难的复建。这个时期，日本将制造业作为重振国民经济的起点，从模仿欧美中发展“日本制造”。在当时的欧美市场上，日本产品意味着质次价廉、山寨泛滥。然而，经过20余年的发展，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成长为世界经济巨人，“日本制造”开始进入黄金时代。其中，工匠精神在创新中得到了传承：（1）日本企业的成功经营模式中渗透着传统工匠精神。传统的日本式经营被归纳为“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三大神器论，强调集体主义与员工归属感。（2）从模仿到创新，“日本制造”的重要动力在于对技术员工的尊重和对科技的大量投入。（3）工匠精神的承载制度——学徒制在当代制造业中也没有失去用武之地。（4）在日本的近现代制造业发展中，工匠精神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观念在以市场为中心的大规模生产中得到了创新性发扬。

（四）“日本制造”中失落的工匠精神

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制造”开始进入黄金年代。当时，日本诸多大企业成为全球家电、汽车、数码等行业的翘楚，“日本制造”以其模仿创新能力与工匠精神为世界各国所乐道。然而，近二十余年，“日本制造”与互联网、智能硬件市场擦肩而过，错失发展良机，更有一些长期拥有美誉的日本企业集体曝出造假丑闻。

“日本制造”面临溃败危机，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有观点认为，这与日本过犹不及的工匠精神不无关系。日本民艺理论家柳宗悦认为，工匠精神并不适合大规模工业生产；半导体产业研究者汤之上隆甚至指出，日本制造业过度依赖匠人精神与手工艺者的技艺和过于苛求性能与指标的极致，其败北缘于工匠精神的过度发挥。笔者认为，以上观点不乏对工匠精神的曲解。目前“日本制造”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其工匠精神在制造业民族主义与名利观、僵化的体制和扭曲的实践能力观共同作用下失落而导致的。

“日本制造”面临危机的重大成因之一，在于美其名曰“明治精神”的民族主义抬头，以及急功近利的名利观甚嚣尘上。所谓制造业民族主义，是工匠精神在近代与帝国主义结合，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口号中孕生的，将制造业发展与国运紧密结合的思考与生产方式。而当今其有所抬头的时代背景是，日本制造业的诸多企业面临来自世界各国和新技术的严峻挑战，没能做到及时转型，却继续背负着日本制造业中根深蒂固的“技术实力神话”，有的危机意识淡薄，没能及时反思危机；有的企业乃至国民则认为模仿可耻，忘记了丰田汽车学美国、官营八幡制铁所学德国起家的历史，这种骄矜和执着名利的心态导致其工匠精神失落，致使其故步自封。

在“功利主义伦理理论”影响下，日本有些企业在管理上也往往不再坚持以“家职伦理”凝聚与培养员工，而是唯股东意见是图、以眼前利益至上。在这种背景下，工匠精神不光容易被简单化为单纯的技术至上主义，“以社为家”的“家职伦理”也被异化为唯公司高层马首是瞻、员工沦为“社畜”并为公司奴役，甚至染指不正当行为的企业文化。《朝日新闻》社论警诫日本国民，“虽然不愿这么想，但蔓延的不正当行为可能已经成为制造业中的一种隐性知识”。

而制造业中易见的“工程师实践能力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日本制造业乃至服务业的营销意识淡薄和对市场的忽视，盲目追求顾客“满意”和技术的提高，这往往指向“品质过剩”。所谓“工程师实践能力观”即认为“凡是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这既是展示和证明自己的实践能力的最佳途径，也是指导自己职业行为的根本原则。这导致其价值取向是一件事情“能不能做”“会不会做”等能力素质，而不是“应不应该做”“要不要做”等涉及伦理道德的因素。其导致的品质过剩包括性能过剩、包装过剩与服务过剩。性能过剩是一个日语中的特殊词汇，指的是一种商业体质，这种体质使得商户提供的产品品质往往超过了顾客的需求，与传统工匠精神所倡导的“人物相通、美用一体、尊崇自然”的价值指向是相悖的。

日本的工匠精神是其工匠文化中最为核心的力量聚合体，同时也是日本工业文化的精神支柱。失去了工匠精神的“日本制造”，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以为继。如今，也有如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无印良品九州TABUCHI等企业在反思基础上明确了制造业升级对工匠精神中的传统劳动观、价值观、自然观与体制基础的诉求，从而成功发挥了工匠精神在现代制造业中应有的作用。

中国是工匠精神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但传统工匠在古代等级社会中一直处于社会下层,难以获得与普通劳动者平等的身份地位。而且，在西方功利主义的侵袭下，传统工匠精神不断失落，重拾工匠精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难题面前，日本工匠精神传承中的经验教训或对中国具有以下启示意义。

第一，管理模式上实施全员参与，强调东方式的共同体意识。第二，在工匠传统技艺与精神传承的方面，发扬工匠精神中家职伦理的凝聚力，复兴学徒制。第三，国内产业链快速下沉并且趋于细分化，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欣欣向荣的互联网行业，工匠所属的实体制造业需要不断尝试与市场相结合的真正的创新，要吸取日本的教训，不能为了技术而技术。第四，制造业转型是中国率先进入生态文明的重要契机。目前，中国的制造业生产还有不少采取粗放模式。我们在弘扬传统工匠伦理的积极作用时，也应当唤醒敬畏自然之心，重拾工匠精神尊崇天人合一的情怀和道法自然的智慧，在生产过程中淘汰粗放式经营，在提升效率与效益的同时，最小化对生态的破坏。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