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原标题《简析安倍政府国际秩序构想及实质》，载于《日本学刊》2017年第3期，全文约1.8万字。

王金辉、周永生认为，安倍政府的国际秩序构想，主要包括以价值观外交为旗帜、创建海洋国家联盟和维护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三个基本内容。这是其构建国际新秩序的三驾马车，三者之间彼此关联，相互依托。其目的是维护日本的既得利益，试图由日本主导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未来发展,但损害了地区之内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它带有很强的对抗性和针对性，是冷战对立政策在新世纪的某种延续和翻版，实质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通过维持和组建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联盟，谋划地区和世界的领导地位，追求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现实主义外交与国际秩序架构。

王金辉、周永生在文章中指出，日本一直梦想建构国际秩序，二战中曾提出过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二战结束以后，日本加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阵营，走上了执行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立政策的道路。日本经济迅猛发展，1988年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超过苏联，位居世界第二位，国家实力强盛。日本开始提出由自身主导并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建构的战略考量。1990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提出建立日、美、欧三极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构想。但是，由于日本泡沫经济迅速崩溃，综合国力无法支撑实现其提出的庞大目标，国际秩序构想随之搁浅。此后，日本政府领导人在国际秩序构想方面长期保持低调，以追随美国的国际战略为主，基本上没有提出独立构建国际秩序的想法，即便民意支持率较高的小泉政府时期也是如此。

但是，到安倍执政以后，情况出现了变化。安倍政府重视利用日本现有的地位，实行积极、主动的对外政策，提出了全方位的“俯瞰地球仪外交”战略为实现这一战略，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第二次就职后，截至2016年2月，其共计访问了86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了近400场峰会，外相岸田文雄则出访了65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参加了604场国际会议（包括与104个国家的247场外长会议）,试图打造带有日本特色的国际秩序。安倍第一次执政时就提出了“自由与繁荣之弧”的理念，第二次主政后更加强调构建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际秩序。安倍政府的国际秩序构想，从政策层面体现在日本《外交蓝皮书》之中。具体阐释为：（1）巩固日美同盟，（2）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3）加强经济外交。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高举价值观外交旗帜，创建海洋国家联盟和维护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三个基本架构。安倍政府的国际秩序构想地缘政治色彩明显，对中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其主要特点是对中国的孤立、包围与遏制。

安倍政府的国际秩序构想，是日本国家的国际关系整体设计、安排，也是日本国家的外交实践和政策推进。它具有多种理论基础的支撑，并结合了日本自身特点和现实国家利益；既有理论和政策的继承性，也有安倍本人及政府企图糅合多种理论、追求最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的梦想和努力。

一、强调“价值观外交”，强调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意识形态斗争的翻版和延续

今天中国的快速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和民主制度。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一直不为西方国家所认可，始终是它们诋毁和排斥的对象。安倍政府认为，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是目前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体系，日本已经拥有了这样一个最高价值体系。因此，安倍在骨子里带有一种价值观的傲慢。他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一价值体系，在于把中国等一些国家定义为它的对立面，进而为这些对立国家贴上标签，丑化为独裁、专制和暴政的国家，彰显所谓日本的高尚和正义。这实际上是一种把自身打扮成高大上、把对方污蔑为丑恶假的国际政治斗争伎俩，从而提升本国国际政治地位和树立国际政治形象。至于本国是否真正达到了自由、民主和法治，对安倍来说，这是次要的问题。安倍政府强调的政治架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最重要的政治模式是所谓民主政治体制，再加上自由、人权和法治多重要素的补充与配合。在这些方面，日本本身属于发达国家当中的优等生，强调这些要素，就是在强调日本的强项，发挥日本的长处。

安倍政府把自己打扮成亚洲民主政治的代表，对中国为代表的所谓“非民主政治体制” 国家试图施加外交上和舆论上的压力，并拉拢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进行包围和打压。日本巧妙地利用周边国家对中国强大的恐惧、疑虑和防备，把印度、澳大利亚及一些周边国家聚集在所谓共同价值观的旗帜下，对中国进行党同伐异。其主要目的是主动担当在亚洲的反华先锋，共同联手制衡、打压、遏制中国，借助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契机，提高自己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安倍的这种做法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意识形态斗争的翻版和延续。

二、以价值观联盟为纽带，建构海洋国家联盟，拥有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控制海洋通道，拥有足够的海上贸易船只，进而实现本国的垄断利益

安倍政府要建构的海洋国家联盟，充分吸取了近代海权理论大师马汉的思想：要控制世界，必先控制海洋；要控制海洋，必先拥有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有足够的海上贸易船只，进而控制海洋通道，从而实现本国的垄断利益。安倍要建立海洋联盟的主张和政策推进，几乎是马汉海权思想的日本翻版。2007年8月，安倍访问印度在国会发表演说时表示，“作为海洋国家，日本和印度在维护海上通道安全方面有重要的利益”，“我们拥有共同的根本价值观如自由、民主和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以及战略利益”。“如果日本和印度以这种方法联合起来，这个‘大亚洲’将逐渐演变成一张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大网，把美国和澳大利亚也包括在内。”

但日本深悉其国力有限，没有实力主导和控制世界海洋。因此，安倍政府认识到，首先，日本要依靠美国的力量，它认为“日本和美国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强大联盟，日美联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的关键，它为维护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与繁荣发挥着主要作用，日本欢迎美国亚太地区再平衡政策，未来两国将密切合作，在该地区构建新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其次，通过海洋联盟，联合其他海洋国家，拉入澳大利亚和印度，利用南海地区与日本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打造海洋国家联合体，来实现日本主导海洋秩序的目标。通过把这些海洋国家联合起来，将形成日本海上运输通道的重要战略支点和网络，有利于其控制海上通道，进而封锁和阻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陆国家。

作为一个海岛国家，日本的海上军事实力不可小觑。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兵种齐全、装备先进，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之一。日本政府计划在2017年度预算案中，将海上保安厅的经费提高至历史最高的2100亿日元（约合126.5亿元人民币）左右，将比上年度的1877亿日元增加200亿日元，主要用于新造数艘大型巡逻船。此外，日本海运发达，其船队规模长期居于世界前两位，2015年以4135艘、2.42亿载重吨列世界第二位，其中干散货船、液体散货船和集装箱分列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五位，特种船、杂货船稳居世界第一位。从结构看，平均船龄仅8.1年、平均吨位5.8万载重吨，分别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1年、高43%，长期保持了船舶技术的先进性。其中商船三井、日本邮船和川崎汽船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运企业。

当然，安倍政府的海权目标是有限的，其野心还没有大到要控制整个世界海洋的程度，其政策目标主要局限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要实现的是区域海洋控制的目标。安倍政府企图通过海洋联盟来制约大陆国家，是近代地缘政治学尤其是海权政治理论在21世纪用于亚太、印度洋地区国际政治斗争的延续。其核心目标是，利用日本国家的海洋特点和海洋方面的长项，维护日本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独特国家利益。

三、维护由欧美日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主导国际经济秩序

经济基础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作为国际秩序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安倍无法忽略对这个层面的考虑。与21世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蓬勃发展相对，日本经济“失去了20年”。安倍作为日本的领导人，内心当怀着一种深层的落寞。他既对日本回天乏术的经济感到某种无以名状的失落，又对中国等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崛起怀有疑惧。按照日本现有的力量，已无法阻挡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崛起，只有让世界经济的发展重新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以发达国家垄断的游戏规则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才能够对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发挥某种延缓、迟滞和抑制作用。因此，安倍号召发达国家重新夺回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政策逻辑。这种战略构想和政策从本质上而言，是疑惧和敌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

安倍政府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构想与其“价值观外交”紧密相连。2015年 4月 29日，安倍首相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指出：“亚太各国，尽管历史背景各不相同，应在日本与美国的带领下，建立起不为任何国家恣意左右的、公平、充满活力、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在太平洋市场，知识产权不应受到侵害。不应对苛刻的劳动条件、过重的环境负荷视而不见。只有对这些说不，才能将自由、民主主义、法治，我们所奉行的共同价值观向世界传播并扎根于世界。”从安倍的这种表述当中人们可以看到，安倍的世界秩序构想不仅局限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还包括市场经济领域的价值观。安倍政府要在市场经济领域也占有道义与价值的制高点，并以公平、充满活力、可持续发展、知识产权不受侵害、不能有苛刻的劳动条件、不破坏环境的发展等作为发达国家衡量和审判发展中国家的标准与尺度。安倍政府的这些标准是有所指的，暗含了对中国等国家不符合这些标准的责难。日本推动TPP和日欧自贸区谈判，意味着另起炉灶，重新确立新的世界经济规则，把中国隔离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之外。对于这两个地区中的发展中国家，日本并不是想在经济上与其打成一片，更主要的是要通过确立新国际经济和贸易的机制，从而主导未来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国家利益共生、共存和共享的背景下，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振兴，日本仍无法理性看待和接受这一事实，也反映了其狭隘的岛国意识和对华的敌视态度。

此外，日本在对外援助方针上的改革，有利于日本获得更多的国际项目，从而可以发挥日本经济的技术、服务和经营强项，为日本企业赢得更多的国际商机，帮助日本确立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但从世界经济的实际情况而言，国际经济由发达国家绝对主导和控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900年前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当中的份额约达90%左右，2000年前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当中的份额约达60%左右，2014年，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份额已经下降到了45%左右。从大趋势而言，发达国家的份额仍将长期地持续下降，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中国和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就是发展中国家成长的突出表现，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也都出现了较大的改善。非洲国家正处在经济已经起飞和起飞的前夜。尼日利亚、安哥拉等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都相对较好。发达国家想要完全主导世界经济发展，不仅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安倍政府设想的维护以及重塑由发达国家完全主导和控制国际经济秩序是不符合潮流的。

安倍政府的国际秩序构想，是以价值观外交为旗帜组建政治联盟，联合相关海洋国家组建军事联盟掌控未来国际安全秩序，以经济外交重塑国际经济规则，维护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三位一体的架构。在这三个方面中，“价值观外交”作为主线贯穿于海洋军事联盟和经济外交之中，海洋联盟为“价值观外交”的实施提供重要安全保障，经济外交则为其“价值观外交”和日本实现充当海洋联盟的领袖地位提供雄厚物质基础。

安倍政府的国际秩序构想，实质是维护日本的既得利益，并在此基础之上，试图由日本主导亚太和印度洋地区未来发展的战略架构及政策实践。毫无疑问，这种战略架构及政策实践，有利于日本和部分发达国家，却损害了地区内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尽管安倍政府在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上不断翻新花样，倡导所谓“价值观外交”、海洋国家联盟、发达国家主导国际经济秩序，拼凑战略联盟、菱形联盟和开展“俯瞰地球仪外交”等，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本质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一贯奉行的现实主义政策，即以本国实力为基础，通过维持和组建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联盟等手段，谋划地区和世界的领导地位，追求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现实主义外交与国际秩序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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