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大矢根聪在《日本学刊》2020年第5期发表《日美经贸摩擦的政治解决过程——兼论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全文约2.8万字）。

日美经贸摩擦，一般被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三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2）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后期，（3）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三种类型的经贸摩擦分阶段发生，也有三者并存的局面。

那么，以上三种类型的日美经贸摩擦，具体呈现为怎样的政治解决过程？

一、出口扩大·自愿出口限制型经贸摩擦

日美两国之间的经贸摩擦激化至足以动摇双边外交关系的程度，是从1968年到1971年发生的纺织产品摩擦开始的。之后，围绕钢铁和彩色电视机等产品，以日本对美出口为契机的日美经贸摩擦陆续爆发。其间，1979—1981年发生了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充分展示了第一种类型的经贸摩擦的特征。首先，政治问题化始于美国国内产业和工会组织，要求两国的议会和政府采取应对之策。此时，以基于通商法第201条的起诉案件为契机，该问题在美国引起关注，并促使议会采取对策。根据美国的宪法，管理国际贸易的权限不在政府而属于议会，所以一旦议会将这一问题扩大化，政府就不得不认真对待。而在日本，尽管国会议员尽力抑制该问题扩大以回避实施出口限制措施，但是这种问题非政治化的尝试所产生的效果有限。其次，日美两国内部都存在不同意见，无法形成整体对立的局势。尤其是在美国政府内部，意见的差异非常明显，要求对自日进口实施限制措施和维持自由贸易的势力势均力敌。再次，两国首脑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合作。一般而言，美国总统在选举时会承诺将抑制不断扩大的进口，但一旦当选后往往又会尊重自由贸易主义和国际协调。另外，对于日本首相而言，与美国关系的稳定性在国内政治层面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其政权根基不稳的话，往往会倾向于在对美关系中寻求政权稳定性。而且，对外经济依存关系也是日本首相不得不考虑的事项。

基于以上三点，罗伯特·帕斯特（Robert Pastor）针对美国议会，发表了如下言论：“在日美相关人士之间形成了‘大喊大叫—长吁短叹’假说一般的政治力学”。也就是说，美国的产业界以及工会组织大声呼吁要求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借助议会的支持不断扩大其声势。另一方面，在日本的产业界和议会中，也存在对此表示担忧并抵抗的“大喊大叫”。对此，美国政府因为内部分裂无法迅速采取应对措施，所以日本政府也没有确定相关对策。于是，问题长期化，并日趋紧张。但是，美国政府内部也存在坚持贸易自由主义的主张，而日本政府内部也存在对美让步的意向，加之两国首脑在维护贸易自由主义、稳定日美关系等问题点上采取合作立场。结果是，针对之前的“大喊大叫”，复原力开始产生作用，日本方面将VER作为一项次优政策选项实施的方针浮出水面。最终，两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即强硬派和贸易自由主义即稳健派都为之释然，只能唉声叹气。

换言之，在第一阶段的日美经贸摩擦中，所谓“对立”，与其说存在于日美两国之间，不如说是在日美两国国内或者说政府内部。如此多元主体的各种意见需要进行调和，而要煞费苦心地考虑调整对策需要时间，各行为主体纷纷发声阐释自己的主张。经贸摩擦中的紧张状态，其实是这种多角度调整过程的相互碾轧。

二、进口低迷·自愿进口扩大型经贸摩擦

围绕自美进口低迷的经贸摩擦，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可以说是一个典型案例。当然，和汽车贸易摩擦一样，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也是以日本半导体产品对美出口扩大为契机而发生的。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半导体产品对美出口规模开始增大，之后也曾一度缓和，但是进入80年代后再次扩大。与此同时，日本自美国进口的低迷成为重要的争论焦点。

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的政治解决过程，体现了经贸摩擦进入第二阶段的特征，不同于第一阶段。当然两者之间也存在相似点，诸如产业组织向国会和政府提出要求以推动其政治问题化，日美两国政府内部存在意见分歧，以及两国首脑都有意愿妥善解决经贸摩擦等。但是，进入经贸摩擦第二阶段后，与第一阶段相比，美国国家实力相对衰退的势头更加明显，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抬头变得更加显著。随之而来的是，将日本视为异质的观点在美国产业界出现，并开始向国会和政府部门扩散。顺应如此环境变化的形势，美国国会和政府内部强硬派的立场更趋强硬，前所未有的对日主张和强硬的对日要求逐渐浮出水面。

受以上因素的影响，日美经贸摩擦的政治解决过程虽然也表现出了与“大喊大叫—长吁短叹”假说相一致的动态均衡，但其落脚点进一步向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向移动。在美国，强硬派以及国内产业派的“大喊大叫”更加强烈，与此相对，日美两国的自由贸易派的复原力开始发挥作用，但是双方之间的讨价还价还是相对均衡的，相关人士“唉声叹气”为的是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中的数值目标和附属文件化这一前所未有的管理贸易型措施。如此管理贸易化处理在其他的经贸摩擦领域也多次出现。

第二阶段的经贸摩擦也同样因为多元主体之间展开多角度调整而导致问题长期化和相互倾轧。但是，强硬派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自由贸易派处于守势却不断发起对抗措施，结果使经贸摩擦中的对立进一步激化。

三、国内结构调整型经贸摩擦

在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中，日本市场的结构性问题成为争论焦点，之后结构性问题在更多的产业领域受到关注。于是，围绕计算机程序的法律保护的法制建设、开发计算机基本软件等的实时操作系统核心程序（The 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 Nucleus，TRON）计划等，美国方面相继提出谋求法制建设的标准化、要求美国企业参与研究计划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如前所述，“日本异质论”在美国的媒体上随处可见，该论调将包括结构性问题在内的日本政治经济体制视为异质。另一方面，在日本，美国对日批判引起反感，可以称之为“厌美”的国民情绪和议论高涨。

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结构性问题成为经贸摩擦的核心争论点，为了跨领域处理这一问题，日美两国开始设计不同于以往的磋商机制。1989年9月开启的日美结构问题协商，就是这种跨领域磋商的典型。另外，1993年9月开始的日美一揽子经济协商也是类似的磋商机制，这意味着日美经贸摩擦处于最终局面，之后将不再发生伴随激烈对立的经贸摩擦。

日美结构问题协商和日美一揽子经济协商所经历的政治解决过程，不同于前述第一、第二阶段，具有三方面特征。首先，两国国内行为主体的立场更趋强硬，其一体性得到相对强化。其间，尽管产业组织和国会也反复向政府提出相关要求，但结构问题协商是由国会主导、政府推进的，一揽子经济协商则直接由政府主导。具体推进结构问题协商的布什政府，其内部一直存在意见分歧；至于推进一揽子经济协商的克林顿政府，则通过新设立的NEC进行意见整合，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决策的一体性。究其背景，既是因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不断涌现，导致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对日警惕增强，也缘于日美在经济领域的实力进一步接近，加之美国将日本视为“异质”的认知不断渗透，其围绕对日技术竞争的担忧更甚。而在日本，为了与日益强硬的美国形成对峙，政府表现出对抗姿态，产业界也不反对政府的做法，国内一体性增强。这主要是因为日美之间的实力日渐接近，加之以半导体摩擦为代表的既有教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在第一、第二阶段经贸摩擦中存在的特点，即“大喊大叫—长吁短叹”式的政治力学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内。这是日美两国内部行为主体的立场一致性得到强化的结果。这种政治力学，主要是基于行为主体立场的多样性，通过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过度强调以及多元调整的复原力，实现动态平衡。

最后一个特征是，在第三阶段的经贸摩擦中，不仅仅是技术性对立，原则性对立也进一步增强，由此导致两国之间的利益调整和政治性妥协很难实现。结构性问题成为争论焦点，于是一方面政府间协商成了技术层面和法律层面的讨论，另一方面，日美政府强调基于自由贸易主义和数值目标路径的“第三条道路”，在理念层面也开始发生冲突。双方都很难适应旨在实现政治解决的利益调整和妥协，因此基于不妥协的立场，形成了尖锐对峙的势态。

如此的经贸摩擦，若按照这样的构图继续发展下去，恐怕会导致日美两国关系恶化。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各国趋于通过WTO、利用法律路径处理经贸摩擦，日美经贸摩擦也变得几乎不可见。而且，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相对降低。与此相反，在美国，以信息技术（IT）和金融为中心的经济复苏势头非常显著。于是，日美经贸摩擦时代逐渐落下了帷幕。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