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友骏和同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赵磊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5期发表《疫情背景下日本供应链的重塑及前景分析》（全文约2.6万字）。

陈友骏、赵磊认为，2020年伊始，世界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对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疫情对中日双方的经贸往来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日本国内政府与产业界主张提升供应链弹性、构建以东盟为核心的多元供应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加之中美贸易战和美国对华高科技领域的“脱钩”政策，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开始收紧对华涉及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交流政策，转而选择在疫情防控、高端制造等领域加速布局供应链的“本土化”和“多元化”，以“摆脱对单一特定国家的依赖”。 

（一）疫情期间日本推进供应链重组的政策

2020年初，安倍晋三政府出台的第一轮应对疫情的紧急经济政策中，就有专门支持企业应对供应链受损、发放补贴的内容，旨在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促进设备投资。2020年4月7日，面对疫情的快速蔓延和经济的断崖式衰退，日本政府出台了“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紧急经济对策”，表示支持对某一国依存度高的制成品和零部件生产商回到日本国内，并鼓励日企向东南亚分散生产基地、谋求产地多元化。为此，日本政府设立了支援供应链重组的专项预算资金，为不同类型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供应链分散到东盟国家或回迁国内提供1/2至3/4的搬迁费用补助。这是日本政府出台的第一项有关供应链分散回迁的具体政策，主要由经济产业省负责落实。在疫情持续蔓延的2020年5月，经济产业省着手建立紧急事态时可随时掌握各公司库存状况的系统，通过分析库存量和需求，实行重要战略物资的增产计划或地区间调配。在安倍晋三宣布辞去首相一职后，菅义伟作为自民党总裁选举候选人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为降低供应链集中经营风险，地域集中的生产基地最好要分散，依赖特定国家的供应链也急需调整。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迟迟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因担心疫情影响国际供应链，日本在2020年10月16日继续追加860亿日元的补贴用于扶持口罩及医药品等生产企业回归国内，其涉及的产品与材料满足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即可，(1)生产基地集中在特定国家，(2)对国民健康至关重要。

通过梳理日本政府与产业界对供应链重组的政策动向与正式表态，可以发现：

其一，疫情是加速推动日本构筑多元化供应链体系的催化剂。日本政府认为，疫情对供应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为防止病毒感染扩散而采取的出行限制等强力措施，导致劳动密集型供应链部分出现障碍并引起需求波动，而且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长期影响，供应链管理亟待变革。

其二，东南亚地区是日本谋求供应链多元化、生产基地分散化的重要支点。立足于采购与生产的分散化以及应对潜在的供应链集中经营风险，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占据较大优势的东南亚国家成为日本分散供应链、构筑多元化供应链体系的首选地，加之地理上的邻近与基础设施的日渐完善，日本将在华的一些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地区也逐渐成为趋势。

其三，促进重要抗疫医疗产品和战略性科技产业回归日本生产，实行本土化供应战略。与此同时，数字经济革命与自动化工序进步、运输成本降低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产生了综合效应，促使日本重组相关产业链，推进供应生产的本土化成为可能。

其四，日本的供应链重组计划有着官方与经济界相互协同的特点，不仅是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疫情冲击的供应链调整政策，经济界和海外日企对此也大多持支持态度。面对疫情冲击、中美竞争加剧以及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结构性压力，部分日本企业受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驱动，将供应链迁出中国视为其重要选项之一。

（二）疫情背景下日本在华供应链、产业链的调整趋向

对日本而言，选择构建以东南亚为重点的多元化供应链网络，改变部分产业对中国供应链网络的高度依赖，助力核心科技产业与关键生活必需品物资的生产基地回归本土，成为后疫情时代的重要政策取向。具体而言，日本供应链重组政策的核心就是调整在华供应链，无论是重点产业供应链的多元化、分散化，抑或是核心科技与医药卫生产业的重新布局，其针对的所谓“特定国家”就是中国。日本政府担心其生产供应链过度集中到中国会产生过激风险，希冀以泰国、印尼、越南等东盟国家为基点，推进“中国 1”的供应链分散战略。该决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于：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汇率上升等因素，部分产业在华份额已经达到极限，引发纺织等轻工业及一些机械制造行业（轴承等）已经开始搬迁，而泰国、越南、印尼等国的份额正在增加，可以助力日本相关产业的生产基地和采购供应的多元分散；同时，中美战略博弈可能会进一步加速这一进程。鉴于此，推进在华供应链调整的过程，不仅可以构筑更加多元分散的供应链体系，同时也能促进日本国内就业、带动相关产业的繁荣发展。

后疫情时代日本在华供应链、产业链的调整，可以用“疫情驱动”“产业主导”与“价值取向”三个关键词加以概括，这如实反映了日本供应链调整政策的目的所在。

第一，疫情背景下日本重塑在华供应链的政策，呈现出核心环节本土化、供应链条短缩化、分散地域集中化等主要特点。日本供应链调整政策不仅受到疫情冲击以及经济成本考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日本试图借助疫情调整在华供应链网络，构建分散化、多元化的供应体系格局，推动核心产业回流本土，促进数字技术、新能源等前沿科技产业的供应安全，化解疫情带来的“被动”，并将之转为“主动”，在“危机”中寻求“机遇”，重新确立日本海外供应链网络的“安全自主”。即，除了受市场竞争原则与生产要素变化影响外，日本更多考虑的是着眼于维护自身重要供应链网络的自主性、多元性以及核心产业供应的本土化，提前布局新工业革命前沿领域的供应链安全。

第二，疫情背景下“提质升级”“优化结构”的产业政策调整。在日本推动在华供应链调整的过程中，产业政策无疑也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供应链的调整和生产基地的空间分布是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面对经济危机时，产业政策是日本政府政策工具中的关键支撑点。日本政府认识到，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产业进行财政补贴和产业扶持是必须的，更重要的是还可借助疫情“东风”，加速推进全社会的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日本政府希冀在疫情中寻求变革机遇，加大对前沿科技领域的投入，尤其是聚焦绿色环保与数字技术等重点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保障上述重点产业的供应链安全。

第三，选择与美国等“价值观同盟国”在供应链调整问题上深度合作。中美战略博弈日趋激烈，美国对华单方面“硬脱钩”尤其是科技领域“脱钩”，导致全球最主要的两个经济体可能强行分离双方既有的经贸关系和供应链体系，进而冲击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生产供应链。受其影响，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已成定局。中美经贸科技领域“脱钩”会影响日本的供应链重塑战略，也可能促使日本加大对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限制措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