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伦海：占领初期日本“文化国家”构想中的国权与民权论争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牟伦海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4期上发表《占领初期日本“文化国家”构想中的国权与民权论争》（全文约2.6万字）。

关于战后日本国家重建道路的选择，占领改革起源说无法解释和平色彩与战前体制延续的矛盾并存现象，即“帝国民主主义体制身影的再现”。究其根源，该观点忽视了战后日本国家重建过程中日本自身的能动性作用。事实上，国家层面日本最初的战后重建构想——建设“文化国家”，并非源于占领当局，而是早于占领改革且由日本自主提出。但是，围绕“文化国家”是什么以及应当如何实践，在日本政界及思想界都存在着激烈论争，其本质是延续近代“国体”为目标的国权立国论与以民众思想启蒙为理想的民权立国论之争。占领改革只是给日本穿上了民主制度的外衣，而决定战后日本重建的思想依然在日本自身。

（一）占领初期日本政界围绕“文化国家”构建的政见分歧

国权立国论与民权立国论之争在占领初期日本政界体现为围绕“文化国家”构建的政见分歧。战败后的日本政界，在高度一致的“文化国家热”现象背后是两条存在根本性分歧的重建道路，即保守政治家延续近代日本“国体”与革新力量反思战争、走“和平”道路。保守政治家关于构建“文化国家”的思想，其定位在于功利性地利用“文化国家”的和平性，以彰显日本主动反省战争、爱好和平的形象，期望在获取占领当局好感的基础上，争取尽量宽大的占领改革政策，其本质是以延续近代日本“国体”为目标推动战后重建。与之相反，以片山、芦田为首的革新政治力量将“文化国家”定位为战后日本国家重建的终极目标与基本原则。最终，保守政治家获得了优势，在占领后期开始高扬建设“经济国家”的大旗推动日本重建，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国家重建战略的本质性转向。相反，其本质仍是延续近代日本“国体”，只是将延续“国体”的手段从“文化”转为“经济”而已。与保守政治家重新占据主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革新政治力量的迅速边缘化。战后革新政治力量反思战争、走和平道路的“文化国家”理想，败给了保守政治家延续日本近代“国体”的“近代向往”志向。战后日本政治决策层在事关日本国家基本立场的标志性问题上的“保革对立”态势，在占领初期围绕“文化国家”构建认知的上述二元构造中已初见端倪。占领初期日本思想界关于“文化国家”的论争，正是对上述政界倡导的“文化国家”中“近代向往”志向与“和平”理念二元并存现象的深层次剖析。

（二）“近代向往”与保守知识分子的“伪装转向”

在保守思想界，以高山岩男、牧野英一的“文化国家”论为代表。高山岩男是战前为“大东亚共荣圈”扩张进行理论辩护的核心人物，“近代的超克”论是其代表性理论。战后的高山迅速展现了自我“转向”的姿态，积极倡导和平的“文化国家”理念。形式上对权力的服从与精神层面对日本中心主义的坚持是高山战后“伪装转向”的本质，其“文化国家”论正是这种“伪装转向”思想的集中体现。高山积极为天皇制辩护的思想是其“文化国家”论的内核。相比于高山，牧野英一在战后则毫不掩饰“近代向往”的志向，其“文化国家”论明确提出在重新解释近代体制的基础上推动战后日本国家重建。虽然牧野也盛赞战后宪法是“文化国家理念的宣言”，然而其“文化国家”构建的思想原点——《五条誓文》——则是导致近代日本走向战争的历史源头。高山、牧野“文化国家”论的本质是以延续“国体”为目标的国权立国论，是近代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家构建理念在战后的延续。二者虽然在表达“近代向往”的形式、程度及内容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以文化掩饰战争责任及其背后立足于以近代日本为模板推动战后日本重建的理念是共通的。高山、牧野的“文化国家”论与占领初期保守政治家构建“文化国家”的理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影响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家执政理念的思想因素。深受高山、牧野等思想影响的自民党长期执政下，日本呈现为“进步的制度”与“落后的意识”二元并存的畸形社会。

（三）“和平”理念与进步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

在进步思想界，以南原繁、森户辰男的“文化国家”论为代表。南原提出，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的终极目标在于“致力于创建人类社会最高贵理想的‘文化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同时也是“国民之自由与权利不再有受蹂躏余地与危险的‘民主国家’”，以及“消除了人与人之间专制与压迫的‘自由国家’”。南原的“文化国家”论核心在于“人”，即日本国民本位。日本国民层面的“精神革命”是南原“文化国家”建设的核心。战前的森户在其《战争与文化》一书，便提出了以“文化国家”改良战时“国防国家”的观点。战后森户的“文化国家”论强调必须“以文化为最高原理”。即“政治、经济及军事皆置于文化最高价值之下并为其服务，而文化绝非政治、经济或战争的工具”。“巨大的精神变革”，即“文化革命”是森户“文化国家”建设的核心。南原、森户的“文化国家”论则是对其战前反战反法西斯和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本质上区别于高山、牧野的思想。其进步意义体现为：第一，频繁提及“革命”思想，其核心理念是对近代日本进行彻底反思的历史断绝主义；第二，推动国民思想启蒙以对抗天皇为中心的国权，强调“民权”优于“君权”和“国权”的理念。南原与森户的“文化国家”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南原的国家重建思想——民族共同体，带有明显的拥护天皇制色彩，这是战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情感上反军国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而本质上“拥护天皇制”的“保守主义者”特质的延续。森户思想的进步意义更为明显。森户的战后体制构想——民族协同体，意味着日本天皇制的名存实亡。南原的“民族共同体”更注重把日本打造成一个民族整体的“共同体”，其中天皇的精神统合意义不可或缺；而森户的“民族协同体”则强调日本国民个体人格基础上的“协同”，其对于天皇精神依赖的色彩极为淡薄。进步知识界内部的巨大分歧表明，其在思想凝聚力层面相较于保守知识界颇为逊色，这也是近代日本长期受到天皇制“国体”禁锢的思想原因——缺乏与之对抗的较为强大而统一的进步思想力量——在战后延续的体现。

（四）占领初期“文化国家”论争的影响及其根源

作为日本战后最初构想的国家重建理想形态——“文化国家”，在其高度一致的表象背后潜藏着本质上不同的两条国家重建道路，即以延续近代日本“国体”为核心的国权立国论与以开启民众思想启蒙为核心的民权立国论。“国权”与“民权”的二元构造是近代日本“文明开化”大旗下“尊王攘夷论”与“公议舆论思潮”矛盾并存现象在战后的翻版。占领初期“文化国家”论争中的国权立国论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成了主导战后日本重建的基本原则。倡导民权立国的“文化国家”论在经历了占领初期的短暂繁荣后便迅速走向衰落，在战后日本国家重建的历程中日渐式微。但与此同时，它也为战后留下了反战、反核、拥宪等和平的政治理念与思想遗产，为制衡保守政治理念与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占领改革本质上是欲构建一个类似美式民主的民权立国的新日本，然而最终结果却是近代日本的国权立国论在战后成为主流。战后日本国家重建的起源是日本自身能动性选择及适应的结果，而非源于表象的占领当局的强制外力干涉。占领初期的“文化国家”论，都仅停留在政治家的口号或知识分子的著述中，并没有在普通国民大众层面产生共鸣。无法获得日本国民大众的共鸣，是日本民众缺乏主体性的“信仰权威”政治意识在战后延续的体现，其本质是日本民众的思想没有完全得到启蒙，而这极易导致日本国家前途命运被少数政治、文化精英所操控。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