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贺平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6期发表《美国的日本研究：世代更替与学术流变》（全文约2.3万字）。

贺平认为，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美国的日本研究与中国研究的演进过程存在明显的关联和类同，尽管两者并不是全然同步的。与中国研究相比，美国的日本研究在对对象国的认知变迁、与对象国学术界的接触和互动、学术争辩所产生的外溢效应等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特殊性。整体而言，美国的日本研究与中国研究呈现出一种并行不悖的关系，彼此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和借鉴。

与中国研究相比，美国的日本研究是否日渐式微、风光不再？美国的日本研究与中国研究之间呈现怎样的互动关系，彼此有何启示和借鉴？美国的日本研究面临哪些瓶颈和挑战，出路何在？这些问题是近年来美国社会科学界颇为关心的问题，对于中国的日本研究和美国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反思“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之争

早在20世纪60年代，萧公权就将“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喻为“双胞胎”：两者都源于求知的渴望，不过是后天成长环境不同，终究还是要殊途同归、兄弟相见。在一般意义上，“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的互补和融合自然是至善之道，但两者之间张力的长期维持和反复也反映了各自的价值取向。在日本研究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之间的争论，与美国社会科学的整体风格演变显然息息相关。

首先，在“美国例外论”的影响下，对实用主义的重视、对工具实证主义等科学方法的强调、对历史差异性和复杂性的相对轻视、注重个体化的理解是美国的社会科学自其建立之初就逐渐定型的特征。其日本研究的变化亦受这一特征的影响，例如20世纪60年代强调客观化、科学化的“新史学”的兴起，50、60年代出现和盛行的科学行为主义，以及60、70年代勃兴的理性选择理论等，也都在日本研究上留下了痕迹。此外，还与美国学术市场的特性有关，重视学科定位的学者相比重视区域国别定位的学者在职位晋升、机构所属、组织交流等方面更为有利。因此，尽管大部分日本研究学者事实上兼具两种身份，但在实践中更为突出其学科身份，而非“日本研究者”的身份。

其次，美国学界内部并不反感甚至相当程度上崇尚学术批判和理论创新。无论是同辈学人之间的争鸣，还是代际之间的修正乃至颠覆，都会使理论推演的力度大大提升，也显著地提高了理论更新换代的可能和频率。例如，在中国研究中，费正清的“冲突—回应”模式尽管在战后初期居于显赫的学术地位，但也催生了后续一代代学人对这一理论的挑战和批驳。日本研究与中国研究一样，自然也受到这一学术生态的影响。从研究机构来看，除了综合实力超群的常春藤大学之外，密歇根大学、华盛顿大学、夏威夷大学等也成为日本研究的重镇，并且通过学术传承维系了自身的学科专长和特色领域。但就研究个体而言，美国学者中虽然不乏门生师承和克绍箕裘，但后辈学者往往不愿承袭前人、陈陈相因，不忌于挑战主流观点和学界耆宿，甚至以此作为在学术界开疆拓土的重要手段。这使得美国的日本研究学界始终处在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在《日本研究杂志》和《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日本研究重要期刊上，每期都有大量书评，部分批评指谬相当严厉，这使日本研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学术活力，也使相关理论和概念不断推陈出新，并经过学术争论去芜存菁。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研究等其他国别研究相比，美国的日本研究受麦肯锡主义、越南战争等本国和对象国事件的影响较小，其自身的发展处在一个相对平稳、顺畅和连贯的环境之中，非学术因素对学术争论的干扰并不突出。

二、美国的日本研究与中国研究的相似性

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美国的日本研究与中国研究的演进过程尽管不是全然同步的，但有着明显的关联和类同。日本研究中“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之争在中国研究中也有程度不一的体现，至少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相似性。

首先，在中国研究和日本研究中，“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动态发展的变化趋势和时间节点存有大致吻合的痕迹。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两者都是在美国社会科学整体演变的背景下展开的。1964年8月《亚洲研究杂志》出版了关于中国研究及其学科问题的专辑，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在其文中开篇便引用“汉学已逝；中国研究万岁”。在这一特集中，不少学者反复争论两个问题：“社会科学能为中国研究做什么”，以及“中国研究又能为社会科学做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贯穿于之后近半个世纪的美国中国研究。把这里的“中国”替换为“日本”，也完全成立。

其次，在各个阶段的变化中，不同阵营之间的争论焦点和批评攻错也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与日本研究一样，部分中国研究者也被认为在句读识字上能力欠缺、错漏频频，由此被质疑进行对话的资格，其理论创新和突破的可信度也大打折扣。前有傅斯年批评拉铁摩尔且频频被萧公权和杨联陞等人引用的“误把天际浮云当作地平线上的丛林”，后有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批评何亚伟（James Hevia）《怀柔远人》的“望文生义，方为妥善”。杨联陞在给自己长女的家信中提到，“西洋人译古汉语出的错处，可以出一本《笑林广记》。”这些在上述梳理的日本研究中都有几乎镜像的反映。

三、美国的日本研究与中国研究的差异性

尽管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与中国研究相比，美国的日本研究仍表现出显著的特殊性，原因有三。

第一，对对象国的认知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路径、理论建构和研究议题，在这方面中日可谓大相径庭。

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中国的形象和战略地位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基本稳定的；在各个历史阶段，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身份较为单一，较少由于多元身份而导致复杂性和模糊性。与之相对，日本的形象则远为斑斓迷蒙。战争期间，日本是一个令美国人颇为费解的特殊对手，由此造成战时和战后初期美国的“敌国研究”方兴未艾，但随即日本又由一个俯首称臣的“敌国”变身为美国极力借重的“盟国”。即便是在战后，在美国人的日本印象中，吊诡感（paradoxicality）和异己性（alienness）仍始终挥之不去。日本往往被视为一个“反复无常的”“难以预料的”国家。这种万花筒式的印象也部分表现在日本学者对本国的认知中，并间接助推了日美关系爱恨交加、毁誉参半的动态变化。这其中，与美欧等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同中有异”是日本国家身份的一个重要特点，进而对美国日本研究的议程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学科研究”在分析日本这一区域国别对象时始终具有内在动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大量的研究命题和理论概念也随之产生。

第二，与对象国学术界的接触和互动是美国国内学术演进的重要因素，受制于国际格局和国家身份，中日在这一条件上殊为不同。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学术交流是隔绝的，中国学者在中美关系解冻和改革开放之前基本置身于国际学术圈之外，并未参与美国对中国研究的学术讨论，在此之后的较长阶段也受到程度不一的限制。可以说，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学术界的中国研究是一种“单行道”，其学术争鸣的展开和学术脉络的递进受到中国学界的影响较小。

与之相对，关于日本研究的学术争论尽管主要也是在美国学界内部展开的，但不乏与日本学者和其他国家日本研究者的互动。一方面，无论是田野调查、集中访谈等“在地”调研方法，还是基于当地基础数据开展的量化研究和实证研究，一直为美国的日本研究学界所重视，也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在实践中，美国学者赴日访问调研、开展合作研究十分便利，与日本学界有着广泛的接触。相当一部分美国学者在实地调研和学术探讨中得到过日本学者的帮助，他们的研究离不开日本学者的贡献和影响，甚至可以被视为双方共同合作的产物。例如，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傅高义在日本长期生活调研，留下了《日本新中产阶级》等经典作品，但其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研究则只能从外围或边缘间接着手。另一方面，且不说大量在美国的日籍或日裔学者，丸山真男、中根千枝、祖父江孝男等置身日本国内的学者也在西方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尽管日本学界与西方学界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权力结构并不对称，但毕竟存在频繁的作用与反作用，这一动力机制使美国的日本研究变迁中来自日本学界的影响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三，“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的学术争辩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在中日两国也表现各异。

对于美国学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概念建构和理论阐述，日本学界与中国学界的接纳程度存在一定的落差。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界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整体上采取了一种引介吸收、学习借鉴的姿态， 近年来对其优劣良窳则不乏争辩，补偏救弊之说所在多有。日本学界尽管对于美国学界的研究成果同样高度关注、密切追踪，但自其伊始，抗拒心态和“平行意识”便颇为突出，隐含着一条不让西人独擅胜场的伏流。

日本学界并非完全忽视美国日本研究的学理价值。在与美国学者的交流中，如何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如何强化和改进比较研究等方法论意识、如何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的日本研究成果、如何提高日本自身研究的国际化水平等议题，日益成为日本学者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尽管如此，日本学界对于美国同行的理论建构经常表现出敬而远之的态度，不无批判意识乃至抵触情绪。不少日本学者也强调“区域研究”中的方法，甚至将“区域研究”本身视为一种方法。但这里所谓的“方法”，仍具有传统日式人文科学的色彩，意在强调主客观的结合，与欧美社会科学中的“方法”实则并非同一所指。因此，美国学界内部“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之间的分野反映到日美学界的差异上，往往变异成另一种形式，即所谓的“本国研究”和“他国研究”（或曰“国际研究”），前者表现为传统的“区域研究”，后者则更多地定位于“学科研究”。在进一步细分的各个研究领域，这种矛盾和争论更为突出。

回顾历史，在中国、美国、日本的“学术三角”中，任意一国对另一国的研究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多彩的学术变迁，美国的日本研究无疑为其他五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和借鉴，反之亦是如此。无论是美国的日本研究还是中国的日本研究，都不是对“区域”与“学科”的“单选题”。在日本研究日益国际化和多元化的今天，对其方法和方法论的思考或可在双边与全球、定性定量与复合交叉、多学科与跨学科等多个视角下层层推进，同时也需要结合具体的研究议题和实例做更深的案例解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