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苏杭、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于芳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发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背景下日本供应链安全保障的新动向》。

苏杭和于芳认为，受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影响，日本政府通过增加政策和资金投入，大力强化供应链安全保障。日本政府此举一方面是为了应对中美战略竞争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下的供应链危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过程中谋取战略和规则竞争的主导权。

（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凸显日本强化供应链安全保障的迫切性

受地理环境以及历史因素等的影响，日本一直是一个高度重视安全保障的国家。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掀起对华贸易摩擦，加剧了全球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日本政府和企业开始强化对供应链安全保障的重视和投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暴发，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的调整和发展理念的革新，激发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的关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重构期。

与既往的外部冲击相比，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性和变异性导致此次大流行带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和影响更持久，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蕴含的脆弱性也暴露得更全面。疫情造成的产业链、供应链中断让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的日本充分意识到安全性对于供应链的价值，使其推动强化自身供应链安全保障。

疫情发生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调整原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地区结构，通过区域化、多元化发展，避免产业链、供应链长距离分布和过度集中所引致的风险。从日本海外供应链分布的情况看，高集中性恰恰是其海外供应链分布的突出特征。日本的海外供应链集中在亚洲，而在亚洲内部又主要集中在中国和东盟十国，分别占44.0%和42.1%。如此高的海外供应链集中度，一方面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保证了日本企业海外生产的效率；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一旦亚洲供应链出现断裂，将可能导致日本整个生产体系的崩溃。以汽车产业为例，进入2021年中期，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疫情形势严峻，各国政府采取的管控措施导致半导体和车载电线工厂开工不足。由于这些国家是半导体和车载电线的主要生产基地，其开工不足直接影响到日本国内的汽车生产。2021年8月，丰田汽车就宣布关闭其位于日本国内的14家工厂的生产线，以应对供应短缺带来的冲击。可见，高集中性已成为制约日本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伴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进程的加快，日本的海外供应链布局也顺应全球供应链调整的新动向加以调整。这一调整既要发挥供应链集聚的规模优势，又要实现海外生产基地的多元化以分散风险，既要注重供应链的效率，又要保障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为实现上述调整目标，日本政府开始提升对供应链安全保障的重视度，并积极采取措施强化供应链安全保障。

（二）日本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强化供应链安全保障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凸显出新变局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理念的新变化，效率不再是唯一的发展目标，安全性与可控性已成为不确定条件下供应链国际竞争优势的新来源。对于高度依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日本而言，强化供应链安全保障不仅关系到日本整个生产体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而且决定着未来日本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竞争中的地位。因此，日本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力争在强化供应链安全性的竞争中先行一步。整体来看，日本强化供应链安全保障的举措呈现出主动性和多边性的特点。地缘风险的上升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供应链断裂唤起了日本的危机意识，推动日本政府主动作为，不仅加快了经济安全保障机制建设和立法进程，而且直面日本数字化发展落后的现状，大力提升日本供应链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除了自身主动作为，日本还积极参与多边及区域合作，在夯实供应链发展基础的同时，强化自身在新一轮供应链国际竞争中的存在感和影响力。

日本政府强化供应链安全保障的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机制建设。2019年6月，经济产业省设立“经济安全保障室”，主要负责对经济安全保障课题进行讨论并制定相应政策；7月，日本内阁通过的《综合创新战略 2020》中写入了经济安全保障的概念；10月1日，外务省调整综合外交政策局的设置，把安全保障政策课下辖的“宇宙网络政策室”改组为“新安全保障课题政策室”，统筹负责日本外交政策中的经济、技术和网络安全等安全保障课题；2020年4月1日，日本政府又在负责综合协调外交和安保政策的国家安全保障局(NSS)中增设“经济班”，专门负责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和经济安全保障战略，标志着经济安全保障正式成为日本国家外交安保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10月，岸田文雄接任日本首相，在新内阁中增设经济安保担当大臣一职，专门负责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相关事务。不仅如此，日本加快了在经济安全保障领域立法的步伐。经济安全保障机制建设和立法进程的推进，反映出日本政府经济安全保障意识的提升，同时也向日本企业释放出日本政府将在安全保障领域投入更多资源和政策的信号，有助于日本企业尽早研判自身的供应链安全状况，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调整。

其次，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适应性和数字化发展水平。为切实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适应性和数字化发展水平，日本政府还通过财政税收支持、监管体制及标准化改革、加强国际合作等手段，推动企业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在资金支持方面，日本政府拿出2万亿日元，用于设立碳中和相关项目的创新型技术研发基金；另设立5000亿日元的大学基金，用于强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基础，培养科研人才。在税收减免方面，对进行绿色低碳转型投资的企业予以减税。引入住宅绿色积分制度，引导住宅建设向绿色化、低碳化方向转型，并为此投入1094亿日元。针对广大中小企业实现绿色化、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资金约束，日本政府设立1.1485万亿日元的业务重组补助基金，专门用于帮助中小企业实现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同时向那些自主拓展新事业的中小企业提供设备投资补助，一家企业最多可获得1亿日元补助金。日本政府多元化的政策支持提升了日本企业进行绿色化、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尤其是面临资金约束的中小企业，更加需要政府的资金扶助。数字化、绿色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增强日本企业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能力，进而保障日本企业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发展。

再次，与区域内特定国家在供应链安全保障上采取联合行动。早在2018年，日本就联合美国和澳大利亚提出“印太基建构想”，旨在强化三者在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2019年11月，日本又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发起所谓“蓝点网络”计划，呼吁开展“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蓝点网络”计划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防范对象，意在掌握和主导国际基础设施投资的标准认证和评估权，以争夺这一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为日后实现全球供应链多元化、减轻对中国供应链环节的依赖奠定基础。2020 年8月19日，在日本政府的积极提议下，日本与印度、澳大利亚的贸易和商业部部长就启动三方“供应链弹性倡议”(SCRI)举行了首次会议，试图在现有双边供应链网络的基础上建立替代方案，通过增强供应链弹性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9月1日，日本与印度、澳大利亚正式提出“供应链弹性倡议”。10月6日，在东京举行的第二次日美印澳部长级对话中，日本与其他三国就加强“印太”地区秩序构建、新冠肺炎疫情后续影响应对、海洋与网络安全保障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有韧性的产业链”成为重点议题。由此可见，供应链安全保障合作已成为日本外交拓展的新领域。2021年9月，即将离任的菅义伟赴美国出席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四边机制”(QUAD)的面对面首脑会议，其间详细探讨了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保障问题。结合拜登政府此前推动实现与中国供应链“脱钩”的政策意图，日本政府在供应链安全保障上与美国等国家采取联合行动的做法，既有通过国际合作提升供应链安全发展水平的意图，也有拉开与中国在供应链领域的安全距离、通过生产基地的多元化增强日本企业应对供应链风险能力的政策考虑。

最后，以“疫情”为契机，深化与东盟国家在供应链领域的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2020年3月5日，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以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为议题的“未来投资会议”上呼吁，“对一国生产依赖度高的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基地”要回归日本国内，而附加值不高的则应向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多元化转移。4月初，日本政府推出总规模高达108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其中的“构筑强韧经济结构”计划即包含了“供应链改革”项目，专门列支2435亿日元用于资助日本制造业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转移。日本政府此举是希望通过供应链布局调整增强日本国内的生产能力，降低供应链分散所导致的风险。此后，日本政府积极谋求与东盟国家在供应链领域的合作。2020年8月1日，日本与东盟签订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修订议定书陆续生效，其中就包含了深化双边在供应链（零件等供应网络）领域合作的内容。实现海外供应链多元化是日本政府深化与东盟国家在供应链领域合作的主要动机之一。2021年3月20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在视频讲话中就表示，希望通过促进日本企业海外生产基地的多元化、推广数字技术和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来加强供应链韧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出现的供应链中断为日本推动供应链多元化、深化与东盟国家间的供应链合作提供了契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