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兆源与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黄继朝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2期发表《竞争与差异化：日本对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的策略选择》（全文约2.3万字）。

陈兆源与黄继朝认为，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对涉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力度，主要出于与中国竞争的动机，日本调整了其对东南亚基础设施的投资策略，采取了一种差异化战略，力图在策略上与中国相区分以确立其竞争优势。

（一）日本对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策略调整的动机：与中国竞争

在基础设施领域，日本在东南亚很长时间内没有遇到竞争对手，随着近年来中国更加积极地在东南亚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日本需要重新思考应对策略。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一带一路”倡议，5月安倍政府就宣布构建“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在未来五年向亚洲地区增加11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一资金额度刚好超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注册的1000亿美元，故日本此举被普遍解读为对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措施。也有学者认为日本的上述做法是对中国在欧亚推进“一带一路”的直接回应，日本主导的亚开行将其对外贷款额从2015年的269亿美元增加至2016年的315亿美元即为明证。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的快速推进，日本也在东南亚地区大力践行“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从高质量叙事、公私伙伴关系与多边开发银行等方面着力调整其基础设施投资策略。

整体来看，2015年之前，日本在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长期“一家独大”，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并不突出，因而其调整策略的动力与决心也不突出；但面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在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活跃表现，日本感知到的竞争压力大幅提升，因而开始着力调整策略以确保竞争优势。简言之，“一带一路”的提出对日本调整其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产生了“催化剂”效用，或者说中国对于东南亚基础设施市场的踊跃进入是刺激日本积极调整策略的重要动因或动力。美国“惠誉解决方案”截至2019年6月的数据显示，日本在东南亚六个主要经济体（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中参与的待建基础设施项目总价值为3670亿美元，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为2550亿美元，已接近日本的70%，而且中国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的基建项目价值总额均超过了日本。因应来自中国的竞争，日本推出“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力图维护日本的优势地位。从具体领域来看，交通是日本加强与中国竞争的主战场。在印度尼西亚、泰国与马来西亚的高铁项目上，日本都与中国展开了激烈争夺。在印尼“雅加达—万隆”高铁项目中，前期大量的可行性研究以及作为印尼第二大投资国等因素使日本在争取该项目时相比其他国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也导致志在必得的日本在与印尼政府的初期交涉中不肯妥协；但2015年4月中国加入竞争后，感受到竞争压力的日本政府随即在7月和8月接连派特使访问印尼，提出缩短工期、下调贷款利率、降低贷款主权担保比例等优厚条件。据此可看出，日本策略转变背后存在强烈的与中国竞争的动机。此外，区域互联互通也是日本与中国竞争的重点方向。2015年以来，日本政府先后与东南亚国家签订并实施了《促进日湄合作新东京战略2015》《促进日湄合作东京战略2018》《日本—东盟联结性倡议》等联合计划。从地缘政治来看，日本政治家明确有意以东西走向为主的“陆海空走廊”与中国联结东南亚的南北走廊相抗衡。近年来日本还加强对作为“东西经济走廊联通计划”关键节点的缅甸的投资支持，力图遏制中国—东盟铁路网建设的影响力。

（二）日本调整对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的逻辑：差异化竞争

为制衡“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获得与中国的竞争优势，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差异化的竞争方式，即有意识地与中国相区分。

首先，相比于中国的成本价格优势，日本突出了基础设施投资的高质量叙事，不断强调“质优”。2015年，安倍政府确立了“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作为维持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优势的关键举措，旨在凸显日本在技术、质量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为中国带来的融资优势。在2015年5月的“亚洲的未来”晚餐会以及11月的“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安倍两次公开发表了关于构建“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的重要演讲，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在极力说明日本的“高质量”策略与中国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做法及影响有很大差异。比如提到“买便宜货就是浪费钱”“追求单纯的销量所带来的‘眼前利益’不是日本的做法”等，无疑带有影射批评中国投资者的意图。通过“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日本希望传递给合作伙伴如下信号，即虽然日本的基础设施相比其他替代者价格更高，但它的质量与标准值得相应的价格。其中没有明说的“其他替代者”就是指中国。实际上，以高质量叙事为核心的基础设施投资策略已经被认为是日本当前最重要的经济外交战略之一，日本力图以此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通过谋求差异化来维持竞争力。第26次“经协会议”报告中甚至明确指出，以中国作为参照对象，日本对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的强项在于安全性、信赖性、效率以及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因而要通过进一步发挥优势，谋求与竞争国的差异化。

同时，在2015年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之后，日本政府除了在国内积极实施行动计划外，还致力于“高质量”规范的国际化，极力向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宣扬高质量基础设施的优势与重要价值，并力图通过国际制度或规则的形式使高质量规范获得东南亚及其他国家更广泛的认可。

其次，维持高质量差异化策略的可持续性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因而政府投资不足的日本选择大力推进公私伙伴关系（PPP）模式，力图动员更多私营资本以充实资金。“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基本规划明确了通过动员民间资金来实现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基本路径，尤其是“高质量”策略的四大支柱中，第一、第二支柱的核心内容即在于利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与亚开行为PPP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政策保障等支持，促进发展更多的PPP高质量基础设施项目。就东南亚而言，日本更是将PPP作为推进东南亚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手段。早在2014年10月，日本政府第14次“经协会议”就专门针对日本对东盟国家提供PPP支持的现状展开了研讨，强调在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动员民间资金是不可欠缺的，因而很有必要推广PPP的做法。

可以看到，日本在推进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PPP事业中，不仅积极开发多种形式的官民协调融资，而且更加重视利用JICA、亚开行等为PPP提供完善的公共金融支持，改进PPP相关的体制环境，提升PPP项目的风险抵御能力，确保PPP项目运作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毕竟对于高风险的海外基础设施投资而言，私营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有限，加强公共财政支持保障便成为促进PPP事业发展、动员更多私营资金的有效手段。近年来，主要依赖国有企业的中国PPP项目投资发展迅速，2017年总额达到175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其背后正是因为中国国企的强风险抵御能力。相比之下，鉴于自身国家—社会关系的局限性，日本只有充分发挥其多样化的公共金融支持手段（PPP支持日元贷款等）、PPP运作经验积累等优势，才能有效推进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PPP事业的扩展，实现更广泛的民间资金动员，进而给差异化的“高质量”策略提供可持续的资金动力。如日本在仰光的迪拉瓦经济特区项目中就施行了一种综合运用ODA与民间投资的“混合型PPP”模式，即在PPP项目关联的周边基础设施建设中利用ODA资金予以支持，取得了较好成效。

最后，为了避免被模仿，日本还积极利用由其主导的亚开行来支持其高质量策略与PPP事业发展，最大限度发挥“在位者”优势。2015年日本政府最早确立的“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基本规划中，将加强与亚开行协作设定为四大支柱之一，包括增加1.5倍融资能力、扩大面向民间机构的融资比例、与JICA合作扩展海外投融资等内容，明确表示将与强化功能的亚开行协作、共同向亚洲地区提供1100亿美元的“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之后，在对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的具体实践中，日本又在亚开行内部通过整合内部基础设施基金、扩大与政府协调融资、支持官民协作与民间融资以及促进资金调拨制度的高效化改革等操作，充分激发了亚开行在解决资金不足、促进基础设施高质高效等方面的显著效用。在“缅甸—泰国东西经济走廊”“柬埔寨洞里萨湖周边城市环境改善”等一系列重要项目中，亚开行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归根结底，日本在其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的“高质量”策略中积极挖掘利用亚开行的作用，就是为了强化与中国的差异化竞争，并且竭力避免被中国模仿，以谋求差异化策略效果的最大化。

具体而言，一方面，日本长期在亚开行中占据主导者角色，不仅是创始会员国，也是亚开行最大的出资持股国，且与美国等其他主要股东之间形成密切串联关系，具有显著的“在位者”优势，这为日本在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中充分运用亚开行这一工具带来了诸多便利。与日本相比，虽然中国早在1986年就成为亚开行的加盟国，但作为一个后来者，其在亚开行内部的权力与影响力都与日本存在较大差距，因而难以效仿日本对亚开行的操作手段。另一方面，亚开行在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经营已久，在资金提供、风险保障、协调各方关系等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已成为参与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的最重要多边开发银行之一。早在2011年，亚开行就联合东盟共同出资成立“东盟基础设施基金”，资本金总额约为4.85亿美元，据推测，截至2020年共实现融资约40亿美元。可以说，亚开行在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不仅占据显著的优势地位，而且具有丰富的经验积累，这些是目前亚洲地区其他多边开发银行难以相比的。2015年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在东南亚业务拓展迅速，但其综合影响力相比亚开行仍有一定距离。由此而言，日本对亚开行的改革和积极利用也就可以有效避免被竞争者模仿，进而维持其差异化竞争策略的效果。

（三）对中国的启示

习近平主席指出，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当前，中国正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进展，系统考察日本对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的策略调整及其理论逻辑对于评估和促进中国在东南亚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面对日本在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实施的差异化战略，中国需在适当借鉴的基础上有效加以应对，并在中日竞合关系中寻找共同利益、实现合作共荣。首先，中国需继续巩固和挖掘自身性价比优势。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相适应，中国可继续发挥自身基础设施投资的“物美价廉”特色，强调资金投入与项目运作的快速成效，竭力满足当地发展需求，在此基础上兼顾发展质量与可持续性。相比之下，日本的所谓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投入大、项目周期长，并不一定适应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其次，中国可探索各类资本参与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新模式，包括：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主导的PPP模式的作用，巩固扩大对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规模优势；完善PPP相关政策支持与制度环境，积极稳妥地引入更多私营资本，进而充分激活资金利用率，推动对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高质高效运作。最后，中国应采取开放包容的合作策略拓展中日务实合作。面对日本的差异化竞争策略，中国采取包容开放的合作策略将更为有利。东南亚庞大的基础设施需求为中日在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实现合作共赢提供了充裕空间。事实上，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一直积极推动中日在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实务合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如中日在东南亚联合经营工业园区、中日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开展的第三方市场合作等。中国在亚投行中也应继续坚持包容性的制度设计，以开放态度促成与日本及其他多边开发机构的合作共赢。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