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翟一达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2期发表《科学与军事：日本科学共同体对军事研究的态度形成与演变》（全文约3.2万字）。

一、日本学术会议有关军事研究的三次声明

日本学术会议（Science Council of Japan）成立于1949年，作为代表日本科学共同体的全国性组织，涵盖人文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理学、工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在科学普及、国际交流、对政府的政策建言和科学共同体的构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出于对二战时期科学家协助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反思和受到世界科学家和平运动的影响，日本学术会议采取了反对科学家参与军事和国家安全保障相关研究的立场，这一立场长期约束了日本科学与军事的关系。

有关日本科学共同体对军事研究所采取的态度立场，日本学术会议战后至今共发布过三次声明。第一次是1950年4月28日，日本学术会议第6次全会通过了《绝不从事以战争为目的的科学研究的声明》，日本科学家们“表明从今往后绝不从事以战争为目的的科学研究的决心”。这次声明的发表是在1947年美苏冷战开始之后，刚刚结束战争的日本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科学家们对两大阵营的对峙颇为不安，担心日本再次被卷入战争。

第二次是1967年10月20日，日本学术会议第49次全会通过了《不进行为了军事目的的科学研究的声明》，该声明中提出日本科学家们希望“将探求真理作为自身的使命，研究的成果应该为增进人类的福祉发挥作用”，同时呼吁 “时常牢记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为和平服务，绝不进行以战争为目的的科学研究的决心”，对第一次声明的核心内容进行了再次确认和重申。第二次声明发表的背景是1966年美国陆军远东研究开发局为日本半导体国际会议提供“赞助费”被曝光，日本学术会议再次表达了反对科学研究服务于军事目的的立场。

第三次声明发表于2017年3月24日，此次声明在一开始就表示将继承前两次声明的精神，然后提及“科学研究受到政治权力的制约，被动员服务于政治”的历史经验，指出必须保证科学家的“自主性、自律性”和研究成果的公开性。2014年日本防卫省推出“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该制度面向日本全国的科学家，提供与军事相关的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此外，美军对日本科学家进行研究资助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这一系列背景促使日本学术会议发表了第三次有关军事研究的声明。

比较日本学术会议针对军事研究的三次声明，也可以发现日本学术会议对军事与科学关系的态度存在微妙变化。前两次声明和第三次声明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时代背景来看，第一次声明是在战后初期日本举国反思发动战争的气氛中提出的。第二次声明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当时学生运动和反越战运动高涨，科学家对战争的悲惨记忆犹新，反思战争的社会思潮仍然占据主流。而第三次声明发表于二战结束70年后，对于军事研究的态度与二战结束后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

第二，从声明的发布主体来看，前两次声明分别是在日本学术会议第6次全会和第49次全会上通过的，获得了当时多数会员的支持；而第三次声明的发布主体并非是日本学术会议全会，而只是在干事会上获得通过，并由其对外发布。第三次声明的通过主体与前两次的差异表明，对于科学与军事关系的理解，日本科学共同体内部出现了显著的分歧。

第三，从声明的内容来看，第一次声明使用了“绝不从事以战争为目的的科学研究”的表述，第二次声明使用了“不进行为了军事目的的科学研究”的说法。第三次声明虽然也表示要“继承”前两次声明中有关反对科学家参与军事研究的立场，但具体措辞与前两次相比，立场已经有所弱化。第三次声明主要指出了防卫省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存在的问题，要求各大学对于科学家的研究内容进行慎重的审查，并呼吁各学会根据自身的学术领域特点制订相应的指导方针，但并未明确地表述反对科学家从事军事研究的立场。

二、日本科学共同体对军事研究态度演变的动因

（一）日本国内保守势力对军事相关活动的突破

保守化加剧的政治环境是影响日本学术界对军事研究态度转变的国内宏观因素。在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日本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安全保障关联法案》、《有组织犯罪处罚法》等，并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制定了相应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为日本向海外出售武器铺平了道路。至此，日本彻底放弃了战后所坚持的限制武器出口和共同开发武器装备的原则。日本国内的保守势力不断突破军事活动的限制，设置各种激励制度，呼吁和鼓励科学家参与军事研究。

（二）外部环境的复杂化

在与周边国家的互动中，日本国内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认知不断增强。从日本国内的立场出发，朝鲜的核武器开发与导弹试验、中国崛起带来的军事力量提升和俄罗斯在日本近海的活动，均对其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外部安全形势的复杂化，促使日本更加重视发展军事能力。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对美国保护伞的有效性感到担忧。美国政府对自身利益的优先重视和轻视同盟关系令日本感到不安。此外，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欲扶植日本成为东亚军事大国，以平衡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势力、服务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此推动日本科研机构对军事技术研究的解禁。

（三）日本国内科研环境的重构

日本国内科研环境的重构是日本科学共同体对军事研究态度转变的微观因素。进入21世纪，日本高等教育最为显著的改革就是国立大学的法人化，政府逐年减少对国立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拨款。国立大学财政压力的增大造成科学家们获得研究资金的难度不断提高，还导致了年轻科学家就业困难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日本文部科学省201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一半以上的青年科学家在博士毕业后三年内仍处于短期雇佣的工作状态。科学家们对军事研究的伦理考量以及对二战时期科学家协助对外侵略战争的反思的弱化，成为日本科学共同体对军事研究态度转变的原因之一。

（四）“军事研究”的再定义

日本学术会议关于军事研究态度的演变还受到科学共同体内部对“军事研究”的理解变迁的影响。因为军事研究包括宽泛的领域，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界限以及防卫技术与攻击技术的界限都存在模糊性，对“军事研究”的定义充满争议。日本学术会议发表的第三次关于科学与军事的声明弱化了反对科学家从事军事研究的立场，这是由于日本科学共同体中产生了支持防卫技术研究的意见。

三、结 语

科学与军事的关系是日本科学共同体关注和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不仅仅是科学界内部对待军事研究的态度以及思想争论，还是一个政治问题，与时代的政治脉搏相呼应。通过分析日本学术会议关于科学与军事关系的三次声明，本文研究了日本科学界对待军事研究的态度，分析了其特点、形成背景、演变的原因以及当前的论争。

从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大力发展军工产业的政策可以看出，日本军事战略的方向将是不断提升军事力量以提高自身国防能力，应对国家安全保障方面的威胁。日本的《防卫白皮书》中明确提到，日本为了提高军事抑制力和应对能力，要确保比其他国家掌握更加先进的技术。要实现这一目标，充分利用民间技术和动员大学等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参与国家军事技术的开发是不可避免的。目前日本的科学与军事的关联，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在多方面得到实质性推进，科学研究的“军事化”在暗中进行。

另一方面，在认识到日本国内保守政治势力决意提升国家军事力量的同时，还需要理性地看到日本社会力量的存在。日本的政治家已经不能垄断对“国家利益”话语的塑造和掌控，社会力量能够提出不同的国家利益观，并指出某个政党或政权所提出的“国家利益”不过是其私人利益的体现。日本学术会议对政府政策的批评、对科学家参与军事和安全保障研究的警告等，都反映了日本存在与国家意志保持距离的社会力量。这些力量目前正在经历被政治权力系统性地遏制的危机，他们的命运也预示着日本未来的前途。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