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日本大阪大学国际公共政策研究科前教授米原谦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1期发表《丸山真男与社会主义》（全文约2万字）。

米原谦认为，在日本学术界，举凡丸山真男的读者，通常都会承认他一生都非常关注社会主义，他的事迹里也不乏与之相关的故事。最广为人知的当属他参加纪念唯物论研究会创立的第二次演讲会时被拘留。丸山被警察列入黑名单后，一直受到特高科的定期问询以及宪兵队的传唤，直到当上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他是1932年成立的唯物论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唯物论研究》以及《唯物论全书》的热心读者，年轻时对社会主义的这般关心直至晚年也未曾衰减。丸山真男在座谈会等场合频繁提及社会主义，但他并未就自己的社会主义观有过完整的论述。因此，要描述出丸山的社会主义观是非常困难的，但可以通过考察丸山言论的时代背景，来呈现以前的丸山论所忽视的方面。   

米原谦在文章中指出，从丸山的回忆判断，他早在第一次普通选举的时候就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第一次普选于1928年2月实施，当时的丸山是东京府立第一中学二年级学生，即将年满14岁。丸山大概讲述了以下情形。丸山所住的东京府第一选区，社会民众党（以下简称“民众党”）的候选人是菊池宽。大概是因为年纪小，警察不让丸山进入会场参加无产阶级政党的演讲会，但在他参加菊池宽的演讲会时，可能是被当作文学少年，才得以进入会场。菊池在演讲中称，民众党要把在穷人们拼了命举起的“托盘”上玩乐的有钱人安静地拉下来，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却想把这个“托盘”扔掉。

丸山曾参加过有关普选轶事的一次对谈，嘉宾是古在由重。古在生于1901年，虽然比丸山年长十多岁，却似乎对普选和无产阶级政党毫无兴趣。考虑到古在的父亲是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校长，正为校内发生的新人会与七生社冲突事件大伤脑筋，古在对政治不关心的倾向颇引人注目。与古在相比，丸山对于政治的关心确实是早熟的。但正因为早熟，他关心政治的方式也可以说是平凡的。

丸山参加唯物论研究会的演讲会被本富士警署拘留，是在他刚升入旧制第一高等学校（以下简称“一高”）三年级之时，即1933年4月。20世纪60年代以后，丸山开始在“与丸山先生对谈”座谈会等场合提起当时他在拘留所的体验，80年代以后谈论得更为详细（《关于〈你们要如何活着〉的回想》《关于昭和天皇的断断续续的回忆》等）。在他去世后公开发表的题为《自己内对话》的笔记中，有多处记述了未曾被公开的体验。最早的一篇1954年时的笔记中写道：“我被抓，然后被释放，那时走过灯下的本乡路时的感想！香蕉店依旧把香蕉悬挂在人前叫卖，五子棋摊前围满了一堆人，谁都不说话，盯着棋盘上给出的‘问题’。然后，在一墙之隔的本富士警署里面，正在进行激烈的拷问。”丸山以“内”与“外”绝对隔绝的感觉，来说明自己的体验。就在这段话之前，丸山写了一段自省式表白：转向的原因不是因为暴力，也不是因为权力，而在于自己是少数人（minority）这种孤立的感觉。

越往后，他关于拘留所回忆的讲述越是坦率。特别是在可能写于20世纪60年代末“大学斗争”时期的文章中，他揭丑似的坦白了一个从未与人说过的事实。部分摘记如下：“我不知不觉在无法入睡的拘留所流下了眼泪。这突然让我自觉平时所谓‘知性’之类的东西是多么靠不住。”丸山在拘留所遇到的人实际上形形色色，“数次从感化院逃跑的不良少年”、“开空头支票的公司老板”，还有“受了酷刑后回到牢房里来的朝鲜工人”等等。这些给了丸山“相比军队体验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生经验。当然，这并不是说因为得以窥见从未想象过的世界，满足了一个不到20岁青年的好奇心。对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来说，这件事应该算不上是不幸的灾难。“被释放前，我拒绝了为一个沉默寡言的东京高等学校的学生传话的请求，这件事至今都是我心底的一个伤口。”丸山拒绝了一名日本共产党活动家的协助请求，或许那只是传几句话或者传递秘密小纸条这种程度的事情，但是丸山拒绝伸出援手。带着一种深深的罪责感，这件事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

丸山写这篇文章正值他在“大学斗争”中成为“全共斗”的活动家和媒体批判目标的时候。尤其让他愤怒的是，由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这一头衔，使他的言行更加受到关注和批判。丸山一边反驳别人指责他在教授位置上养尊处优，一边回顾35年来在东大的生活，自然而然地唤起了他对学生时代的回忆。大概是“全共斗”与警察对峙、发生冲突的事态唤起了他的回忆。《自己内对话》中的表白就写于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他在与学生和同事的激烈争执中，作为心理创伤的记忆被唤醒了。

在《关于昭和天皇的断断续续的回忆》一文中，丸山就被拘留一事是这样说明的：“尽管我在实际的行动中与第一高中宿舍内如火如荼的左翼运动没有任何瓜葛，但还是被特高科布下的罗网抓住了。”但是这与丸山不曾预料到会被公开的《自己内对话》里的如下记述有微妙的差别。他“与校内的左翼动向毫无关系”，读书也是既读李凯尔特，也读德波林和布哈林。“我作为宿舍委员，既在非法左翼运动的‘取缔’中发挥作用，又忙于为被本富士警署抓走的朋友们送手巾之类的慰问品。”丸山确实与日本共产党的活动之间保持了距离，但那似乎并不能否定他是一位非合法左翼运动的同情者。当然，没有付诸实践的觉悟、并不彻底的同情，这样的立场在警察权力面前是最不堪一击的。在唯物论研究会的演讲会上被带走，对丸山来说可称得上是措手不及的打击，使他“败下阵来”。正因为心里没有准备，所以受到的打击尤其大。

丸山从高中时代起就对马克思主义有亲近感，但学习“作为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则始于大学二年级。他在和文学部、经济学部的朋友一起举办的读书会上，阅读了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和《资本积累再论》等著作。他关于罗莎·卢森堡最详细的回忆是在与高野悦子、西川正雄关于电影《罗莎·卢森堡》的鼎谈（1988年）中出现的，大致内容如下：虽然通常“正统左翼”认为罗莎的积累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既不参加运动，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丸山依然读了罗莎·卢森堡的作品，他觉得在理论深度上罗莎·卢森堡的思想是相当出色的。据说丸山是听了经济学部河合荣治郎的特别讲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论”才第一次知道修正主义论争。河合在讲义中谈及伯恩斯坦、考茨基、罗莎·卢森堡的论争，认为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罗莎·卢森堡是最正确的。正在读《资本积累论》的丸山，听了河合的见解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丸山在《图书》临时增刊号（1987年5月）中撰文，将罗莎·卢森堡的书信集列为岩波文库的“我的三册书”中的一册，并评论道：“罗莎的《资本积累论》和《资本积累再论》都是大学时代读书会的文献，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她的书信最打动我。”

20世纪40年代的丸山处于最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时期。按李希特海姆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可以被解释为普遍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既有说明人类普遍历史的黑格尔思想的一面，也有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开展的经验科学的一面。根据侧重点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会有微妙的差异。从这一视角来看，可以认为丸山在重视黑格尔时最接近马克思主义。

丸山在提及马克思主义时，大概并没有想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吧。但是罗莎·卢森堡、卢卡奇、柯尔施等丸山拜读过的人都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性的思想家。马丁·杰伊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拒绝了第二国际的思想遗产，但唯独罗莎·卢森堡是个例外。在重视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因素这点上，丸山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丸山强调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他感受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在“唯物论和主体性”座谈会上，他指出：“在读西欧的社会主义文献时经常感觉到与日本马克思主义论调不同，我想他们似乎充分考虑到了我所说的内在自我的实现。”

丸山写作《战争责任论的盲点》，论及日本共产党的战争责任是在日本国内对斯大林的批判即将开始之前。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召开于1956年2月，丸山的论文发表在《思想》1956年第3期上。这篇短文就日本共产党未能防止战争，未能组织反法西斯斗争，认为共产党应该承认其负有政治上的结果责任。据丸山回忆，这一议论的直接动机是“血色劳动节事件”。石田雄也转述过丸山同样趣旨的回忆。1952年的五一劳动节，警察向欲进入皇宫前广场的游行队伍开枪，导致两人死亡，多人重伤和被捕。丸山一直认为日本共产党在这一事件中负有政治责任。但是，在《战争责任的盲点》中，丸山同时讨论了天皇和日本共产党的责任，显然是很牵强的。丸山回忆中有关写作动机的说明，似乎也是欲盖弥彰地找了这么一个借口。

真相在于，在丸山心里，天皇制和日本共产党总是成对出现的。在1958年时丸山指出，他做学问的热情源自天皇制和马克思主义。在丸山的思考中，天皇制和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正和负这样单纯的关系，而是扭曲的对应关系。两者对丸山来说都不是完全的“他者”，在他的意识里都是根深蒂固存在的。《关于昭和天皇的断断续续的回忆》这篇文章部分反映了天皇对于丸山来说是个爱憎交织的复杂的存在，耐人寻味。因此论及天皇的战争责任时，在丸山的头脑中总是马上把它与日本共产党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想象“血色劳动节事件”之后日本共产党的责任未被公布是有原因的。虽然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共产党历经曲折，但在50年代前期丸山心里对社会主义可能实现的信心并没有动摇。在1954年举行的“何谓现代”座谈中，丸山承认现实的“共产主义”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也对其力量正在壮大的原因作了如下说明：因为共产主义“在自己内部对技术的发展、民众力量的解放、亚洲民族的兴起这三个推动现代世界史的基本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战后苏联经济发展速度惊人，继美国之后，成功完成了原子弹和氢弹实验。还有中国共产党以及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战役中的胜利，都让人觉得共产主义占据了优势。而同一时期，代表自由民主主义的美国因为麦卡锡主义而形象变差，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评价相对上升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众社会论争”引人瞩目。左翼方面，结构改革论成为议论的焦点。结构改革论被介绍到日本是在1958年，一开始是以日本共产党的年轻理论家为中心展开的。其背景似乎是社会上出现了围绕日本共产党新纲领的论争。新纲领的要点在于指出日本垄断资本从属于美帝国主义，而结构改革论就是批判这一从属论。其后，结构改革论也影响到社会党，被纳入该党的斗争方针《为了总选举与党的胜利和前进》（1960年10月）中。同一时期，以结构改革派理论家闻名于世的佐藤升发表《革新势力的构想力》，社会党中央书记局也发表了《结构改革的斗争》。

丸山在1961年的座谈“现代革命的逻辑”中表达了对英国新左翼的关心，他向佐藤升介绍了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的革命论。丸山在与佐藤升的对谈中，指出汤普森的革命论有两个意义：第一，虽然被介绍到日本的结构改革论来自意大利，日本与意大利的差异成为议论的中心，但汤普森对脱离教条式的理解、“推敲”有关现代资本主义变化的思考是有意义的。第二，相对于批判斯大林之后的日本左翼陷入是要斯大林主义还是要托洛茨基主义这样教条化的对立，《新左派评论》则在兼容并包的同时，直面英国的现实，努力进行应对。从丸山与佐藤对谈来看，他似乎并不熟知《新左派评论》之前英国新左翼的动向。但是在1958年的座谈会上，丸山指出由福利国家带来的工人中产阶级化，会让民众意识更倾向于坐享其成，比起政治更关心消费。丸山很早就关注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论的动向。在《自己内对话》的1961年章节里，有承认结构革命论意义的记述。他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使得社会机构相互依存意识增强，末端微小的权力转移都会给中央带来极大影响。

    丸山上述的发言中通常被人们关注的是，他摆脱了战时战后强调类似讲座派的“前近代性”的观点，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正在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提出“大众社会论”时曾被揶揄为“无教会派列宁主义”（升味准之辅语）的松下圭一，后来接近结构改革论，60年代后期又脱离马克思主义迅速转向“革新自治体论”，这一转变过程也反映出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日本社会的变化。但是，多数的日本社会科学家长期被作为讲座派和“大冢史学”遗产的日本社会的“前近代性”意识所束缚，在将经济增长带来的日本社会的变化加以理论化上彻底落后了。用“近代主义”来概括丸山在学术上的立场，在西方近代社会是其理念的核心这一意义上并没有错。但这并不意味着丸山从日本相对于西方是“落后”的这一观点来把握日本，他认为使“前近代、半封建”的日本社会实现近代化是最重要的课题。在这一点上，必须把丸山和同样被称为近代主义者的人加以区别。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丸山关注过英国新左翼这一事实表明，虽然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但依然执着于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从20岁起就亲近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已经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但丸山肯定还是想看清在发达国家的革命中马克思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关心，将丸山导向了与一般的“近代主义”者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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