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崔世广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3期发表《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全文约1.8万字）。

在近代日本政治力学结构中处于中间层次并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是藩阀元老、政党和军部这三种政治势力。虽然在明治宪法体制下，他们只有辅弼天皇的责任，但由于天皇更多地体现为政治权威，所以这个中间层实际上居于近代日本政治的中枢。这三种势力犹如近代日本政治中的三匹马，都想由自己来驾驭日本政治这辆马车的走向，因而围绕政治的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宪法做出对本集团有利的解释。近代日本政治的最理想状态是在天皇的权威之下各种势力取得平衡，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藩阀元老、政党和军部总是很难达到势均力敌。结果，随着时代的发展，藩阀元老、政党、军部依次占据优势地位，近代日本政治的主导权几经易手，出现了从藩阀元老政治到政党政治、再到军部政治的交替局面。

近代日本政治的这种独特现象，也与日本的政治文化有密切关联。共同体主义（集团主义）是日本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日本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人，而是一个个相互区别、异质的共同体。共同体对其成员而言，不仅是共同生活的场所，还是提供安全与秩序以及实现人生意义的场所，是共同体成员生活价值的保证和根据。这样，共同体对其成员而言便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是优越于其成员的存在。共同体不仅是忠诚和效忠的对象，还是牺牲和献身的目标。共同体优先、共同体利益优越于其成员的利益，是共同体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为了共同体的利益，可以采取任何行动，行动本身就被赋予了合理性。可以说，这种共同体主义政治文化是近代日本政治形成藩阀、党阀、军阀等各种派阀，并在各大派阀内又形成诸多小的派系（如藩阀中的长州派、萨摩派，政党中的政友会、民政党，军部中的陆军、海军等）的社会基础。

藩阀元老来自于倒幕维新的西南强藩，即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肥前藩，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长州藩和萨摩藩。倒幕维新成功后，出身于这些藩的维新功臣们垄断了政治，政治家和官僚基本出自这几个藩。虽然他们之间也有争斗，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如围绕“征韩论”的斗争，导致西乡隆盛（萨摩藩）、板垣退助（土佐藩）等下野；在“西南战争”中，维新元勋之一西乡隆盛兵败自杀；下野的板垣退助发起了自由民权运动；“明治十四年政变”，又罢免大隈重信（肥前藩）在政府的职位等。但总体而言，明治时代的政治权力基本被包揽于这几个藩构成的藩阀之手。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11月1日，天皇向出身于长州藩的伊藤博文和萨摩藩的黑田清隆颁布了“元勋优遇”诏敕，标志着元老的正式诞生。成为元老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维新元勋、萨长藩阀首领、任过首相或大臣以及接受过“元勋优遇”和“匡辅大政”之诏。从1889年元老产生到1937年最后一位元老退出政治舞台(元老西园寺公望因身体原因，推掉了推荐后继首相之责)，元老政治在日本政治舞台上活跃了整整半个世纪之久，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元老们利用其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充分发挥了推荐后任首相以及政治协调等政治功能。

日本的近代政党出现于明治初年的文明开化和自由民权运动蓬勃开展的时代。1874年，板垣退助等创立了立志社，1875年成立了爱国社。1880年，爱国社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国会期成同盟”。日本政府于1881年（明治十四年）发布“召开国会敕谕”，决定以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为期召开国会后，民权运动家开始着手组建近代政党。1881年成立了以板垣退助为党首、主张自由主义的自由党，1882年成立了以大隈重信为党首、主张议会主义的立宪改进党。自由党汲取了立志社的源流，主要以地方农村为基础，而立宪改进党则得到了城市的实业家和知识阶层的支持。

国会召开后政党势力获得很大发展，但在明治时代，政党势力还是无法与藩阀元老的势力抗衡。到了大正时代，随着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涨，政党的政治影响力迅速增强，开始乘着民主主义的东风谋取政治上的主导权。1913年兴起的第一次拥护宪政运动，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出发点。大正民主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在明治宪法体制的范围内，缩小元老、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特权阶层的权力，而使议会、政党成为政治的中心，扩大人民群众参加政治的范围。第一次护宪运动打击了藩阀和军部势力，1918年的“米骚动”推翻了寺内正毅内阁，代之成立了以政友会总裁原敬为首的内阁。1924年以第二次护宪运动为背景成立了护宪三派内阁，从这时起，由众议院第一大党首脑组阁的政党内阁形成惯例，政党取得了政治的主导权。

然而，元老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政党内阁的惯例仍取决于掌握首相奏请权的元老西园寺公望个人的判断。而且，1913年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仅废除现役制，军部大臣仍由陆海军的大将和中将担任，不可能组织完全由政党成员组成的内阁。尤其在1930年签订《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而发生干涉统帅权问题后，以军部和右翼势力为中心的法西斯势力激烈攻击政党，特别是批判政党和财阀的勾结、政党的腐败和争权夺利。1932年犬养毅内阁因“五·一五事件”而倒台，西园寺促成建立所谓举国一致的斋藤实内阁，二战前政党内阁的历史遂告结束。从此，日本政治进入了军部势力占据优势地位的时代。

日本的军部也形成于明治时代。在明治时代的军队初创期，受西南战争以及“竹桥事件”的影响，日本政府着手防止军人干预政治，陆军卿山县有朋发布了“军人训诫”，论述了军队纪律的必要性，要求军人不得参与政治、应绝对服从长官等。1882年1月4日，又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军人敕谕”，进一步论述了天皇必须固持军事大权，以及军人必须遵守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素等五项内容。加之，在明治时期统帅军队的首脑均是明治维新的藩阀元勋，他们凭借自己的资历和影响力足以掌控军队，所以没有出现军队不服从统帅的根本性问题。但是，明治宪法体制存在的漏洞，为军人干政提供了充分的可能。伴随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军队在国家对内对外政策中的影响与日俱增，军人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而这个集团的首脑便是军部。

明治宪法规定陆海军统帅权及军队编制、兵力的决定权属于天皇，导致掌管军令事项的参谋本部和军令部脱离内阁和议会而推进独立的政治路线。日俄战争后，日本为了统治中国台湾与朝鲜，维持和扩张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需要加强军事力量，从而使这种倾向得到更进一步发展，终于从制度上确立了军部成为一种政治势力的态势，即元帅府、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无须同内阁及政府各机关协商，只要得到天皇的同意就能决定兵力和用兵事项。再加上明确规定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使得军队上层能够左右内阁的军事决策及对外政策，而且还规定军令为敕令事项，不受内阁和议会的干涉。

军部势力在政党政治盛行的大正时代，曾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和打击。但是，进入昭和时期以后，面对国内外出现的经济萧条、农业和中小企业凋敝、裁军等堆积如山的问题，政党内阁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解决办法。于是，军人集团便企图趁机建立以军部为中心的强力政权，把国家置于军队的支配之下。他们以明治宪法的“统帅权独立”为依据，攻击政党“干犯统帅权”，批判政党政治是“政党的横暴”，并多次发动针对政党、财界、元老重臣的暗杀或武装政变。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陆军大臣对处理事变、退出国际联盟及有关中国政策的发言日益强硬。1932年发生的“五·一五事件”更是极大地增强了陆海军大臣干涉政治、排斥政党的发言权，进一步扩大了军部的权势。直至后来，发展到直接干涉首相和陆军大臣人选推荐，军部取得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

政党、元老和重臣无力抑制军部的崛起。这不仅因为军队所策划的一系列暗杀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还由于在日本的政治力学结构中，没有能够有效制止军部干政的机制。一旦军部执政权的牛耳成为一种潮流，政党和元老、重臣就变得无能为力。1937年，元老西园寺公望因身体原因开始从政界隐退，政党也在军部咄咄逼人的进攻下步步退却，最终导致了军部法西斯体制的确立。到1940年，政党全部解散，成立了大政翼赞会。从此，日本走上了一条疯狂对外侵略扩张的不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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