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宋成有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3期发表《明治维新若干问题的再思考》（全文约1.5万字）。

宋成有认为，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术界就曾出现过讨论明治维新性质的热潮。周一良先生认为明治维新是社会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民族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重申“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吴廷璆先生也强调明治维新源自封建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压力，认为“明治政权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此后，明治维新源自内外矛盾和危机，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定论。明治维新与开港后幕府主导的三次改革，即安政改革（1854—1857）、文久改革（1861—1864）和庆应改革（1865—1867）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若有，此种关联因何而产生，又如何表现等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几无提及。有鉴于此，本文拟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以揭示明治维新与幕末改革的关系。本文认为，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是前后衔接的两个阶段，在时代背景、方针政策和人才机缘上存在连续性。换言之，使日本初步完成近代化的明治维新源起于幕末改革。理由如下：

第一，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的时代背景相同。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以后，欧美国家的综合国力、军事力量、科技水平得到全面增强，开始了全球扩张。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欧美列强通过坚船利炮，不断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尔后将东亚国家陆续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1858年，关注东亚局势变化的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经完成了。”西力东渐、组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构成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大的时代背景。

欧美冲击之下，东亚国家要实现图存救亡，只能选择近代化的发展道路。概括起来，日本的近代化启动于开港后幕末改革（1854—1867）的先期探索，初步完成于明治维新。两者之所以形成历史逻辑关系的主要原因是面临的历史课题大同小异。自1854年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到1858年与美国、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等五个国家签订修好通商的“安政五国条约”，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税率制度等不平等条款严重损害了日本的主权独立。至1866年，《江户改税协定》规定欧美进口商品一律“值百抽五”，日本进一步沦为欧美国家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日本面临跌入半殖民地深渊的民族危机，修改不平等条约、恢复主权完整、实现民族独立等课题被提上日程。

基于以上状况，就不难理解为何从幕府将军到明治政府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与万国并立”或“与万国对峙”的国家目标。1867年10月，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在《大政奉还上奏文》中，首次提出“保护皇国，必可与万国并立”的国家目标。明治政府继而承之，此目标成为明治初年官方言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用语。如1868年《王政复古大号令》的“挽回国威”和《宣扬国威宸翰》的“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1869年《版籍奉还上奏文》的“与海外各国并立”，1871年《废藩置县诏书》的“与万国对峙”，1874年《殖产兴业建议书》的“与各强国并驾齐驱”等。明治初年，日本面临的历史课题并未因幕府灭亡而自行消失，与欧美对等的国策目标遂被一再重提，展示出同一时代背景下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一以贯之的对外逻辑。

建政伊始，明治政府即把修改不平等条约列为外交要务之一。从1868年12月日本政府向欧美各国驻日公使表态要修改条约以后，泽宣嘉、副岛种臣、寺岛宗则、井上馨、大隈重信、陆奥宗光等历届外相都费尽心思，提出多个修约方案。至甲午战争前夕的1894年7月，日本与英国修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方废除领事裁判权，适度增加进口关税。再至1911年与美国签订新条约，日本才完全收回海关主权，实现了幕末以来“与万国并立”的国家目标。为此，明治政府频繁发动侵略战争，牺牲邻国、损人自肥，甘当其时世界首强英国的鹰犬。

第二，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在近代化政策思路、硬件设施建设上存在连续性。富国强兵、组建近代陆海军，是明治维新的基本国策，其基本思路源自幕末改革期间提出并践行的富国强兵政策。幕府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1）设置陆海军学校，培养近代军事人才。安政改革期间，幕府在长崎开办海军传习所，聘请荷兰士官传授海军技术；在筑地铁炮洲创设讲武所，训练使用洋枪洋炮的洋式战斗队列。庆应改革期间，讲武所改称陆军所，增设步骑炮士官学校，由法国军事教官团任教；军舰操练所改称海军所，聘请英国海军士官为教官。（2）创建洋式军工厂，制造枪炮舰船。安政改革期间，设石川岛造船厂、浦贺造船所和汤岛铸炮厂。文久改革期间，由荷兰技师指导，建成长崎制铁所；建关口大炮制作所，研制近代火炮。庆应改革期间，与法国订立贷款协议，用于购置枪炮、军舰和建设横须贺制铁所。（3）组建近代陆海军。文久改革期间，勘定奉行、军舰奉行等兼任“军制挂”，计划设置含步骑炮兵三兵种的陆军常备军，兵员1.3万余人；在全国组建含6个海岸舰队、370艘舰船、总兵员达6万余人的海军。设置陆、海军总裁，发布《兵赋令》，命令幕臣领内的农民服兵役，致使老中体制和“兵农分离”准则受到冲击。庆应改革期间，继续编组近代军队，至1867年12月，编成近代步兵17队、骑兵1队和炮兵4队，总兵力达到1万余人。可见，富国强兵意识在幕末改革期间已深入人心，明治政府成立后，无须再对此作过多政策强调。明治维新期间，政府接管并扩建、新建幕府时代遗留的军工厂等硬件设施，培养人才，全力打造欧式陆海军等，均沿用了幕府强兵改革的基本举措。

幕末改革的殖产兴业模式也在明治维新期间继续发挥作用。安政改革期间，幕府新铸并发行劣币等金融举措虽乏善可陈，但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殖产兴业国策。文久改革期间，幕府干预流通，统管市场，包括：下达《五品江户回送令》，控制杂谷、灯油、蜡、绸缎、生丝等五种日常商品的买卖；新设主管经贸的“国益主法挂”，控制物价、振兴贸易；派出官船“千岁丸”前往上海，开启对华贸易。庆应改革期间，幕府发布《生丝蚕种改印令》，对江户生丝批发商加重征税；允许运货马车使用官道，大米自由流通；撤销品川、新宿等处关卡；开通大阪至江户的货运航路；允许诸藩在开港地区设置贸易公司和仓库。此外，还与法国合资，成立日法商业海运联合公司；派德川昭武率团参加巴黎博览会；准予美国商人修筑江户至横滨区间的铁路等。

最高行政当局主导殖产兴业的模式为明治政府所承袭。1870年，明治政府新设工部省，主管修筑铁路、灯塔，兴办官营军工厂和模范工厂，引进欧美技术设备和技师。1873年，成立内务省，主管劝业、警保、户籍、驿递、土木、地理等事务，成为殖产兴业的重要部门。1874年，访问过欧美的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提出《殖产兴业建议书》，首次完整地阐释了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方针，即“依靠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为此，要求政府官员“制定办法”，指导民间创业，充当保护者与诱导者。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模式与幕府别无二致。

再者，幕末改革放弃了孤立主义的锁国政策，实行对外开放。安政年间，幕府不惜违反天皇的旨意，接连违敕与外国签约，敞开国门。文久年间，幕府被迫转而采用公武合体方针。为取悦京都朝廷、促成皇妹和宫亲子内亲王下嫁幕府将军德川家茂，幕府派出赴欧使节团要求推迟开港开市，还违心宣布“全国大攘夷”。实际上，长崎、横滨、箱馆照旧开港，幕府军队未向欧美舰船开过一枪一炮。庆应改革期间，德川庆喜对法国驻日公使罗修的建议言听计从，劝说朝廷缔约开港。1868年元旦，兵库、新潟开港，大坂和江户开市。幕府关注、引进欧美文明，聘用欧洲的军事、技术顾问或教官，即请进来、“用客卿”的政策，对明治维新不无启迪。

同时，幕府顺应欧美文明的冲击，采用振兴洋学、培养人才的政策。安政改革期间，创办洋学所，后改称蕃书调所，续增英语、法语、德语和数理化等新科目，培养人才。文久改革期间，蕃书调所再改称洋书调所，增加物产学科。新设学问所奉行，制定包括创办小学在内的学制改革计划。洋书调所又改称开成所，办学宗旨强调“调查各国之强弱虚实、水陆军之状况和器械之利钝”，研究“为海内万民有益之技艺”。幕府还向荷兰派出榎本武扬、西周等首批留学生。庆应改革期间，又向俄国、英国派遣了留学生。

1868年，明治政府发表《国是纲目》，强调文明开化的要点是“掌握世界万国学问”，“勿失如欧洲各国文明开化之千载良机”。在政府规划下，官立与私立洋学校并驾齐驱，派出留学生与聘请洋教授相辅相成，法国式《学制》通行全国，生活方式、社会礼仪、历法计时等与欧美世界接轨。就政策的广泛性而言，明治政府远超幕府；但在坚持对外开放、引进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等根本点上，两者具有政策上的连续性。

第三，无论是应对时代赋予的历史课题，还是适时推行近代化政策，均需人才梯队发挥作用。从政治史的视角来看，开港后的政争博弈与明治新政，构成了一场决定近代日本发展方向的倒幕维新运动。从近代化的角度观察，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构成先期探索、全面展开的前后两个阶段。投身其中的佼佼者通过交叉博弈之间的人际往来，形成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人才梯队的人脉机缘。开港后，诸藩与幕府几乎同时推进改革，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由利公正等一批新锐人物在改革中崭露头角，并在尊王攘夷、公武合体或武力倒幕的博弈中，互通声气，声望倍增，组成决定幕末政局走向的人脉网络。通过1868—1869年席卷本州岛和北海道的戊辰战争，新政府横扫幕府及其残部，实现政权更替。凭借倒幕的功勋，大久保、西乡、木户等倒幕志士获得俸禄和地位，又在明治初年不间断的官制调整过程中排除守旧的公卿和大名，由倒幕功臣转而成为执掌实权的维新官僚。

这些经历倒幕运动残酷淘汰的幸存者，年富力强且能文能武，精通权谋术数，具备弃旧布新的头脑、眼光和魄力。成为维新官僚之后，能够在短时期内提出在广度、深度和力度上远超幕末改革，进而导致质变的近代化政策。换言之，如若任由幕臣为维护德川家族统治而胡乱作为，幕末改革势必适得其反。安政改革的强硬派首领、大老井伊直弼为维护幕府权威，策动安政大狱，彻底激化了幕府与反对派之间的矛盾。刺杀井伊的“樱田门外之变”，成为文久改革期间幕府转变政策的契机，但维护德川家族利益的底线并未发生改变。庆应改革的参与者、勘定奉行小栗忠顺和栗本鲲等幕臣为取得拿破仑三世的支持，甚至主张“割让九州给法国，以废朝廷、溃诸侯、建郡县”，构筑德川家统一政权；或者“以北海道开发权为担保换取法国贷款”。上述构想一旦实现，势必加快幕府的买办化，或使日本沦为法国的附属国。可见，只有推翻幕府旧政权，实施维新变革，才能使日本在较短时间内自主实现资本主义化。究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改革总体思路之有无。安政、文久、庆应改革先后采取了阿部正弘的《幕政改革三十七条》、安藤（信正）—久世（广周）政权的财政与军政改革策以及德川庆喜的八条政纲、《国律一篇》等举措，但这些举措或者过于陈旧，或者缺乏总体构想，其结局不外人去政息。明治维新则不然，1868年3月出台的《五条誓文》，就已经形成明治维新的总方针。誓文的前三条“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提出借鉴欧美议会形式、建立举国一致体制的内政总方针；后两条“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强调对外以《万国公法》为准则，加入国际社会、学习欧美文明。这体现了明治维新的内政外交以资本主义作为发展方向，并将其贯穿维新全过程，影响深远。

其二，改革的立足点不同。日本幕末改革以维护德川氏的家天下为底线，导致幕府无法掌控新生力量的崛起，只能在改革中一步步走向灭亡。明治政府的近代化政策以国家即“皇国”为本位，推行“政令归一”的改革方针，建立太政官管辖各省及府道县的中央集权制，形成执行近代化政策的威权体制。在经济领域，幕府坚持维护领主土地所有制。明治政府通过地税改革将其取消，又引进欧美式银行、股份公司制度，加快资本的原始积累等。在社会关系改革方面，幕府止步于文久改革的《兵赋令》。明治政府则在“四民平等”名义下，废止封建等级身份制，家臣武士一律转为士族，丧失“苗字带刀”和“切舍御免”的特权，与农工商等平民同为“皇国子民”，应征入伍、接受学校教育；通过赎买秩禄，得到少量公债证书的绝大多数士族与平民同步转化为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实现了社会关系的近代化重组。

其三，对待不平等条约的态度截然不同。幕府一味避战缔约，国家主权不断流失，却从未动过修改条约、恢复主权的念头。1868年1月，明治政府的第一个建政文告《王政复古大号令》即提出 “挽回国威”的目标。同月，天皇命下达《开国令》，强调“迄今在幕府缔结条约内有弊害之处，在公议其利害得失之后，应予修改”。12月，外国官副知事东久世通禧向驻日外国公使提出修约的要求，日本由此开始了与欧美的漫长修约交涉。

综上所述，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之间既有联系，又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在完成日本近代化的先期探索，为明治维新提供愿景、政策和人脉等贡献后，幕府在戊辰战争中崩溃，由明治政府继续推进日本的近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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