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杨栋梁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6期发表《皇权与明治维新》（全文约1.7万字）。

杨栋梁认为，日本经历1853年“佩里叩关”事件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德川幕府的独裁统治发生动摇。天皇与尊王倒幕派地方强藩及下级武士相互利用、相互借力，推翻幕府，实现了“王政复古”。此后展开的“维新”经历了政府内部近代派与守旧派以及近代派中渐进派与激进派的激烈斗争，天皇的“裁断”对于明治日本治国理政方针的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皇权的复辟，结束了幕末日本分崩离析的社会状态，而从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面入手建构的近代皇权，则为国民统合提供了现实有效的轴心。可以说，天皇是明治维新的最大赢家，皇权是日本走向近代的重要支撑点。

庆应三年（旧历1867年）12月9日（西历1868年1月3日），日本政坛发生“王政复古”政变，统治日本265年的德川幕府轰然垮台，天皇“亲政”的明治政府成立，日本开始步入近代的“维新”。一般说来，狭义的明治维新指“王政复古”，广义的明治维新指1853年“佩里叩关”至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也称《明治宪法》）的社会变动与制度转型过程，而后者通常被视为明治维新研究的基本范畴。

以“王政复古”为界，明治维新的历史剧“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先后经历了“尊王攘夷、倒幕”和“维新”上下两个半场。幕府和强藩作为上半场的主角，进入下半场后很快消失了身影；原本在上半场还只是配角的下级武士精英，在下半场却大放异彩。相比之下，整场始终站在舞台中央的主角唯有天皇。然而，以往的中外明治维新研究，却不同程度地给人留下天皇被利用、只是一种被动存在的模糊印象，极端的看法甚至认为天皇不过是个“傀儡”。

一、皇权的旁落

1192—1602年，日本处于镰仓、室町幕府及织丰政权相继掌权的武家时代，天皇和朝廷犹存，但已大权旁落。德川幕府是日本400余年武家政治的集大成者，其独裁统治的成立，一方面依靠本身拥有的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法度”强制的制度安排。1615年剿灭丰臣氏反抗势力后迅即颁布的《武家诸法度》和《禁中及公家诸法度》，意味着幕府统治的制度框架已经形成。由此，幕府与藩国相互认可权力和义务，形成了稳定的幕藩统治体制。与以往的武家政权一样，出于降低统治成本的考虑，德川幕府保留了天皇及其小朝廷，天皇表面上依然高坐神坛并掌握包括册封幕府将军的封官叙位权力，实际上既不能干政，也不能对社会施加影响。

这样，表面看由天皇和朝廷为一方、以将军和幕府为另一方构成的二元政治体制，实际运行常态却是将军独大和皇权被架空。由于现实中朝廷和幕府间存在完全不对称的实力差距，两者的相互容忍和利用反而变得容易，这种状态至少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叶的日本开国。

二、倒幕与“夺玉”

德川幕府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侵蚀和社会矛盾的积累，幕府的统治力趋于弱化，宽政、天保改革亦未能挽回颓势。尽管如此，其维持统治的基础尚存。然而，进入幕末后内外形势突变，1853年佩里叩关后，日本被动开国及对外签署通商条约所引发的民族矛盾，与日益尖锐的社会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独裁统治，也为皇权的复辟提供了历史契机。

1858年，幕府遇到了开幕以来最棘手的两大难题。一是膝下无子的将军家定病入膏肓，确定继承人迫在眉睫，但德川家族在推选继承人时形成两派意见，将军继承人的指定陷入难产。二是美国于1854年与日本建交后，为了尽快打开日本市场，软硬兼施逼迫日本签署通商条约。幕府以为，一向唯幕府马首是瞻的朝廷必然采取“锁国开国任凭幕府适当处置”的态度。但是得到的敕谕却是“亚墨利加国条约事关国家安危、人心归向，当征求诸藩众议”。据史料记载，得知幕府老中堀田正睦进京奏请签约后，朝廷内群情激愤，岩仓具视等88位公卿联名上书反对，以致支持签约的九条尚忠关白孤掌难鸣，孝明天皇的裁断正是出于这一背景。

幕府面对两大难题却一筹莫展，1858年4月彦根藩主井伊直弼出任“位在老中之上，得以政治专断”的幕府大老后铤而走险，6月19日签署《日美友好通商条约》，23日按照将军家定意旨宣布德川家茂（即庆福）为将军后嗣。井伊的专断激怒了朝野内外的攘夷派和失势的一桥派，两派势力一面声讨幕府“专横”，一面云聚京都策动天皇逼迫幕府改弦更张。在天皇的幕后操纵下，各种尊王攘夷派势力纷纷向京师集结，一个与幕府抗衡的松散联盟开始若隐若现。面对朝廷的举动，井伊采取了强硬反制措施，发动了“安政大狱”，却给幕府带来失去民心的后果，其本人亦引来杀身之祸。井伊死后，幕末政治进入“公武合体”（朝廷与幕府合作）、“公议政治”（强藩参政）时期。1867年12月9日，朝廷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天皇亲政，组成由总裁、议定和参事三职构成的新政府。

纵观倒幕、王政复古的过程不难发现，井伊死后，幕府已告别独断专行的历史，为了维持统治，不得不与朝廷和地方实力派合作；朝廷与地方强藩互相利用，为的是在权力重构中占据有利位置；下级武士等草莽志士的崛起，则构成了权力博弈的第四股势力。于是，在这一“权威缺失”的“政治均势”期，“夺玉”和“抱玉”便成为博弈各方的制胜关键。倒幕派下级武士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就在于与倒幕派公卿联手控制了天皇，使自己站在了法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进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大限度地争取了倒幕力量。尽管如此，若由此导出“王政复古”过程中天皇只是被动存在的结论，也依然是片面和轻率的。孝明天皇的主动作为自不待言，即便是年幼的明治天皇，也无法回避选择朝廷中倒幕派还是存幕派的问题，更何况朝廷中两派势力难分伯仲，选择并非易事。可以说，在倒幕派与天皇之间，利用与被利用、借力与被借力是双向互动的，因为天皇既是被“夺”和被“抱”的“玉”，也是自身发着光的“玉”。

三、维新与“圣裁”

倒幕的过程惊险万状，“维新”的道路同样布满荆棘。进入维新期，日本通过武力镇压佐幕势力反抗、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废除身份制、地税改革、工业化政策、征兵制、义务教育、颁布宪法和修改不平等条约，废除封建幕藩体制，实现中央集权，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翻天覆地的维新，并不是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图纸操作，而是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摸索前行的，在关乎国家发展战略及其道路选择的重要节点上，天皇发挥了无人可以替代的重要作用。这里不妨试举两例：

一是明治天皇在“明治六年政变”中的表现和作用。

随着1871年废藩置县和天皇亲政的中央集权体制建立，可以确认“王政复古”已经实现，但要同时确认日本发生了“维新”抑或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则为时尚早。当时对“内政如何改革，法律如何确定，政治上采取何种方略，外交上以何为准”尚无清晰思路。因此，明治政府于1871年12月派出半数政府核心成员参加的岩仓使节团，对欧美各国进行了长达20多个月的考察。

岩仓使节团出访期间，废除士族俸禄和地税改革等维新事业已经启动，但改革遇到士族阶层的巨大阻力，留守政府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1873年7月28日颁布《地税改革法令》后，社会上反对之声高涨，政府压力骤然加大。政府参议西乡隆盛认为，改革触犯了士族利益，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士族生乱，而最为现实的办法便是祸水外引，目标则是朝鲜。8月17日，政府会议决定采纳西乡建议并上奏天皇。但是，19日得到的敕谕是“差遣西乡为使节赴朝鲜国之事，宜待岩仓归朝熟议再奏”，于是遣使朝鲜之事只好搁置。天皇此举事出有因，他清楚已经先期回国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及大隈重信等朝廷重臣反对遣使朝鲜，等待岩仓发表意见也是真实想法。这表明，大事面前，20岁的睦仁天皇已显持重。

9月13日，右大臣岩仓回国。10月14日，政府会议专题讨论遣使朝鲜问题。会上爆发激烈的征韩论战，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力主遣使，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反对，主要理由是国家贫弱，应以内治优先，外征条件还不成熟，会议无果而终。23日，岩仓上书，力陈反对遣使理由。24日，天皇准奏。天皇下旨，一言九鼎，征韩派无力回天。

征韩论战表面上是内治和外征何者优先之争，实质上则是要不要维新的保守派与近代派的治国方针路线之争，结果将决定维新是半途而废还是深入开展。从两派力量对比看，毋宁说以西乡为首的外征派占优。当时西乡身兼政府首席参议、陆军大将、近卫兵都督数职，在士族中的威望无出其右者，其征韩主张亦得到政府决策层半数成员的支持，可谓手握重兵、位高权重。正如三条所虑，否定他的主张要冒巨大风险，对此明治天皇也不会心中无数，却做出了否定征韩的“圣裁”，并且从其“嘉纳”岩仓奏折的语气中也可以看出，其“圣裁”态度明确，没有丝毫的勉强和犹豫。对此，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明治天皇不但具有独立的理性判断力，而且具有一代君主的魄力。正是因为天皇的支持，岩仓、大久保为首的内治派才会击败征韩派，实现政府核心层的组织清洗，形成“岩仓—大久保体制”，进而全面推进足可称之为“维新”的近代化改革。

二是明治天皇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中的表现和作用。

进入19世纪80年代，疾风暴雨式的“维新”进入深化、整合期，政治、经济体制形塑及意识形态建构的任务紧迫。但是，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作为政府决策层的核心人物，政见分歧不小。前者被社会视为开明派，对自由民权运动持理解态度，身边簇拥着农商务卿河野敏谦、太政官大书记官矢野文雄等官员和福泽谕吉等学界翘楚；后者智高识广，老成持重，身后有萨摩、长州系军政官员支撑。二者的较量，确将影响国家走向。

1881年，由板垣退助等下野官员组织的自由民权运动已呈不可阻挡之势，基于强制镇压会激生民变的教训和对外彰显文明国家形象的需要，制宪和开设国会开始被纳入政府议程。但是，多数政府成员主张循序渐进，唯有大隈力主速行。恰在此时，福泽谕吉控制的《东京横滨每日新闻》爆出一条政府丑闻：政府参议、萨摩藩出身的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欲将政府投资1490万日元的北海道国有资产，以38万余日元、30年无息偿还条件，出售给萨摩同乡五代友厚经营的关西贸易商会。消息即出，舆论哗然，政府受到猛烈抨击。由于政府参议会议讨论此事时，明确反对者唯大隈一人，故伊藤等认定是大隈故意泄露消息，而这正是搞垮大隈的最好材料。10月11日，伊藤等九名大臣面谒天皇时，递上1889年颁布宪法及翌年召开国会、罢免大隈职务的两份奏章。12日，天皇一一“裁准”。“明治十四年政变”是明治政府的又一次组织清洗，政变后以大隈为首的一批非萨长系政府官员联袂下野，以伊藤博文为首的萨长系官僚控制了政府。然而，若由此得出日本进入“萨长藩阀统治时期”的结论依然是不准确的，因为此次政变后，与其说天皇依然是寡头统治的一员，毋宁说其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统治核心的位置。

四、国民统合与皇权

在决定民族盛衰的诸多因素中，国家统治力与民族向心力是正相关关系，二者统合程度越高，国家便越具凝聚力，反之亦然。德川幕府末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空前激化并相互缠绕，以至统治失控、人心思变、天下大乱，要把如此充满利益冲突和思想撕裂的社会重新整合为高度认同的民族国家，并非易事。然而，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乱世葬送了幕府，却迎来了“王政复古”，将军权威泯灭，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强大的皇权。由此，国民统合又有了从道德规范到制度强制的聚合点和轴心，日本亦变成了对外“举国一致”、看似铁板一块的近代民族国家。对此，美国学者戈登也指出：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天皇制度成为一个有力之统合力量，影响力大得异常。它是国家、社会、个人等认同的共同起点”。中央集权制取代幕藩制以后的皇权建构，是从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面入手，有计划、人为地推进的。

物质层面的皇权建构，主要依据国库拨款、皇室不动产及金融资产。国库对皇室的拨款始于1869年成立专门负责皇室事务的宫内省，1885年太政官制改行内阁制后，宫内省从内阁中分离。从1886年起，正式规定皇室费从国家预算中拨付，且无须交送决算报告，当年划拨的皇室费为250万日元（占同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4%），之后逐年增加。如此庞大的国库拨款，除了用于皇室日常开销外，相当部分是以天皇的名义用于灾害救济和各种奖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以国民税金来收买国民对天皇拥戴的手法。

精神层面的皇权建构，主要是通过教育途径实现的。19世纪70年代末，随着明治初期大规模破旧立新的完成，维新进入政治上准备立宪、经济上建立市场体系（官办企业处理及“松方财政”下的财政金融改革）、思想上正本清源的整合期。思想整合是从中小学教育的纠偏入手的。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以儒家的政治伦理为准绳，明确规定了“忠良臣民”的道德标准、“义勇奉公”精神和“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根本目的。皇化教育在国民中的入脑入心，在意识形态层面奠定了近代天皇制的统治基础。

比之于普通国民的皇化教育，军人的道德观教育才是重中之重。幕府时代的皇权旁落在于丢掉了兵权，王政复古的实现在于借用了勤王武装。重掌大权的天皇很清楚枪杆子的重要性，继1873年实行征兵制建立属于中央政府的“国军”，其后的目标便是通过皇化教育，把国军变成效忠天皇、只听命于天皇的“皇军”。1882年颁布了《军人敕谕》，在阐明军队是天皇的军队的性质后，敕谕又对军人提出了“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重信义”“行质朴”等五项具体要求。毋庸讳言，就维护皇权的效果而言，这种军人道德教育是成功的，因为其后日本虽然发生过“下克上”“清君侧”的兵变，却从未出现矛头直指天皇的极端事态。

除此之外，明治初期天皇的巡幸，也是精神层面建构皇权的重要手段。据载，仅在1872年至1881年的十年间，天皇便有四次地方巡视。通过巡视，走出深宫的天皇亲自了解了国情和民情，而对于普通国民来说，久违的皇权已是近在身边的真实存在，以致其对天皇和皇室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崇敬和情感”。

以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为标志，制度层面的皇权建构基本完成。同时，宪法的颁布也是近代日本国民统合过程基本完成的节点。

1881年大隈下野后，为缓解自由民权运动的压力，明治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发布《召开国会敕谕》，宣布1890年召开国会。1889年2月11日，宪法颁布典礼在宫中举行，东方的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宣告诞生。

明治宪法堪称近代民主的枝条与传统专制的根干奇妙嫁接的产物。一方面，立法、行政、司法等三权的建立，不只是形似近代西方的政治体制，而且含有国会协赞天皇立法及预算审议权、众议院议员由国民公选产生、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及结社自由、天皇须按宪法规定行使统治权等实质性内容，应该说这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另一方面，正如宪法第一章的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是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天皇统率陆海军”，天皇有裁准法律、制定官制、任免军政官员、国会开闭会及解散、对外宣战或媾和、大赦等权力。不仅如此，除了辅助天皇处理国务的“三权”之外，还存在直接听命于天皇而不受“三权”节制的军部、枢密院、元老和宫内省势力。可以说，近代国家中，像日本这样以国家根本大法形式保证如此强大皇权的国度，很难找到第二例。

纵观明治维新的全过程，皇权的影响和作用如影相随，可以说抛开皇权问题，明治维新研究将无法进行，对此学界恐无异议，问题在于如何评价皇权的作用。

在攘夷、倒幕过程中，天皇的号令具有最高权威性，但天皇之所以敢发出攘夷和倒幕的号令，不仅因为有朝廷内外攘夷、倒幕派的压力和支持，也有天皇自身的愿望和野心，故二者间不是单纯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而是相互利用和借力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幕府倒台后的维新时期不但依然继续，而且在天皇与维新功勋共同构建的寡头统治中，天皇的地位和权力不是被削弱，而是通过钦定宪法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明治时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日本未出现像德川将军那样挟天子令诸侯的霸者，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从这一角度看，如果说天皇及少数从下级武士中脱颖而出的明治元勋是明治维新的胜者，那么世袭天皇显然是胜者中的最大赢家。

用现代政治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皇权当是落后于时代的代名词。但是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皇权的复苏或许是日本的幸运。在德川时期的二元政治体制下，蛰居的皇权只是一种记忆或符号，但在幕府统治崩溃、大乱呼唤大治的社会转型期，皇权的复辟却为分崩离析的日本提供了国民统合的支撑点。在这个有着千年封建统治历史、神权意识浓厚的社会里，接受皇权不仅相对容易，而且降低了以其他方式实现转型的成本。当然，近代日本天皇制的负面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进入昭和时期，军部之所以能够打破近代天皇制下原本有限的宪政制度元素的约束，实行绝对天皇制下的军部法西斯统治，并疯狂对外侵略扩张，其祸根也是在明治时期埋下的。在这方面，近代日本的教训同样深刻。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