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韩东育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6期发表《明治前夜日本社会的体制阵痛》（全文约1.6万字）。

韩东育认为，日本在天保改革前后出现对内失控的现象，不仅在思想、政治层面，还体现在对外经贸领域，出现了一些敢于冲破幕府禁令、绕过官方指定据点并首次把日本与俄、美等海外市场连接起来的民间商人。

在幕末德川史中，有一位国内巨商、海上船王，仿佛身着了一件隐身服，在幕领藩属，履若平地，万里波涛，经贸驰骋。当幕府发现他的国内“私网点”和海外“密贸易”而将其“缉拿归案”时，由此人所编织的国内和国际贸易网络及迫使幕府不得不顺应内外大势的新局面已然形成。这个人就是日后被明治政府誉为“海外贸易先觉”的钱屋五兵卫（1773—1852年）。

五兵卫出生于加贺藩的宫腰（今金泽市金石町），家族世代经营通货兑换业务，俗称“钱屋”，海运业则最早为其父所创。在日本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形成期，五兵卫继承了父业，经营范围逐渐扩大。此前15年的奉公生涯，还为他日后的独立经营积累了大量的航海秘策，以至于宽政十一年（1799年）时年仅26岁的五兵卫率船赴松前藩进行米榖干鲱交易，首战告捷。其精密而果断的商业智慧，为他在国内市场的布点工作创造了条件。据统计，最盛时，他曾在全国设有34处代理店，可承载千石以上重量的商船亦拥有20余艘。然而，这对五兵卫来说，充其量是其发展更大规模商贸事业的一个基础准备而已。松前、函馆既入彀中后，他想将商业地盘扩展到更北的鄂霍次克海、桦太（萨哈林地区），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黑龙江沿岸近海地区。在与俄国人悄然进行“密贸易”的同时，他又将视线南移，在对马海峡和中国海一带，开始与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列国商人直接开展商贸活动。

五兵卫的知识背景和贸易实践行为，决定了他不可能是那种小富即安或饱暖即淫的小农式商人。他将商贸所得转换成进一步扩大贸易范围和规模的资本。除了营建遍布日本60余州的代理店外，他还到鲜有人关注的三宅岛、八丈岛等水域建造大船，以为赴海外贸易增加保障。仔细观察可发现，五兵卫无论对内对外，均有一套不同凡俗的生意经。在日本国内，他所经营的织物、砂糖、纸张、药品等货物，之所以能陈列于34家代理店且日趋繁盛，显然与下列做法有关，即对士人高价出售，对农工则低价发卖，甚至于对贫贱之人，可径与高价药品而不收分文。如此不乏慈悲的经营策略，赢得了日本民众的好感和热评，“义侠”令名的获得足堪证明。与此同时，在与外商进行“密贸易”时，除非天候原因，都始终能坚守诺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海上特别是北太平洋海域的运输霸权之所以能悉归五兵卫掌握，可谓良有以也。

在幕府严格限定对外贸易口岸和贸易对象国的背景下，五兵卫甘冒国家大禁而与海外数国进行“密贸易”的行动，自非常人所能比拟，而海上市场的巨大贸易额，也无法不让人铤而走险。天保三年（1832年），五兵卫的商船遭遇海上飓风，漂至距北美亚利桑那港东面约五里的地方后，被美国人救起。在美逗留期间，他目睹了美国社会殷实富裕的生活实况，也仔细观察了美国的制造业和言语风俗，尔后断然削发蓄髭，并认真考虑如何才能与这样的国家进行海外贸易等计划。不久，他搭乘美国便船，返回伊豆的下田。因在美期间即与美商密结了海上贸易约定，遂于翌年5月2日亲乘“太平丸”商船，并装载了大量提灯、伞具、竹杖、赤合羽（桐油纸制斗篷）、扇子、团扇等日本货物，对内佯称赴三宅岛，实则密航至美国，完成了第一次由日本主动上门的日美贸易活动。对此，美国人对五兵卫所给予的评价堪称罕见，认为他是自西洋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来敢以一叶扁舟横渡太平洋并抵达美国的第一人，而且居然还是来自“锁国”之邦日本的一介商人！该事件在美国引起的轰动是空前的，亚利桑那港的巨商大贾，十分钦佩五兵卫的勇气和胆量，纷纷与之商讨下一步如何通商。临别前，美国人还强调五兵卫此举的意义，并希望日本能作为东亚文明的先行者，来开拓与列国间的贸易事业。此时的五兵卫显然十分感慨，他告诉美国人：日本自230年前德川将军开府以来，其政治中心世居江户，国内三百诸侯，参觐交代，威服远方，荷兰于250年前获贸易许可，但仅限于长崎一港。那里虽有商船出入，然幕府自握商权，不许国民自由贸易。近代英俄两国商船，来乞互市，幕府不准。倘若私自与外国人通商，将以破“密贸易”大禁之罪名而遭严刑峻法。他还说，我既已犯幕府之法禁，若不幸东窗事发，便只能一死以对。由此看来，日美两国想实现国际贸易谈何容易，20年后殆有可能亦未可知。于是，他将随员“他三郎”留下，自己则与其他人归国。他三郎时年26岁，留在美国后，更名为“弗雷德尔斯顿”。弘化二年（1845年）和三年（1846年），当美国使节前往浦贺请求互市时，他三郎俨然已变成了美方随员和翻译。虽然日本方面仍拒绝开放通商，但作为佩里来航的前奏，五兵卫的这一安排显然非普通商人所能及。事实上，美国人的这次来航，距离佩里舰队的来访（1853年），也不过七八年时间而已；但天保四年（1833年）五兵卫所作的“20年”后开国的预言，却无法不让人称奇。

益田孝所谓“二重锁国论”，固然给日本统一市场的形成制造了障碍，但倘若各藩内部有相对开明的政策并且藩主有远见通达的眼光，则幕府之于诸藩的政令不畅或地方保护主义足够强大，反而是件好事。五兵卫的商贸事业能有以上发展，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加贺藩的经济需求与五兵卫的经营活动之间达成的默契。换言之，五兵卫几乎从一开始就拥有的“御用色彩”，无疑与加贺藩对他的经济依存度有关。这种特权地位的获得，还因为在藩主看来，五兵卫的内外经营包括海外军火贸易活动，不但能为加贺藩带来巨大的经济实惠，其超凡的经营眼光和粜籴平准能力，亦足以为藩营经济赋予一个调配缓急的安全阀。

天保七年（1836年），五兵卫被加贺藩前田家拜为“御用金用达方”，负责藩内金融管理事务。这一不啻今日“国立银行”总裁的职位，意味着五兵卫已成为加贺藩经济命脉的主要掌控者。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娴熟的通货操控能力，使五兵卫在货币集散、银票发兑、公债募集等方面均表现了出众的才干。而且，事实上，即便在国内，其普惠范围亦已越过加、越、能三州，而施及更广远的地区。就在这一年，日本发生了空前的“天保大饥馑”；第二年，又爆发了“大盐平八郎叛乱”等民变。在现代社会，倘某国发生农业凶歉，自有邻国或国际组织提供援助。但在幕藩锁国的当时，这一可能本并不存在。然而，五兵卫的平准能力在此时再度凸显。他一方面将船舶遣诸四方，把别处有所盈余的米榖运往不足之地，同时还利用金融手段，对米价腾贵和银价暴跌的混乱市场进行了强力干预。这些措施，不但有效地保证了金融信用，还使加、越、能三州没有像关西、畿内和关东等地那样凶险环布，从而相对平静地度过了那场浩劫。天保八年（1837年），五兵卫进一步被加贺藩擢为“御手船御用主附”，即海运总管。自此，钱屋的所有船舶，均开始佩上加贺藩的徽章。

钱屋五兵卫的海内外活动及其金融管理手法，应该是日本开国前最接近近代经营模式的。这其中固然有其个人的经商天分，但在观念层面上，却更多反映了日本社会对摆脱困境的冲动和契合了这种摆脱需要的兰学在日本的实践效果。据载，幕末著名兰学者本多利明（1743—1820年），自文化六年（1809年）起，曾经在加贺藩讲学授徒达一年半之久，教授的内容以通商和航海为主，涉及数学、天文、历学等。他强调“自然治道”的经世论，认为若想万民富庶，须先国产增殖；若要国力不竭，则须他国之利；若求他国之利，则须海外贸易。其学术理路亦体现为如下脉络：若要涉洋渡海，须懂天文地理；欲知天文地理，须先通晓数理。他还明确指出，当下君主已不可再靠贡租生计，内外贸易，当成为幕藩的真正依存。

在本多利明的加贺藩弟子中，有一位日后成为五兵卫的导师和顾问的人物——大野弁吉。大野的兰学造诣精深，不仅是物理学家、化学家、器械学家，还通晓航海学。通过大野的训练，五兵卫对舆地形势、列国现状、海洋通道、潮流变化等十分了解。作为本多利明的再传弟子，他深得两代先师的真髓，其心胸、眼光自非一般商贩所能比拟，但这同时也决定了锁国体制下他的必然终局。嘉永四年（1851年），五兵卫因“河北潟新开工程”之“投毒”诬陷，被没收财产，断绝家名，嘉永五年（1852年）11月21日，以80岁高龄屈死狱中。五兵卫的死，距离佩里来航的嘉永六年（1853年）6月3日，仅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天保改革失败后的嘉永年间，幕府虽然在那些直接妨害大众生活的政策上有所收敛（诸如对“株仲间解散令”的取消），但取缔民间私自对外经商的锁国禁令和财政紧缩政策不但未见松动，反而越发严厉。有学者于是指出，五兵卫的真正死因，实来自幕府对这位漏网巨商“密贸易”的察觉和旋即而来的整肃与追究。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曾受五兵卫恩惠的加贺藩官员，怯于幕府的淫威并出于自保的需要，只好将其所“犯”之新旧“罪状”夸张性供出；而且随着一直给五兵卫以最大支持的藩政实力派人物奥村荣实的突然死去，其敌对势力的“黑羽织党”（藩政改革派）也开始走到前台。

佩里来航后的日本巨变，使后人在追忆“黎明前”倒下的五兵卫时，总是十分感慨。有学者叹道：“五兵卫死后不到数年，我邦的锁国孤立制度便在世界大势面前轰然倒塌。……作为五兵卫商贸重点的开国通商和海上进取，不但已成为我国百代之国是，亦已转化为我国民之方针矣。若五兵卫地下有知且能目睹其死后时局之巨变，当面露莞尔，含笑九泉矣！”后来，日本人不仅在横须贺建立了佩里公园，还在当年美国黑船登陆的地方树了一座纪念碑；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未曾忘记钱屋五兵卫在开国事业中所做的冒死努力——除了明治政府将他誉为“海外贸易先觉”外，因“投毒”诬陷而被勒令停工的“河北潟新开工程”，也于昭和二十八年（1953年）最终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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