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崔健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3期发表《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机、措施与效果研究》（全文约2.2万字）。

崔健认为，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和进入21世纪后开展了两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鉴于中日经济在不同时期存在某种相似性以及中日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日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无疑会对中国当前进行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而在此前，受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日本经济也曾陷入长期不景气，日本政府实施的节能型技术革新、产业结构转换等供给侧改革助推了80年代的日本经济复苏。为了在21世纪实现中长期的经济持续增长，技术革新和与之适应的产业结构转换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和现状来看，这两次经济不景气发生时，影响日本经济增长的内因与外因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分别实施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于所处时代背景以及时机把握的差别，日本两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实施的措施也有所不同，这些措施的变化当中蕴含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纵深发展的路线。

从日本两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来看，20世纪70年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了稳增长、调结构的目的，但也遗留了过度依赖外需、产业间多层结构继续存在、形成弱者保护主义等问题。小泉内阁在改革金融体系和提高企业收益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没有实质性改变宏观经济状况，而且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安倍经济学”提出的增长战略正在实施，有些效果初步显现，但仍困难重重。

从改革的背景、时机的选择、采取的措施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来看，日本的两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都有启示意义。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时期，通过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做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从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的国际环境等方面来看，中国经济现状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更为接近。当时，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换挡减速期，面对石油危机、尼克松冲击以及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也不得不进行结构改革，同时高速增长时期以及70年代初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政策带来的负效应也需要消化，所以同样也是“三期叠加”状态。日本自7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对中国来说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目前中国与日本又共同处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大环境，都面临着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所以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学习和借鉴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做法，也必须关注其目前改革的措施与效果。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弱化总需求管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这方面，日本的实践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日本的两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在实施应对经济不景气的需求管理政策之后，待景气稍加好转，在继续维持原有需求政策的同时实施供给侧改革。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应对石油价格高涨后生产成本、价格结构的变化和浮动汇率下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日本一方面在短期继续从金融、财政政策入手推动景气恢复，另一方面着手从中长期改革依然残留的高速增长型供给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使之与稳定增长相符合。进入21世纪，2001年4月诞生的小泉纯一郎内阁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和实现经济增长，在组阁之初也非常重视需求，认为日本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是“需求不足”，但其实施的政策并没有纯粹向需求方面倾斜，而是改革供给结构与创造需求一体化推进。随着经济状况逐渐好转，小泉内阁开始把提高生产率的制度改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彻底转向了以供给为主的经济政策。目前，对日本来说，摆脱通货紧缩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为此从需求方面入手来缩小供需差距是较好的政策选择，安倍内阁上台后实施的旧“三支箭”中的“大胆的货币政策”和“灵活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在需求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作用来实现经济活跃的政策。因为股市上涨和日元贬值，这“两支箭”就提高国内外对日本经济再生的期待来说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对摆脱通缩、使经济步入持续增长的轨道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就像安倍表露出的那样，其政策意图在于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赢得时间，同时关注如何实施具有实效的以供给侧为主的“唤起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是与前一时期的需求管理政策相衔接的，二者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日本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既重视供给又不忽视需求，既强化市场功能又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主要任务来看，日本在两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以下措施值得借鉴。

1.“三去一降”（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

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实施的“减量经营”包含了典型的“三去一降”的做法。当时的日本企业通过雇用调整降低了劳动力成本，通过减少有息负债降低了融资成本，通过增加自有资本比率降低了企业杠杆，通过库存管理减少了库存。日本的“减量经营”让我们体会到“三去一降”不仅是相互关联甚至是成体系的行为，而且还可适当地变被动为主动，日本把“减量经营”与新技术相结合，实现了集约化生产经营体制，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补短板”的效果。

日本政府在“三去一降”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针对结构性萧条产业进行了必要的产业立法和行政指导。进入21世纪，为了尽早从日本经济当中消除较弱的领域，小泉内阁加速了对不良债权的处理。包括：让民间金融机构尽早地处理其所持有的面向民间企业的不良债权；如果在短期没有进展，政府会推动民间金融机构，半强制性地使其加速对不良债权的处理。日本政府还设置了公共机构“整理回收机构”（1999年4月）和“产业再生机构”（2003年4月），这两个机构从民间金融机构收买不良债权，对当事企业进行严厉的债权回收，促进企业的清理、淘汰。这样的做法大大降低了企业杠杆，也加速了对“僵尸企业”的清理。安倍政府也推出了促进企业新陈代谢的一系列措施。

2.加强技术创新，促进经济结构升级

20世纪70年代，日本把技术创新的重点放在微电子技术的开发与推广上，不仅提升了电子产业的竞争力，而且把微电子技术作为所有行业的“共通基础技术”，实现了省力化、省能源化。技术创新一方面通过新技术产生了新产业，另一方面通过“共通基础技术”改造升级了传统产业。同时，这些产业又通过生产出新的或改良的产品和服务来创造或扩大市场，拉动了需求。目前，在日本“增长战略”中的“产业再兴计划”蕴含了要紧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努力“复制”70年代的做法的想法，只不过这时的“共通基础技术”是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同时，“增长战略”还包括了“战略市场创造计划”，该计划根据日本技术创新的特点确定了在医疗、环境与能源、基础设施、地方经济等四个重点领域创造战略市场。

3.放松各种规制，强化市场活力

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着力点在企业，目的是要让企业焕发出活力，因此需要优化政府行为，放松对经济活动的各种规制。日本虽然是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长期的行政主导也遗留下很多规制，所以在日本的两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缓和规制都是最为重要的任务。

从日本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的问题来看，有三方面值得注意。

1.谨防形成“弱者保护主义”。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必须要最大限度发挥市场的作用，这就需要尽量减少国家的干预和保护。面对市场竞争，一些国有企业、特定行业和地区可能变成“弱者”。20世纪70年代日本形成的“弱者保护主义”对其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值得深思。我们要按照供给侧改革的总体部署，实事求是，区别对待，保护该“保护”的、去除该“淘汰”的。

2．避免形成严重依赖外需的局面。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当中，内需和外需都非常重要，只有在二者关系协调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日本的经济发展一直面临如何协调内需和外需的问题，其经历表明，当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需时会存在很大的问题。例如，被称为“出口主导型”的增长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表现得更加明显，最终导致西方主要国家联手签订了“广场协定”，促使日元大幅升值。受此影响，一定程度陷入“日元升值不景气”的日本经济必须要恢复民间消费和设备投资，向内需主导型的增长模式转变。通过近些年的结构调整，中国在处理内需和外需的关系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仍要长期坚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的方针。

3．谨防贫富差距扩大。从日本的实践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首先会惠及企业，使企业收益大幅提高，但是如何让改革的成果更加广泛地惠及普通民众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能重蹈日本的覆辙。

纵观日本两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体可以看出如下逻辑线索：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主要是“三去一降”和适当地“补短板”（产业结构）。而在小泉和安倍的改革中，虽然仍然存在“三去一降一补”的做法，但是其侧重点发生了变化。小泉内阁主要是通过规制和制度改革来补制度的“短板”，为微观主体放松手脚；安倍内阁虽然也立足于规制和制度改革，但其主要目的是发挥民间经济活力，实现“增长的良性循环”。从这样的逻辑线索中可以看出深化供给侧改革的理念与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