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邱静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4期发表《“非西方”的可能性: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及启示》（全文约2.2万字）。

邱静认为，日本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其政治思想有着独特的脉络和特征。日本思想的存在方式一方面显现出不同于中国与西方的线索，另一方面也因其同时与二者相关联的特性，为反观中国与西方提供了难得的场域。本文希望以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以及日本学界对其的批评为切入点，对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行初步讨论。相关问题是与日本政治思想的根本特质密切相关的，对其解答也可能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思想史研究提供启发。

丸山真男很重视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问题，他在方法上的探索与最终成形的作品一样，有时甚至近于绝境中的最后努力和精神寄托。

（一）思想史的把握方式

丸山讨论了把握思想的两种方式。他指出：“人的实践既不是纯精神的，也不是纯物质的。……不是思想史必须通过对经济基础的考察来补充，实际上，思想史自身内部就包含着经济基础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理想中的思想史。”

丸山对思想史在“思想”与“历史”之间的位置有着敏锐的自觉。他指出，思想史家的工作是一种“再创作”，正如音乐演奏家要通过对乐谱的解释再现作曲家的灵魂一样。

丸山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关于“历史”与“现在”的思考。他强调：“在研究日本历史时，仅仅纵向地看日本是无法知道日本的特征的。被认为是特征的东西在其他地方也有。在这个意义上，就要求进行世界史的比较。为了将我们暗暗地前提化了的东西相对化，就必须要排除将现在对事物的认识不假思索地投射到过去的‘现在主义·现在中心主义’。”

（二）思想的内涵与层次

丸山指出，“思想”可以有以下不同的形式：一、特定个人的思想：a.体系性的思想,b.更加片段具体的思想；二、由若干人体现的思想：a.多少具有体系性的思想，b.非个性化、不具有明确理论形态，若过分抽象或合理化就会失去其本质的思想。

在此基础上，丸山指出，“思想史的问题并不在于是以a为中心还是以b为中心，而在于以一a、二a为中心时，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又是如何被一b、二b所限定的，或是并没有受到限定，要对这样的问题进行具体的探究。”

（三）日本政治思想史的课题

丸山对思想史方法的思考并非抽象讨论，而是着眼于日本思想史研究和日本当下的问题。例如，丸山指出概念含义的变化是日本思想史中很值得关注的课题。他本人也曾辨析过“东洋”“传统”“封建制”“民族与民族主义”等概念的含义变化。

“近代”也是丸山长期关注的课题。丸山对“近代”的关注首先是基于日本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他想要强调的是，不论对于封建还是近代，都要以“历史主义而非启蒙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即使是对于市民社会，也不应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而是要看到其在历史中的复杂面相。日本“近代化的同时现代化”的处境恰恰提供了西方学者也不曾面对过的、对市民社会乃至整个启蒙主义思想方式进行反思的契机。

（四）丸山的问题意识

丸山对思想史方法的讨论既有其超越时空的价值，又不应当脱离历史去认识。不如说，正是由于在特定情境下如此呈现，这些讨论才有了超越时空的意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的贡献与其说是“近代主义”，不如说是丸山在战时（1940—1944年）写作该书时痛切具有的问题意识。

为什么一贯强调历史性方法的丸山仍然不惜采用“近代主义”的方式？对此，不回到当时的历史中就无法理解。正如丸山所说的那样：“在‘超越’和‘否定’现代之声叫喊不已的时候，关注明治维新的‘现代性’侧面，进而关注德川社会中现代要素的成长，不仅对于我，大概对于那些意识到要顽强抵抗法西斯主义历史学的人们来说，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据点。我埋头钻研德川思想史的一个超学问的动机，可以说就在这里。”

（五）日本的思考模式与思想史的视角

可以说，丸山的“原型”论在很大意义上也是对思想史方法论的讨论。他希望揭示的并非历史中某些特定的思想内容，而是在思想内容的变幻背后反复发生作用的思考模式。他的问题意识一方面是对战后日本现实政治问题的关心（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思考模式在战后仍在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对思想史整体既有视角的反思（包括对西方思想史方法的反思）。这种反思并非是要以西方（或日本）作为标准，而是在讨论日本的同时，探索思想史新视角的可能性。

1.横向—纵向

丸山提到，幕末“开国”带来了“视域（perspective）的扩大”：“世界认识（‘世界像’）扩展了……视域的扩大并不只是量上的视野变宽，而是意味着世界认识本身发生了变化。这不仅仅意味着只是认识作为对象被扩大了，而是有着变革认识主体的作用。这作为思想史或精神史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西欧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并没有“开国”的思想问题，这一问题是东亚所特有的。由此，丸山指出：“这当然不是说探寻历史‘纵向’线索的方法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仅限于此是不够的，无论如何，都有必要加之以‘横向’的激剧文化接触的视点。”

2.个性—特殊性

丸山的“原型”论不只是要强调相对于普遍性的特殊性，也不是要基于普遍性来讨论特殊性，而是对既有的“普遍性—特殊性”的认识方式本身也提出了反思。

丸山指出，“‘特殊性’这一说法是着眼于各个要素，被消解在世界某处的事物当中，而且首先‘特殊性’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位居‘普遍性’之下的范畴。我所讲的并不是这种‘特殊性’，而是作为整体结构的日本精神史的‘个体性’。从这种观点出发，刚才所指出的两个矛盾的要素的统一，一方面是外来文化压倒性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所谓‘日本的东西’的执拗残存，我想用这种矛盾的统一来把握日本思想史。”

3.透视法—立场

“外来”与“内生”是日本思想史讨论中常见的论题，但丸山指出，这样的讨论方法本身是需要反思的。

丸山指出，虽然外来思想对日本有着压倒性的影响，“但是，因此就可以说日本思想史只是外来思想输入史、完全没有‘日本的东西’么，我想也不能这样说。……日本或多或少具有体系性的思想或教义从古代起就是外来思想，但是，它们进入日本后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面貌，被做了相当大幅度的‘修正’。……因此，虽然想找出作为完成式意识形态的‘日本的东西’是必然要失败的，但如果去看外来思想的‘修正’模式，就可以看到其改变的模式体现出惊人的共同特征。”丸山用“原型”来比喻这种模式，为避免在日本语境中产生误解，其后他又将比喻调整为“古层”“执拗低音”。

丸山并不认为自己的“原型”考察就是终结性的论断。在方法上，他意识到有某种循环论证的嫌疑，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也并不认为“原型”会永远存在下去，但他强调，鉴于思想的惰性非常强大，需要意识到根本的思考方式难以急剧改变，必须努力将下意识的世界不断地意识化（将其作为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将其正当化、合理化）。这并非是在“寻找”日本思想中的近代性或日本性，而是要在对某一思想做“近代或日本”的性质判断之前，去反思以此类判断把握思想史的思考模式本身，而“将过去作为整体构造去认识，这本身就是变革的第一步”。

与此相关，丸山还强调，“‘尽管是非连续的但有连续性、尽管有很大变化但有不变的恒常要素’——我并不是像这样以两方因素的对立或矛盾为前提来论述的。不如说，如果是用这种‘尽管……’的说法、将恒常性与变化性二项对立地看待，强调‘执拗低音’（basso ostinato）等说法就失去了意义。”“并不是‘日本思想史虽然变化多样，却是一贯的’，而是‘相反，正是因为有着某种思考、构想的模式，所以才会变化多端、眼花缭乱’。”

也就是说，丸山恰恰是意识到了这种二分对立的问题：所谓“外来与内生”“连续与断裂”“恒常与变化”……一方面，日本以上述方式呈现问题反映了日本的思考模式，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观察日本时，需要一种更具整体性的视角，仅以上述的二分法（或其总和）难以捕捉到日本思维模式的真正特征。这样，对日本思想史的考察同时可以意味着普遍意义上思想史方法的拓展。丸山在这一方向上努力做出了自己的实践。他所提示的线索（“如何思考”并不是只有单一模式）是包括心态史、文化史研究在内的既有研究也可能尚未充分关注的。

更进一步地，与前述对于“横向—纵向”和“个性—特殊性”的讨论结合起来看，丸山的讨论并不只是针对上述各种具体的“二分法”，而是对仅从特定立场出发进行观察的思想史视角本身提出了反思。这并不等于抽象地超越立场，而是想要提示在进行思想史研究时，需要看到时空中思想非线性、如同“景观”般的存在方式，需要意识到认识主体问题设定本身的重要性，需要有“透视法”的视野。这不仅对思想史研究是重要的，对思想及其关照现实的方式而言也是重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