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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世培:文化差异是中日近代化差异产生的重要原因                    

作者:沈世培     时间:2017/5/18 16:11:40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原标题《中日近代化过程中文化比较问题探讨》,载于《日本学刊》2017年第3期,全文约3.1万字。

沈世培认为,中日文化与近代化关系问题是重大的历史课题。对中日近代化过程中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要从文化形态学入手,首先判断中日基本文化形态,在此基础上研究其文化特质和文化心态,并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从基本文化形态来说,中国前近代文化为“先进自主文化”,近代文化为“自主文化”;日本前近代文化为“后进学习文化”,近代文化为“学习文化”。从文化特质来说,中国前近代和近代文化是官本位主义文化,尚“虚”;日本前近代和近代文化是实用主义文化,尚“实”。从文化心态来说,中国前近代以“大国文化心态”为主,到近代从“大国文化心态”向“弱国文化心态”过渡;日本前近代以“小国文化心态”为主,到近代逐渐过渡到“大国文化心态”,乃至“大国沙文主义文化心态”。日本文化比中国文化更有利于近代化,但是也有致命弱点。文化差异是中日近代化差异产生的重要原因。

沈世培在文章中指出,中日两国在前近代同为封闭落后的封建国家。但是,在国门被打开后,日本近代化速度超过中国。原因何在?近代化需要思想启蒙和人才的预备,也即文化对人的影响作为近代化的重要前提。中日近代化过程中的文化比较研究,首先要研究中日两国基本文化形态,然后判断这种文化的特质和文化心态。运用基本文化形态—文化特质—文化心态基本架构,可以比较中日近代化过程中文化,看出文化与近代化的关系。

一、基本文化形态与近代化

中日两国基本文化形态是历史形成的,并在前近代和近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都与近代化关系密切。

(一)前近代基本文化形态:“先进自主文化”与“后进学习文化”

1.中国前近代“先进自主文化”的形成

中国文化比日本文化不仅产生早,较早地发展到农耕文明,而且经过封建社会秦汉和唐宋发展,达到辉煌,影响了周边国家。中国文化是连续不断的原生型文化,是始终以汉文化为主、不断吸收和改造外来文化而形成的文化,是“自主”文化。汉文化是汉民族发展起来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先秦时期形成雏形,经汉唐发展,逐渐成熟和繁荣,到近代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体。中国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在吸收国内其他民族文化和其他国家文化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虽然中国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元素,但是外来文化没有改变中国文化的主导性。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自主性很强,但是又不是封闭的、排他的,而是开放的、包容的,能够糅合各种文化,吸收与调和外来文化或异域文化,并形成包容性文化。总体上,中国前近代文化形态为“先进自主文化”。

2.日本前近代“后进学习文化”的形成

日本农耕文化出现很迟,进入文明阶段比中国晚,进入封建社会也比中国晚,并受中国文化影响达千余年之久,直至明治维新。同时,日本不是文化的发源地、中心地,其文明形成多是学习外来文化形成,其文化主要是在吸收外来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多源化结果。其学习外来文化,第一阶段是前近代,主要吸收中国文化,同时还学习朝鲜文化、印度文化、南蛮文化(葡萄牙)、红毛文化(荷兰)等。第二阶段是明治维新时期,主要学习西欧文化。第三阶段是二战后,主要受美国文化影响。日本学习外来文化的特点是兼容并包,把不同的文化同时吸收并保存。日本通过对外来文化的改造,形成了独特的大和文化。所以,日本前近代文化形态是“后进学习文化”,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

3.中日前近代基本文化形态对近代化的影响

近代化是从欧洲开始的,中日近代化必须向西方学习。由于文化形态和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前近代日本对西学的吸收超过中国。原因有三:第一,态度不同。日本“后进学习文化”对外国人和外国文化学习比中国“先进自主文化”更加积极。第二,两国意识形态差异。两国意识形态虽然都属于儒家思想范畴,但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的世界观对中国社会控制程度较深,意识形态自主性很强,而对日本社会控制程度较弱。第三,两国对西学禁闭程度不同。16世纪上半叶,中日两国开始接触西方,但是日本西学发展超过中国。清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中西文化交流。日本虽然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是对西学禁闭要弱于中国。西学奠定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的基础。

不同文化类型,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第一,思想启蒙不同。西学思想为明治维新起了启蒙作用,也培养了一批力主学习西方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中国缺乏这样有先进思想和理念的人才,缺乏推翻旧制度和领导中国近代化的领军人物。第二,西学积累不同,“近代因素”也不同。西学在日本长期积累,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等是有利的。明治维新很快实现变革,吸收西方文化,是前近代洋学发展的结果。而中国到洋务运动时期才重视引进西方科技,比日本落后。

(二)近代基本文化形态:“自主文化”与“学习文化”

1.中国近代“自主文化”与近代化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化性质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化。和日本相比,中国文化不能用“先进”概括,但是中国前近代文化形态具有延续性,近代文化形态可以概括为“自主文化”。这一基本文化形态有两个特点,对近代化影响很大。第一,自主性。近代中国文化在吸收西学时,仍然以自己文化为主,采取了吸收和改造的传统。第二,对西方文化从选择性、片面性吸收到全面吸收。由于中国吸收西学过程缓慢,这就延误了中国近代化的有利时机。

2.日本近代“学习文化”与近代化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从前近代文化过渡到近代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我们不能再以“后进”来概括日本近代文化形态,但其前近代文化形态也具有延续性,其近代文化形态可以概括为“学习文化”。日本“学习文化”形态有利于明治变革。明治政权一成立,就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 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1868年颁布的明治维新代表性文件“五条誓文”第五条宣布“向全世界去追求知识,以加强皇家统治的根本”,就反映了对西学的态度,从国家层面进一步推行欧化政策。日本近代社会转型和全面学习西方,是“学习文化”形态发展的结果和体现。

二、文化特质与近代化

中日两国基本文化形态不同,文化特质也不同。在前近代和近代,中国文化特质表现为官本位主义,而日本文化特质则表现为实用主义。

(一)官本位主义文化与实用主义文化产生

中国“先进自主文化”,是一种在中国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中自我成长的文化形态,是在农耕社会中产生的。自三代以来的农耕社会是宗法礼制社会,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封建等级森严,传统社会结构“士农工商”分层模式中,处于顶层的“士”,是精英层,是统治阶级,“农工商”是劳动层,是被统治阶级,整个社会处于“官本位”社会。以改造的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强化了这种社会结构的合理性,营造了等级森严的文化氛围,儒家的“学而优则仕”又强化了进身仕途的社会价值取向。封建统治与科举制相结合,强化了官本位思想,使中国文化中官本位主义文化成为主导文化。

而日本则与中国不同,其“后进学习文化”基本以学习外来文化居多,反映了日本人自古以来在学习外来文化时,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只要有用就吸收。其封建统治机构是根据血统世袭制原则组成的,不存在科举制,人们不是通过科举取得做官的机会。这就堵塞了人们进身官僚阶层之路,人们转而从事于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学习。日本受到儒学束缚较少,重义轻利思想影响有限,也容易导向实用主义。在日本文化中,实用主义文化占主导地位,与日本的国民性“质”或“绞”也有关系。

(二)中国官本位主义文化尚“虚”

在中国,官本位主义文化尚“虚”而不务“实”,有很多弊端,极不利于近代化。

1.在前近代和近代,封建官僚政治文化弥漫于整个社会,虚而不实。在前近代,官场黑暗、虚浮;思想上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褒扬节孝,鼓吹读经,空谈性理,虚而不实;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和科场案,社会学风虚浮,知识分子有的埋头故纸堆,脱离现实。到了近代,官本位主义文化仍然占主导地位,对近代化是不利的。

2.中国封建官僚政治,到明清时期已很成熟,由科举考试来构建封建统治机构,社会阶层是流动的,封建统治体制有其合理性。这就使整个统治阶级对现行体制迷恋和拥护,难以产生对现行体制的反对力量,不利于旧制度崩溃和近代社会转型。

3.科举选才不实。科举选拔的人才,对经学以外,知之甚少,没有真才实学。

4.通过科举制度录用官吏,使得许多有为青年专习儒家经典和八股文,不过问西洋学等近代化所必要的学术,儒学以外的“新学”难以兴起,不利于学习西学。

5.不利于近代化人才培养。在官本位主义文化下,封建教育从隋唐以来主要是以科举为中心开展的,是为选官服务的,教育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是一致的,灌输程朱理学思想,学习四书五经、诗赋韵文,不开设实用课程,空疏无用,为“功利型教育”,培养不出有用人才,且文盲率高,不利于提高生产力和近代化。

6.官僚政治文化不利于独立人格的培养。在封建官僚体制下,只有臣民,没有国民。而自由独立的人格培养,是中国走向近代的重要前提。

(三)日本实用主义文化尚“实”

日本实用主义文化,强调的是实用。日本文化多为外来文化的混合,只要有用,就会吸收,采取包容的态度,形成日本文化多样性混合,对近代化是有利的。

1.政治体制上,由血统世袭制建构的封建统治体制是不合理的,这容易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分裂,特别是容易使下层武士起来消灭现行体制,实现近代社会变革。

2.有利于吸收西学。实用主义文化,养成了日本人对“异文化”的好奇心和模仿性。在世袭制下,下层武士和普通民众脱离“下层”的方法是掌握西洋学等新兴学术。同时,德川家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防止动乱,也鼓励人们追求西学。这是江户以来日本西学发展比较快的重要原因。

3.有利于近代实用人才的培养。幕府时期,佛教发生了巨变,信众平民化,提高了信众识字、书写能力,对以后教育普及起了重大作用。由于不存在科举制,农民、商人研究学问是为了提高能力,而不是仕进。进入江户时代以后,佛教的教化活动日益弱化,出现了教育代替宗教的倾向。在这样背景下,日本教育是实用主义教育,即“实用型教育”,有利于教育普及和能力培养,为近代化培养人才。

三、文化心态与近代化

文化心态是一种文化的心理表现,在中日近代化中起着重要作用。从文化学角度来看,文化心态构成文化结构的核心层次,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由于中日基本文化形态不同,文化心态也不同,并随着社会发展,到近代发生了变化,对近代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中日前近代文化心态与近代化

中国前近代“先进自主文化”,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是在同化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一文化形态下,中国人有文化优越心理,前近代文化心态以“大国文化心态”为主。这种文化心态有四种表现:

1.世界中心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国是东亚文明圈的核心,对周边国家产生巨大影响,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有世界影响的文明,中国文化自古包含“世界主义”,人们普遍存在“咱们是世界文明中心”的思想,很难平等地看待其他文化,会成为吸收外国文化的障碍。

2.华夷思想。中国自古以来缺乏“世界”概念,“天下观”视中国为中心,周围为蛮夷藩邦。册封朝贡体制,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华夷体系”、“中华秩序”等国际秩序。乃至清代,这一秩序通过朝贡贸易来维系。华夷思想阻碍了中国把自己当作一个国家来认识,也阻碍了平等国际关系的建立。

3.盲目自大思想。“浓厚的文化优越感”也是中国自康熙以后实行闭关锁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清代闭关锁国政策隔绝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使人们对世界知之甚少,不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浪潮已席卷世界。这种文化优越感容易使人产生自满、自尊、自大心理,从而导致闭关文化。

4.文化自恋。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和高压残酷的封建统治,使国人见识短浅,愚昧,狭隘,观念保守落后,认识不到世界发展大势和自身不足,认识不到近代化的真意,对西方文明认识不足,仍然迷恋自身文化,存在“文化自恋”现象,妨碍了文化交流。

日本“后进学习文化”表现的文化心态与中国不同。日本,国小,不是世界文化中心,也不是册封体制的中心,一直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德川幕府以儒家朱子学为官方哲学,相较于中国,其文化心态为“小国文化心态”,自尊而又仰视其他文化,对外来文化采取虚心学习、积极摄取态度,有利于开放文化形成。这对日本近代化是有利的。

1.把自己作为世界的一国,更正以前以西方为夷狄的错误看法,认识到西方科技的进步,有利于吸收西学,对日本近代化有重要作用。

2.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小国,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居安思危是日本最具特色的文化特点。由于西学在日本的长期渗透和传播,日本人认识到日本落后于世界,这对推翻幕府统治、建立近代国家是有利的。

(二)中日近代文化心态与近代化

到近代,随着两国社会发展,两国文化心态发生了逆转。

在中国,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们的文化认知也发生了变化,文化心态开始从“大国文化心态”向“弱国文化心态”过渡。近代中国文化心态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时期,是“大国文化心态”向“弱国文化心态”过渡时期。鸦片战争后,“大国文化心态”继续存在,特别是顽固派和洋务派固守中国封建礼制和统治秩序,闭关自守导致虚骄自大,盲目排外,愚昧无知。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就是“自主文化”形态下“大国文化心态”的体现。但是,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文化心态也逐渐变化。近代中国人缺乏思想启蒙,一旦遭受西方挫败,容易悲观,一些中国人一扫以前“中华大国”文化优越感,又产生自卑心理,产生了“弱国文化心态”。

第二个时期是甲午战后时期,是“弱国文化心态”盛行时期。甲午战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国家衰败,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整个中国处于忧惧状态,“弱国文化心态”表现得尤为明显:统治者对西方列强妥协退让,最后和列强勾结在一起;爱国知识分子则表现为紧迫和忧虑交集、悲怆和恐惧、要求创造中国近代文明的复杂心态;一般国人在鸦片战争后从种族优劣看待东西方文化差异,认为白优黄劣,认为白种人优秀、黄种人低劣,直到20世纪初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白优黄劣说才不攻自破,又认为日本文化优于中国文化。“大国文化心态”和“弱国文化心态”交织,中国人处于迷茫时期,找不到近代化的道路。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由于有“学习文化”形态,很好地学习西方,文化认知发生变化,文化心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国文化心态”逐步产生。随着文化认知的转向,日本“大国文化心态”发展也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幕府时期,是“大国文化心态”产生时期。古代日本一直把中国尊为日本文化之师,但是蒙古人打败这位文化之师,建立元朝,日本人动摇了对中国的尊崇;蒙古人又侵略日本,但被日本击退,日本人开始产生了日本是最优秀国家和有最优秀文化的心理。真正产生思想动摇是在幕府末期。随着兰学的发展,对西方文化价值有了一定认识,日本人对“中国中心论”和华夷思想认识开始动摇,甚至有了“大国文化心态”萌芽。幕府时期,日本产生了“大国文化心态”,把自己作为世界一国、对“中国中心论”认识动摇和对西方认识积累等,对日本开国和明治维新后大国心态产生有巨大影响。

第二个时期是明治维新时期,是“大国文化心态”普遍形成时期。首先,统治者认知转向。随着幕府被推翻,天皇制体制确立,以天皇为核心的大一统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为树立天皇的宗教权威,宣扬神武天皇发布“八纮一宇”诏书的神话,宣传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1869年,天皇发布“开拓万里海疆,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反映了日本要彻底抛弃“中国中心论”和华夷思想,建立以日本文化为中心的新的文化体系,形成日本“大国文化心态”。其次,知识分子认知转向。在近代,随着西洋学的发展,日本逐渐推崇西方文化。再次,理论上文明认知转向。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以西洋文明为目标”,把日本和中国归为“半开化的国家”,贬斥中国文明。明治维新后,日本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将“富国强兵”作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这些表明日本文化认知已经彻底转向,“大国文化心态”普遍形成。

第三个时期是甲午战后时期,是“大国文化心态”盛行,并向“大国沙文主义文化心态”转变时期。明治初期,日本国民中还比较尊敬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及朝鲜人,但是随着日本统治者企图侵略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政策推行以及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和“脱亚入欧”思想宣传,“大国文化心态”盛行。1894年甲午战后,日本人产生了优越感,“日本人优秀论”盛行,一扫过去“小国文化心态”,“大国文化心态”成为其主要文化心态。此后,日本人增强了军国主义和大国主义的思想,蔑视中国人和朝鲜人。这种文化心态与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大国沙文主义文化心态”。这也造成了其民族心理膨胀,即本身是小国,却以大国自居,特别是在亚洲,它始终以老大自居,以领导者自居,形成所谓“小国身材,大国心态”。错位的文化心态,导致疯狂的行为,最终把日本带向毁灭。

四、余 论

文化差异是中日近代化差异产生的重要原因,其基本文化形态、文化特质和文化心态三位一体,共同对近代化产生巨大影响。可以看出,历史上中国是亚洲的文化大国,在前近代有许多优秀文化成就,但是其文化中有不利于近代化的因素。日本文化有利于吸收西学,对明治维新有巨大推动作用,但随着日本近代化发展,文化扭曲因素又摧毁了日本。深刻的历史教训,必须吸取。

这也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即文化不仅在近代化过程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当今中日发展同样也有重大意义。二战后两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历史经验教训也进行了反思。如日本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的轰炸,失去了大部分的产业,经济残破,但在战后以文化立国,吸取军国主义失败教训,努力发展教育等,建设文化大国,不以经济大国为目标,反而成了世界经济大国。同样,文化对我们今天建设现代化、实现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梦”有重大意义。我们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对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利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不利的文化因素加以抛弃。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思想精华,道德精髓,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国人的精神品质,文化艺术成就,自主文化中不失自我的文化传统等,是掌握“科学权力的秘密”的西方文化所不能比拟的。这些优秀文化,我们都要继承发扬。

同样,文化中不利于今天现代化建设的因素要剔除,如在自主文化中讲自主的同时还要有开放的胸怀,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历史上闭关锁国政策的历史教训极其深刻;官本位主义文化在今天仍然存在,这是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必须清除,应该倡导“干实事”的精神,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培养现代化建设的人才。克服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文化心态,历史上“大国文化心态”和“弱国文化心态”都不利于现代化建设,像日本近代产生的“大国沙文主义文化心态”更是不能要。中国应该要以平和、理性的心态,平等地看待世界,不卑不亢,虚心学习其他国家的长处,吸收其他优秀文化为己服务。

仅此还不够,我们实现“中国梦”,不仅仅是要建设经济大国、科技大国,还要建设文化大国,恢复文化大国的历史地位。近代中国最大的不幸,在于丢失了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我们今天要恢复文化大国的历史重任非常艰巨。重塑文化大国形象,必须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的成果,要重塑民族精神,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特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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