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原标题《中日近代化过程中文化比较问题探讨》，载于《日本学刊》2017年第3期，全文约3.1万字。

沈世培认为，中日文化与近代化关系问题是重大的历史课题。对中日近代化过程中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要从文化形态学入手，首先判断中日基本文化形态，在此基础上研究其文化特质和文化心态，并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从基本文化形态来说，中国前近代文化为“先进自主文化”，近代文化为“自主文化”；日本前近代文化为“后进学习文化”,近代文化为“学习文化”。从文化特质来说，中国前近代和近代文化是官本位主义文化，尚“虚”；日本前近代和近代文化是实用主义文化，尚“实”。从文化心态来说，中国前近代以“大国文化心态”为主，到近代从“大国文化心态”向“弱国文化心态”过渡；日本前近代以“小国文化心态”为主，到近代逐渐过渡到“大国文化心态”，乃至“大国沙文主义文化心态”。日本文化比中国文化更有利于近代化，但是也有致命弱点。文化差异是中日近代化差异产生的重要原因。

沈世培在文章中指出，中日两国在前近代同为封闭落后的封建国家。但是，在国门被打开后，日本近代化速度超过中国。原因何在？近代化需要思想启蒙和人才的预备，也即文化对人的影响作为近代化的重要前提。中日近代化过程中的文化比较研究，首先要研究中日两国基本文化形态，然后判断这种文化的特质和文化心态。运用基本文化形态—文化特质—文化心态基本架构，可以比较中日近代化过程中文化，看出文化与近代化的关系。

一、基本文化形态与近代化

中日两国基本文化形态是历史形成的，并在前近代和近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都与近代化关系密切。

（一）前近代基本文化形态：“先进自主文化”与“后进学习文化”

1.中国前近代“先进自主文化”的形成

中国文化比日本文化不仅产生早,较早地发展到农耕文明，而且经过封建社会秦汉和唐宋发展，达到辉煌，影响了周边国家。中国文化是连续不断的原生型文化,是始终以汉文化为主、不断吸收和改造外来文化而形成的文化，是“自主”文化。汉文化是汉民族发展起来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先秦时期形成雏形，经汉唐发展，逐渐成熟和繁荣，到近代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体。中国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在吸收国内其他民族文化和其他国家文化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虽然中国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元素，但是外来文化没有改变中国文化的主导性。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自主性很强，但是又不是封闭的、排他的，而是开放的、包容的，能够糅合各种文化，吸收与调和外来文化或异域文化，并形成包容性文化。总体上，中国前近代文化形态为“先进自主文化”。

2.日本前近代“后进学习文化”的形成

日本农耕文化出现很迟，进入文明阶段比中国晚，进入封建社会也比中国晚，并受中国文化影响达千余年之久，直至明治维新。同时，日本不是文化的发源地、中心地，其文明形成多是学习外来文化形成，其文化主要是在吸收外来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多源化结果。其学习外来文化，第一阶段是前近代，主要吸收中国文化，同时还学习朝鲜文化、印度文化、南蛮文化（葡萄牙）、红毛文化（荷兰）等。第二阶段是明治维新时期，主要学习西欧文化。第三阶段是二战后，主要受美国文化影响。日本学习外来文化的特点是兼容并包，把不同的文化同时吸收并保存。日本通过对外来文化的改造，形成了独特的大和文化。所以，日本前近代文化形态是“后进学习文化”，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

3.中日前近代基本文化形态对近代化的影响

近代化是从欧洲开始的，中日近代化必须向西方学习。由于文化形态和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前近代日本对西学的吸收超过中国。原因有三：第一，态度不同。日本“后进学习文化”对外国人和外国文化学习比中国“先进自主文化”更加积极。第二，两国意识形态差异。两国意识形态虽然都属于儒家思想范畴，但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的世界观对中国社会控制程度较深，意识形态自主性很强，而对日本社会控制程度较弱。第三，两国对西学禁闭程度不同。16世纪上半叶，中日两国开始接触西方，但是日本西学发展超过中国。清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中西文化交流。日本虽然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是对西学禁闭要弱于中国。西学奠定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的基础。

不同文化类型，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第一，思想启蒙不同。西学思想为明治维新起了启蒙作用，也培养了一批力主学习西方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中国缺乏这样有先进思想和理念的人才，缺乏推翻旧制度和领导中国近代化的领军人物。第二，西学积累不同，“近代因素”也不同。西学在日本长期积累，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等是有利的。明治维新很快实现变革，吸收西方文化，是前近代洋学发展的结果。而中国到洋务运动时期才重视引进西方科技，比日本落后。

（二）近代基本文化形态：“自主文化”与“学习文化”

1.中国近代“自主文化”与近代化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化性质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化。和日本相比，中国文化不能用“先进”概括，但是中国前近代文化形态具有延续性，近代文化形态可以概括为“自主文化”。这一基本文化形态有两个特点，对近代化影响很大。第一，自主性。近代中国文化在吸收西学时，仍然以自己文化为主，采取了吸收和改造的传统。第二，对西方文化从选择性、片面性吸收到全面吸收。由于中国吸收西学过程缓慢，这就延误了中国近代化的有利时机。

2.日本近代“学习文化”与近代化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从前近代文化过渡到近代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我们不能再以“后进”来概括日本近代文化形态，但其前近代文化形态也具有延续性，其近代文化形态可以概括为“学习文化”。日本“学习文化”形态有利于明治变革。明治政权一成立，就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 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1868年颁布的明治维新代表性文件“五条誓文”第五条宣布“向全世界去追求知识，以加强皇家统治的根本”，就反映了对西学的态度，从国家层面进一步推行欧化政策。日本近代社会转型和全面学习西方，是“学习文化”形态发展的结果和体现。

二、文化特质与近代化

中日两国基本文化形态不同，文化特质也不同。在前近代和近代，中国文化特质表现为官本位主义，而日本文化特质则表现为实用主义。

（一）官本位主义文化与实用主义文化产生

中国“先进自主文化”，是一种在中国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中自我成长的文化形态，是在农耕社会中产生的。自三代以来的农耕社会是宗法礼制社会，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封建等级森严，传统社会结构“士农工商”分层模式中，处于顶层的“士”，是精英层，是统治阶级，“农工商”是劳动层，是被统治阶级，整个社会处于“官本位”社会。以改造的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强化了这种社会结构的合理性，营造了等级森严的文化氛围，儒家的“学而优则仕”又强化了进身仕途的社会价值取向。封建统治与科举制相结合，强化了官本位思想，使中国文化中官本位主义文化成为主导文化。

而日本则与中国不同，其“后进学习文化”基本以学习外来文化居多，反映了日本人自古以来在学习外来文化时，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只要有用就吸收。其封建统治机构是根据血统世袭制原则组成的，不存在科举制，人们不是通过科举取得做官的机会。这就堵塞了人们进身官僚阶层之路，人们转而从事于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学习。日本受到儒学束缚较少，重义轻利思想影响有限，也容易导向实用主义。在日本文化中，实用主义文化占主导地位，与日本的国民性“质”或“绞”也有关系。

（二）中国官本位主义文化尚“虚”

在中国，官本位主义文化尚“虚”而不务“实”，有很多弊端，极不利于近代化。

1.在前近代和近代，封建官僚政治文化弥漫于整个社会，虚而不实。在前近代，官场黑暗、虚浮；思想上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褒扬节孝，鼓吹读经，空谈性理，虚而不实；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和科场案，社会学风虚浮，知识分子有的埋头故纸堆，脱离现实。到了近代，官本位主义文化仍然占主导地位，对近代化是不利的。

2.中国封建官僚政治，到明清时期已很成熟，由科举考试来构建封建统治机构，社会阶层是流动的，封建统治体制有其合理性。这就使整个统治阶级对现行体制迷恋和拥护，难以产生对现行体制的反对力量，不利于旧制度崩溃和近代社会转型。

3.科举选才不实。科举选拔的人才，对经学以外，知之甚少，没有真才实学。

4.通过科举制度录用官吏，使得许多有为青年专习儒家经典和八股文，不过问西洋学等近代化所必要的学术，儒学以外的“新学”难以兴起，不利于学习西学。

5.不利于近代化人才培养。在官本位主义文化下，封建教育从隋唐以来主要是以科举为中心开展的，是为选官服务的，教育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是一致的，灌输程朱理学思想，学习四书五经、诗赋韵文，不开设实用课程，空疏无用，为“功利型教育”，培养不出有用人才，且文盲率高，不利于提高生产力和近代化。

6.官僚政治文化不利于独立人格的培养。在封建官僚体制下，只有臣民，没有国民。而自由独立的人格培养，是中国走向近代的重要前提。

（三）日本实用主义文化尚“实”

日本实用主义文化，强调的是实用。日本文化多为外来文化的混合，只要有用，就会吸收，采取包容的态度，形成日本文化多样性混合，对近代化是有利的。

1.政治体制上，由血统世袭制建构的封建统治体制是不合理的，这容易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分裂，特别是容易使下层武士起来消灭现行体制，实现近代社会变革。

2.有利于吸收西学。实用主义文化，养成了日本人对“异文化”的好奇心和模仿性。在世袭制下，下层武士和普通民众脱离“下层”的方法是掌握西洋学等新兴学术。同时，德川家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防止动乱，也鼓励人们追求西学。这是江户以来日本西学发展比较快的重要原因。

3.有利于近代实用人才的培养。幕府时期，佛教发生了巨变,信众平民化，提高了信众识字、书写能力，对以后教育普及起了重大作用。由于不存在科举制，农民、商人研究学问是为了提高能力，而不是仕进。进入江户时代以后，佛教的教化活动日益弱化，出现了教育代替宗教的倾向。在这样背景下，日本教育是实用主义教育，即“实用型教育”，有利于教育普及和能力培养，为近代化培养人才。

三、文化心态与近代化

文化心态是一种文化的心理表现，在中日近代化中起着重要作用。从文化学角度来看，文化心态构成文化结构的核心层次，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由于中日基本文化形态不同，文化心态也不同，并随着社会发展，到近代发生了变化，对近代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中日前近代文化心态与近代化

中国前近代“先进自主文化”，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是在同化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一文化形态下，中国人有文化优越心理，前近代文化心态以“大国文化心态”为主。这种文化心态有四种表现：

1.世界中心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国是东亚文明圈的核心，对周边国家产生巨大影响，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有世界影响的文明，中国文化自古包含“世界主义”，人们普遍存在“咱们是世界文明中心”的思想，很难平等地看待其他文化，会成为吸收外国文化的障碍。

2.华夷思想。中国自古以来缺乏“世界”概念，“天下观”视中国为中心，周围为蛮夷藩邦。册封朝贡体制,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华夷体系”、“中华秩序”等国际秩序。乃至清代，这一秩序通过朝贡贸易来维系。华夷思想阻碍了中国把自己当作一个国家来认识，也阻碍了平等国际关系的建立。

3.盲目自大思想。“浓厚的文化优越感”也是中国自康熙以后实行闭关锁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清代闭关锁国政策隔绝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使人们对世界知之甚少，不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浪潮已席卷世界。这种文化优越感容易使人产生自满、自尊、自大心理，从而导致闭关文化。

4.文化自恋。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和高压残酷的封建统治，使国人见识短浅，愚昧，狭隘，观念保守落后，认识不到世界发展大势和自身不足，认识不到近代化的真意，对西方文明认识不足，仍然迷恋自身文化，存在“文化自恋”现象，妨碍了文化交流。

日本“后进学习文化”表现的文化心态与中国不同。日本，国小，不是世界文化中心，也不是册封体制的中心，一直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德川幕府以儒家朱子学为官方哲学，相较于中国，其文化心态为“小国文化心态”，自尊而又仰视其他文化，对外来文化采取虚心学习、积极摄取态度，有利于开放文化形成。这对日本近代化是有利的。

1.把自己作为世界的一国，更正以前以西方为夷狄的错误看法，认识到西方科技的进步，有利于吸收西学，对日本近代化有重要作用。

2.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小国，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居安思危是日本最具特色的文化特点。由于西学在日本的长期渗透和传播，日本人认识到日本落后于世界，这对推翻幕府统治、建立近代国家是有利的。

（二）中日近代文化心态与近代化

到近代，随着两国社会发展，两国文化心态发生了逆转。

在中国，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们的文化认知也发生了变化，文化心态开始从“大国文化心态”向“弱国文化心态”过渡。近代中国文化心态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时期，是“大国文化心态”向“弱国文化心态”过渡时期。鸦片战争后，“大国文化心态”继续存在，特别是顽固派和洋务派固守中国封建礼制和统治秩序，闭关自守导致虚骄自大，盲目排外，愚昧无知。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就是“自主文化”形态下“大国文化心态”的体现。但是，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文化心态也逐渐变化。近代中国人缺乏思想启蒙，一旦遭受西方挫败，容易悲观，一些中国人一扫以前“中华大国”文化优越感，又产生自卑心理，产生了“弱国文化心态”。

第二个时期是甲午战后时期，是“弱国文化心态”盛行时期。甲午战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国家衰败，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整个中国处于忧惧状态，“弱国文化心态”表现得尤为明显：统治者对西方列强妥协退让，最后和列强勾结在一起；爱国知识分子则表现为紧迫和忧虑交集、悲怆和恐惧、要求创造中国近代文明的复杂心态；一般国人在鸦片战争后从种族优劣看待东西方文化差异，认为白优黄劣，认为白种人优秀、黄种人低劣，直到20世纪初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白优黄劣说才不攻自破，又认为日本文化优于中国文化。“大国文化心态”和“弱国文化心态”交织，中国人处于迷茫时期，找不到近代化的道路。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由于有“学习文化”形态，很好地学习西方，文化认知发生变化，文化心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国文化心态”逐步产生。随着文化认知的转向，日本“大国文化心态”发展也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幕府时期，是“大国文化心态”产生时期。古代日本一直把中国尊为日本文化之师，但是蒙古人打败这位文化之师，建立元朝，日本人动摇了对中国的尊崇；蒙古人又侵略日本，但被日本击退，日本人开始产生了日本是最优秀国家和有最优秀文化的心理。真正产生思想动摇是在幕府末期。随着兰学的发展，对西方文化价值有了一定认识，日本人对“中国中心论”和华夷思想认识开始动摇，甚至有了“大国文化心态”萌芽。幕府时期，日本产生了“大国文化心态”，把自己作为世界一国、对“中国中心论”认识动摇和对西方认识积累等，对日本开国和明治维新后大国心态产生有巨大影响。

第二个时期是明治维新时期，是“大国文化心态”普遍形成时期。首先，统治者认知转向。随着幕府被推翻，天皇制体制确立，以天皇为核心的大一统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为树立天皇的宗教权威，宣扬神武天皇发布“八纮一宇”诏书的神话，宣传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1869年，天皇发布“开拓万里海疆，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反映了日本要彻底抛弃“中国中心论”和华夷思想，建立以日本文化为中心的新的文化体系，形成日本“大国文化心态”。其次，知识分子认知转向。在近代，随着西洋学的发展，日本逐渐推崇西方文化。再次，理论上文明认知转向。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以西洋文明为目标”，把日本和中国归为“半开化的国家”，贬斥中国文明。明治维新后，日本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将“富国强兵”作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这些表明日本文化认知已经彻底转向，“大国文化心态”普遍形成。

第三个时期是甲午战后时期，是“大国文化心态”盛行，并向“大国沙文主义文化心态”转变时期。明治初期，日本国民中还比较尊敬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及朝鲜人，但是随着日本统治者企图侵略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政策推行以及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和“脱亚入欧”思想宣传，“大国文化心态”盛行。1894年甲午战后，日本人产生了优越感，“日本人优秀论”盛行，一扫过去“小国文化心态”，“大国文化心态”成为其主要文化心态。此后，日本人增强了军国主义和大国主义的思想，蔑视中国人和朝鲜人。这种文化心态与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大国沙文主义文化心态”。这也造成了其民族心理膨胀，即本身是小国，却以大国自居，特别是在亚洲，它始终以老大自居，以领导者自居，形成所谓“小国身材，大国心态”。错位的文化心态，导致疯狂的行为，最终把日本带向毁灭。

四、余 论

文化差异是中日近代化差异产生的重要原因，其基本文化形态、文化特质和文化心态三位一体，共同对近代化产生巨大影响。可以看出，历史上中国是亚洲的文化大国，在前近代有许多优秀文化成就，但是其文化中有不利于近代化的因素。日本文化有利于吸收西学，对明治维新有巨大推动作用，但随着日本近代化发展，文化扭曲因素又摧毁了日本。深刻的历史教训，必须吸取。

这也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即文化不仅在近代化过程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当今中日发展同样也有重大意义。二战后两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历史经验教训也进行了反思。如日本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的轰炸，失去了大部分的产业，经济残破，但在战后以文化立国，吸取军国主义失败教训，努力发展教育等，建设文化大国，不以经济大国为目标，反而成了世界经济大国。同样，文化对我们今天建设现代化、实现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梦”有重大意义。我们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对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利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不利的文化因素加以抛弃。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思想精华，道德精髓，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国人的精神品质，文化艺术成就，自主文化中不失自我的文化传统等，是掌握“科学权力的秘密”的西方文化所不能比拟的。这些优秀文化，我们都要继承发扬。

同样，文化中不利于今天现代化建设的因素要剔除，如在自主文化中讲自主的同时还要有开放的胸怀，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历史上闭关锁国政策的历史教训极其深刻；官本位主义文化在今天仍然存在，这是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必须清除，应该倡导“干实事”的精神，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培养现代化建设的人才。克服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文化心态，历史上“大国文化心态”和“弱国文化心态”都不利于现代化建设，像日本近代产生的“大国沙文主义文化心态”更是不能要。中国应该要以平和、理性的心态，平等地看待世界，不卑不亢，虚心学习其他国家的长处，吸收其他优秀文化为己服务。

仅此还不够，我们实现“中国梦”，不仅仅是要建设经济大国、科技大国，还要建设文化大国，恢复文化大国的历史地位。近代中国最大的不幸，在于丢失了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我们今天要恢复文化大国的历史重任非常艰巨。重塑文化大国形象，必须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的成果，要重塑民族精神，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特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