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键在《日本学刊》2017年第2期发表《21世纪以来台日关系演变——兼及台日结构性矛盾与未来走势因素》（全文约2.4万字）。

王键认为，21世纪以来台湾地区与日本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陈水扁时期，在政治、安全领域互动频繁，其“法理台独”趋势更使台海危机迭起。马英九上台后采取“活路外交”并设置“台日关系特别伙伴年”，台日关系发展呈上升趋势。东日本大地震后，台湾社会踊跃捐款，台日关系达到“高峰值”。日台之间存在并延续着冲之鸟礁海域捕捞权益、福岛五县食品对台出口解禁及日台EPA谈判等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蔡英文上台后，上述矛盾一度呈“激化”之势，台日关系由以往相互过高“期待”逐渐回落到维护利益的现实层面，影响这一关系走向的中美、中日、日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诸要素亦将顺应调整，但不确定性增多。从台湾民进党当局对外政策选择大势上看，未来台日关系将更趋密切，合力抗衡中国大陆的利益趋向仍是最大变量。

王键在文章中指出，台日间既有利益相对一致的一面，也有利益对立与相互利用的一面，长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分歧。即使民进党执政以来，台日在冲之鸟礁海域渔业纠纷、福岛五县食品解禁及经贸合作等方面依旧存在并延续着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

一、冲之鸟礁海域渔业纠纷

日本舆论最初认为，蔡英文执政后，东日本大地震的灾区食品输台与‘冲之鸟礁'两个迫切问题，将会比马英九政府更容易解决。但事与愿违，这两个问题迄今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解决，日台经贸合作的进程亦严重拖延。

众所周知，中日在东海存在领土争端的结构性矛盾，缠绕于钓鱼岛海域与冲之鸟礁海域的日台渔业纠纷则从属于这一矛盾。长期以来，日本海上保安厅以武力驱赶、重金课罚等手段阻挠台湾渔船在东海传统海域作业。陈水扁当局虽于2003年公布“专属经济海域暂定执法线”，但严禁“海巡署”舰艇出海护渔。在中日钓鱼岛对抗激烈的大背景下，2013年3月日本与再次执政的台湾国民党当局达成允准台湾渔民在钓鱼岛部分“专属经济海域”捕捞的渔业协议，但不包括钓鱼岛以北东海海域以及日本八重山群岛以南日台重叠海域，冲之鸟礁海域也不在协议范围。事实上，2002年时任“国安会秘书长”的邱义仁曾与日方达成“政治默契”，也就是台湾渔船可以进入冲之鸟礁海域捕鱼，而日本公务船进入时，会主动通报台方撤离。但2016年4月“东圣吉16号”事件发生后，默契遂告破裂。

2016年5月民进党再次执政后，欲与日方解决冲之鸟礁海域渔业纠纷。5月23日，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童振源宣布即日成立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机制。7月22日，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重视冲之鸟礁海域内渔捕自由，将积极与日方交涉，维护渔民权益。

但在随后的交涉过程中，由于日方的强硬态度，原定7月28日举行的日台海洋合作对话延期。为缓解日本与民进党当局的矛盾，8月1日，台湾“立法院长”苏嘉全宣称台日间如同“夫妻关系”。然而，8月2日，日本驻香港首席领事井川原贤宣称，日台关系仍在框架内，日本对台政策没有变化，也不打算做出“打破性”行动，日方无意炒作日台关系。井川原贤的表态显然是对民进党当局的“警示”，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日台关系的复杂化趋势。其实，早有日本学者认为，虽然蔡英文将“日本定位为台湾的友好国家。……有意和日本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以及在台湾参加国际经济组织之际期待得到日本的支持。但是，不能就此断言，蔡英文执政期间，‘日台关系'就会顺风顺水”。

2016年10月6日，蔡英文对日本媒体称，台日近期将开启“海洋事务合作对话”机制，她承认台日在冲之鸟礁海域的议题上存在“一些不一样”的立场，但她最关切的是台湾渔民能否在相关水域自由捕鱼。10月31日，延宕已久的日台海洋合作对话第一次会议终于在东京举行，但未取得任何进展。

由此可见，日台政治需求与实际利益不协调所带来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

二、日本输台食品解禁

由于东日本大地震造成严重的核泄漏事故，自2011年3月25日，台湾暂停福岛、群马、栃木、茨城及千叶五县食品输台；2015年5月15日起，再对日本输台食品一律实施“双证”（产地证明与核辐射检验证明）管制措施。2016年11月，在日方的催促下，再次执政的民进党当局拟解除对群马、栃木、茨城、千叶四县输台食品的进口限制，而福岛暂不解禁。

在台湾社会的普遍抵制下，2016年11月16日，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宣布，台湾坚持四项禁止原则：（1）福岛县食品禁止进口，（2）原先不准进口之群马、栃木、茨城、千叶等四县市的茶、水、婴儿奶粉及野生水产品等四类产品依旧禁止进口，（3）上述四县市未附官方产地证明、辐射检测证明双证件的食品禁止进口，（4）美国、日本不能上市的食品，台湾禁止进口。11月17日，日本“交流协会”总务部长柿泽未知在东京“反驳”称，日本福岛周边县市辐射剂量比台北还要低。他还举例说，2016年5月17日的观测数据显示，茨城县水户市距离福岛第一核电厂130公里，辐射剂量为0.056；东京距离福岛第一核电厂230公里，辐射剂量是0.034；而有资料显示，5月18日台北的辐射剂量是0.058。11月18日，台湾“行政院”再次明确表示，对日本福岛核污染地区食品继续坚持四项禁止原则。

11月29日，日台经贸会谈在台北举行，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所长大桥光夫在开幕致辞时要求台湾尽速解禁日本食品进口。12月21日，日本学者小笠原欣幸撰文指出:“日台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禁止进口日本食品。”亦有台湾官员指出:“因台湾仍全面禁止日本福岛等五县受核灾影响地区的食品，台日关系的推展受到延宕，日本对台湾无法以科学依据处理进口食品问题感到不满，但安倍政府仍努力在象征、实质层面提升对台关系，日本愿意给台湾更多时间处理包括食品进口等问题，都是很明显的友台作为。”然而，基于台湾民众强劲的反对势头，此事或将长期延宕。

由此可见，虽然民进党蔡英文当局迫切提升台日关系，但台湾社会对日本核污染食品的“恐惧心态”在短期内难以消歇，台日间仍存在较大偏差。

三、日台经贸合作进程

解禁日本食品亦涉及日台贸易结构的不平衡。长期以来，日本对台湾农产品输日极为严苛，曾多次爆发贸易摩擦。据台湾“农委会”统计，“福岛核灾”后，日本对台农产贸易顺差持续扩大，2015年达2.1亿美元，足证台方对核灾区食品的管制措施未形成日本农产品、食品在台市场地位的不利条件，反倒是台湾输日农产品在日本的“非关税贸易障碍”及较高进口税率（例如凤梨的关税为17%）下，迟迟未能有效打开市场。现在中国大陆已是台湾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

由于冲之鸟礁海域渔业纠纷与日本食品解禁等矛盾的难以调和，日台经贸合作进程亦被严重拖延。蔡英文执政之前就多次呼吁推动台日FTA，但日本食品解禁问题成为推进台日经贸的最大障碍。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参事官四方敬之明确表示，台湾还存在对日食品的限制，对日本政府来说，要与台湾进行FTA的谈判是比较困难的。就如美国曾明确要求解决“美牛”入台后，才考虑台湾加入TPP。另外，台湾推动台日FTA是企图提升台日关系“国家化”的重要考量，在大陆坚决反对以及美国退出TPP的形势下，目前日台主要以签订经济伙伴协议为目标。

2016年3月台湾工业总会副秘书长蔡宏明在日本“交流协会”演讲称，台日已签署投资、税务、电子商务合作等协议，未来也可在合作参与TPP、“区域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目标下，共同描绘迈向日台EPA的“路径图”，建立台日经贸战略对话机制，探讨解决双方敏感争议性议题（如食品安全与进口管理制度），并建立多层次的台日产业合作架构。但在美国确定退出TPP的当下，日本则对中国参与的RCEP有更大兴趣，2月27日，中日及东盟等共16个国家在神户市举行RCEP工作层面谈判会议，日台EPA进程充满变数。简言之，日台经贸合作与日本食品解禁、冲之鸟礁海域渔业纠纷等结构性矛盾将持续延宕，亦是观察台湾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日关系动态走向的重要变量。

四、台日关系的未来走势

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的发展，除了双方各自的利益驱动因素外，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外部环境的催化与制约，台日关系也不例外。对于未来台日关系走向的观察，仍需在中日关系、中美关系、日美关系与中国两岸关系复杂关联的大背景下持续关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合力是事物发展的终极原因。迄今，中美“兼容共存”与中日“相互依存”的大格局基本形成，台日在经济和安全合作等方面也存在进一步拉近的动力、动机，但当下之台日处于一种“尴尬”境地也是事实。面对台湾民众的强势反对，民进党当局无法应承日方希望尽速解除福岛五县食品进口禁令的呼吁；再就是，由于日方不认可台湾渔民的冲之鸟礁海域捕捞权益，台日经贸合作进程乏力。然而，从长远来看，台日关系将继续保持有限度“提升”势头，尤其是未来双方海洋安全合作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

近年来，日本反复强调“正常国家化”就是日本作为西太平洋海上强国的再次崛起，更有人渲染“海陆对抗论”并引申到“海洋亚洲”代表日本与“大陆亚洲”代表中国的对立。由此，在台湾“明确表明其在钓鱼岛问题上不与中国大陆合作的立场”的前提下，“台日渔业协议”得以在2013年4月签订。安倍内阁在新海洋战略中着力提升台湾的战略地位，积极主张在日本“拥有主权”的前提下，日台共同开发钓鱼岛周边的渔业资源和海底石油资源，同时利用台湾处于“第一岛链”的战略地位，围堵中国大陆向海洋发展，还试图通过拉拢台湾构建日本主导的“海洋国际联盟”。简言之，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日安保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海洋安全合作问题，台日相互需求趋势必将促使双方在海洋领域的深度合作，而蔡英文极力呼吁日本支持其“新南向政策”，也可视为未来台日海洋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

蔡英文上台伊始，就把日本定位为新南向政策最有力的合作伙伴。2016年9月20日，蔡英文在会见日本民进党众议员长岛昭久时表示，台湾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希望在适当时机与日本合作，共同执行新南向政策的部分计划。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参事官四方敬之认为:“日本与台湾的企业具有产业链关联，未来可以一起在东南亚地区合作开展商业活动。”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世晖认为，蔡英文当局新南向政策的提出，“与海洋国家思想形成与发展具有密切的关联……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海洋国家日本，以东南亚为开端，快速地与南亚国家、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建立起密切的经贸往来关系，进而发展成为足以影响国际经贸体制发展的重要国家，而台湾也试图以日本为师……”

笔者认为，未来台日关系提升定势难以改变。首先，日本视冷战结束为其实现政治大国的重要契机，更积极协助美国介入台海问题，21世纪以来台日关系的实质性发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升的。2017年2月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公布的《中国安全保障报告（2017）——不断变化的中台关系》称：“中国今后仍将加强解放军的力量，保持军事实力，阻止美国介入台湾海峡问题。”3月4日，台湾“国防部”宣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现役将官将参加本年度台军“汉光33号演习”。可以预见，美日同盟下的日台军事情报、军事交流或更隐秘、更低调，但更具有实质性。其次，台湾问题是日本对外战略全局中的一个环节和组成部分，谋求“以台制华”以及日美同盟的战略需求，始终是日本“关注”台湾问题的根本性因素。虽然日台存在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但日本对民进党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国民党，加强与蔡英文当局合作仍是不变的定势。2017年1月下旬，日本陆海空自卫队举行设想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演习，就有“力挺”蔡英文当局的战略意义。再次，台湾民进党再次执政后，上述矛盾依旧存在且一度呈焦灼之势，台日关系由以往相互过高期待逐渐回落到维护利益的现实层面，影响台日关系走势的中美、中日、日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诸要素亦将顺应调整，但不确定性增多。从民进党当局对外政策选择大势上看，未来台日关系将更趋提升，合力抗衡中国大陆的利益趋向仍是最大变量。最后，受美日主导的TPP退潮、中国参与的RCEP日趋升温等外部因素变量影响，继续推进EPA的同时，加大海洋合作或共同开发东南亚或将是未来台日关系发展的一个风向标。

台日关系的刚性制约因素亦是多重存在的，日本图谋提升这一关系不仅受制于强劲崛起的中国，亦需与美国对台政策相契合，而非相对撞。尤其在特朗普上台后，美日、美台关系等不确定因素增多，台日关系的未来走势亦充满不确定性。笔者强调，台日关系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只是依附于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日关系中的台湾因素或两岸关系中的日本因素将长期存在，并持续发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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