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贺平在《日本学刊》2020年第2期发表《国际日本研究的中文译介述略——第三方镜鉴的意义》（全文约1.8万字）。

中国的日本研究源远流长、积累宏富。除了中国学者自身的研究之外，译著和译文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编辑部编撰出版了《中国的日本研究著作目录（1993—2016）》。这一目录收录了1993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日本研究成果，共录得4716种文献。其中，若删除旅行攻略、少儿读物、同时存在数个语种版本的论文集等少数样本后，可得这一时间段在中国大陆出版、由非日语等其他语言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日本研究译著共计207种。以这一样本为核心，并基于前后时间段的国际日本研究译著，我们试图探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对中国自身的日本研究和对日认知而言，由非日语的多语种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具有何种译介意义？第二，在日本研究这一区域和国别研究的代表性案例中，这些译介成果存在何种内在的共性缺陷，对日本研究的国际化、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怎样的启示？ 

一、译介的主体意义：通过三方比较看待日本

国际日本研究中文译介的首要作用显然是对日本这一“对象”提供更为多元的认知。日本社会文化中的各种“能指符号”经由第三方的抽象、想象、对比，有可能产生一种放大、变形、异化的形象，提供一种新的对日认识。这其中至少涉及日本、西方、中国三个主体，而两两之间又形成了一种镜像关系。

其一是日本与西方的比较。大量译著探究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特质，进而剖析日本与西方的差异。当然，这里的比较未必刻意强调日本的“与众不同”。过于突出日本的特性就不免削足适履，产生极端的“日本人论”。从日本的案例中梳理和概括其与其他国家的“共性”和“共感”，也是比较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是中国与日本的比较。对于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而言，对从比较的视角和方法来分析中日两国，往往带有一种学术自觉。即便只是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在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引征文献等方面也往往与中国有着诸多牵连，在日本研究的字里行间，中国的形象“如影随形”，反之亦然。

经由译介对象的筛选、移译、出版、阅读，还产生一种中国自身与日本的主动比较。由于地理相近、文化相连，也由于漫长历史中的恩怨情仇，对中国而言，或许鲜有另一个国家比日本更具比较和借鉴意义，中国读者对日本这个国家也因此有着异乎寻常的阅读兴趣和求知渴望。有鉴于此，除了大量“海外汉学”著作的回译之外，“西方日本研究”可以说是所有的“西方国别研究”中最受中国人关注的一个领域。

其三是西方与中国的比较。无论是对中国而言，还是对西方而言，“日本学”归根到底都是一种“异文化”研究，因此，两者在看待同一对象——日本时，也往往产生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对话，进而不仅是在本国文化与日本文化之间，而且以日本文化为媒介在两国文化之间，建立起比照和联系。“西方学者”“日本”“中国读者”构成了一种“三位一体”的知识关系，并由译者将其勾连起来。同样一本《菊与刀》，既是关于“被描述者”——日本的研究作品，成为民族志中“日本人论”的经典，又反映了“书写者”——美国学者眼中的日本形象，因而也可以视作一种特殊的“美国人论”或曰“逆民族志”。作为既非美国人又非日本人的中国读者，因其在阅读过程中的体验、思考及所受的影响，又成为重要的“第三方”。

译介的根本目的之一在于构建更为全面的“自我认知”和“他者认知”。“海外日本研究”可以视为西方学者对于日本社会的各种解读，而借由其中文译介，创造了新的“多重语境”，使这些解读变得更为多元丰富，也有助于提升既有“相互理解”的广度和深度。

二、译介的路径启示：日本研究的方法论借鉴

别求新声于异邦，在相对技术层面的方法论意义上，国际日本研究突出地表现为理论的镜鉴与研究方法的互参。这其中，有三个对比值得关注。

其一是日本研究与其他国别研究的对比。日本学者的日本研究与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一差异又间接地表现在中国学者的日本研究上。一方面，日本学者对理论和方法等的整体重视程度有别于欧美学者。即便是在国际关系研究等受欧美学界较大影响的学科和领域，日本学者也仍大多遵循历史分析、地区研究等传统方法，对于概念借用和理论创新的兴趣都相对寥寥。相对而言，日本学者更为强调文献功底、事实叙述和自我思辨，偏好经验研究和历史逻辑的规范性方法。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历史牵绊、国民感情以及近年来中日关系的起伏不定，中国的日本研究，特别是对当代日本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导向和政策意图，研究的“理论化”和“模式化”相对不足。因此，通过译介，西方学者在强调理论和方法的前提下获得的日本研究成果，无疑对中国自身的日本研究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

其二是西方学界内部不同日本研究的特点对比。在欧美学界，日本研究是区域研究的一部分，因此在学科发展上也难以脱离其整体性的特征，对于理论和方法的重视是其表现之一。相比欧洲大陆和英国，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更为突出。通过译介，其研究路径和学理观念对于中国的日本研究学界也不无刺激。

其三是本土与海外日本学者的对比。在日本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中，除了在海外取得博士等学位回到日本的“归日”研究者之外，长期在海外工作、生活、研究的日本学者也值得关注。这些学者游走在日本与欧美之间，对于日本有着别样的体验和观察。在客观看待日本文化并掌握相应语言技能的前提下，其作品呈现出“由内观察、由外书写”的特点，有可能打破较为封闭的日本学界的“体质”，特别是在方法论上，相比日本本土的学者往往具有独到和新颖之处。

前述的三个对比更多聚焦于相对微观和具象的学理探索和研究方法，而在更宏观和抽象的认识论上，通过把日本“作为方法”，有助于中国社会更加理性地看待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竹内好、沟口雄三、加加美光行等学者曾号召“把中国作为方法”。反其意而用之，国际日本研究的译介事实上也 “以日本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

三、从中文译介看“日本研究的国际化” 

国际日本研究的中文译介是“日本研究国际化”的产物，在重视其借鉴意义的同时，也需看到现阶段发展的薄弱之处，对其有更为持中的判断、更为全面的反思。

首先，国际日本研究的中文译介在基础积累和规模效应上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不可否认，在近年来引进和译介的日本研究专著中，不乏具有国际知名度的精品，但与《菊与刀》等少数译著的表面繁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大量在国际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日本研究著作仍待字闺中。今后，“山片蟠桃奖”“大平正芳纪念奖”“费正清奖”“国际交流基金奖”“约翰·霍尔图书奖”等国际学术评奖为中文译介的扩容和优化提供了按图索骥的有益线索。

其次，国际日本研究中文译介的既有成绩和现存不足都提醒，深化日本研究需要从全球化、多元的视角出发，将日本研究置于国际学术体系的框架中。注重理论和方法并不是对国外学说和各种“主义”亦步亦趋，“视西人若帝天”，也非理论方法先行，为其杀头便冠或设定先入之见。与此同时，传统上强调扎实学风的日本研究同样需要理论关怀。在保持日本研究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学理探索，发挥理论本身的抽象、精炼、思辨之美，这对日本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亦不无小补。对理论的探讨程度乃至尊崇与否，不能放在“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中。

再次，辩证地看待国际学界的日本研究，要看到西方学界、日本学界和中国学界的各自长短，避免先入为主强调某国或某地区的“中心论”。与“政治体系”类似，在知识的“世界体系”中也往往存在着某种权力结构。不少日本学者对于自身的研究遭到西方学界的轻慢和漠视，颇感痛心。近年来，日本学者又不无忧虑地提出“日本研究的最佳场所不在日本”，认为其在语言上或许尚存一定的优势，但这一优势也正在加速萎缩，更重要的是，国际学界的“日本研究”在研究主题、分析方法、比较视野等方面可能超越了日本自身的“日本研究”。这是日本学者的自我警示和对“日本研究国际化”的反思，也为同属国际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学者提供了启示。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国际日本研究的中文译介无疑使中日相互理解和中国对世界的理解借由第三方的路径和平台，探寻了更大的受容空间。在讨论中日之间的学术交流、对话、共享之时，也不能忽视国际学界在其中的特殊作用。这既关系到本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国际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对建构起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学术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