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日三边中的日本

当代国际体系中，由多个全球或区域性战略力量组成的“三角关系”或“多角关系”并不少见，中美日三边的影响权重日益凸显。当前，中美日三边关系不仅直接决定了亚太的战略格局形势，在全球经济动能及大国力量博弈集聚于亚太的背景下，还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全球战略格局走势。

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中美日三角形成于20世纪初，到70年代初，以中日、中美关系正常化为标志，三方间战略互动意识及行动日益明确化。截至目前，尽管形式上并不存在一个运作明确的中美日三边机制，但中美日各自战略性调整及相关对外政策，无不以其他方的战略行动或政策为参照，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具有战略互动效果的三角关系。无论从各方实力还是从彼此合作或竞争的战略指向看，中美日三角总是不均衡的，但又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三方相互影响制约，并保持协调合作，维持着这一三角关系的总体稳定。

中美日三角中，日本的地位不断变化，其自身能力、意志与外部国际体系的变化成为引起变化的主因。冷战体系背景下，中美日三边战略互动具有共同遏制苏联意图。日本经济实力迅速崛起，但在战略上完全成为美国附庸，与经济薄弱但保持战略自主的中国形成鲜明对照。冷战结束后，中国崛起，日本经济力量由盛而衰并被中国超越；美中实力差距缩小，中日差距却迅速扩大。2009年，美、中、日三国GDP的全球占比分别为23.6%、8.4%与8.6%，次年即2010年，日本GDP被中国反超。到2019年，美、中、日三国GDP的全球占比分别为24.4%、16.3%和5.7%。从2009年至2019年的十年间，中日GDP之比从大体接近扩大到约2.7∶1。同时，中美竞争日益取代冷战时美苏对抗这一“外部矛盾”，作为“内部矛盾”导致中美日三边关系张力增强，形成“美日对中”态势。美国利用日本遏制中国，使日本的“战略价值”与政策空间反而增长，而日本摆脱政治不稳后，在安倍晋三“超长期执政”时期保持了内外战略连续性，展现出对战略自主的积极追求。日本战略自主性的增强提升了其在中美日三边中的角色，并使这一三角战略互动日趋活跃。

战后日本外交有意彰显其国际主义、自由主义色彩，但本质仍是高度“古典现实主义”与实力取向，敏感于国家权力及地缘政治的战略性变化，并表现出适时调整的能力。进入21世纪，日本对美、对华两条主线的调整不仅反映出其实用主义的多变性，亦反映出日本对中美两国战略心理的微妙变化。一方面，日美同盟对日本不仅构成行动规制，更制造了心理依赖，在日方看来，只要日本地缘条件和本地区力量平衡不变，日美同盟对日本的价值就不会丧失。但由于战略自主意识增强，日本亦尝试逐步摆脱这种规制或依赖，以工具性思路看待同盟，在日本战略观中，“日美同盟下的日本战略”逐步朝“日本战略中的日美同盟”发展。李薇：《日本的国家定位与历史反思》，《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另一方面，日本逐渐认识并接受了中日经济力量逆转、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大的现实，优势心态与“安全感”主导的传统对华心理也因此瓦解，且始终难以实现理性调适。这导致日本在重视中国因素、保持对华协调的同时，对华竞争性、防范性心理显著增强，并保持在较高水平。

二、“安倍路线”下日本在中美间的选择

2012年底安倍晋三再度上台后，高调提出诸多政策理念及口号，实质上仍将“大国协调”这一“经典权谋”置于自己“战略性外交”的核心。有日本国际政治学者指出，安倍从建立有利于己的实力均势出发，实施了多边制衡的“俾斯麦外交”，试图主导大国间协调并取得地缘政治上的优势。 

在中美间，安倍的策略调整大体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上台至2017年左右。此时，奥巴马政府深化调整“亚太再平衡”，利用盟友加强对华制衡，安倍亦积极响应美方，加强对同盟“战略性利用”以助推日本安全乃至国家总体战略转型，同时利用周边外交组织“对华包围网”。第二阶段即2017年至今。特朗普的政策调整对日美关系造成冲击，“对华包围网”难以维持，中美关系一度改善更让日本危机感增加。为此，安倍一方面利用首脑外交重建对美战略沟通，并通过强调中国崛起带来“挑战”彰显日本对美国的“战略价值”，获得了美方认同；另一方面则转换方向，以“一带一路”合作等为抓手，推动改善中日关系。此后，尽管中美关系再度紧张，战略竞争态势凸显，安倍仍基于应对特朗普不确定性等考虑，在日美同盟与“日中协调”两端同时发力，保持了大体平衡。

可以看到，在安倍路线下，日本在中美间不断调整站位，争取相对有利位置与行动空间。总体上，安倍仍将对美外交视为优先选项，“即使在特朗普施压的最困难时刻，仍然坚定地强化日美同盟”。但同时亦借助对华协调合作，改善自身外交处境。另外，作为分散风险手段，日本积极在中美之外拓展战略选择，强化与全球“中等力量”特别是印太区域及欧洲大国的全方位合作，“在中美因矛盾而很难携手引领新国际秩序形成的情况下，在‘美中以外的世界’探索可能性”。作为最有可能成为安倍继任者的菅义伟，已明确表示在外交上将继承安倍路线，特别是对美、对华政策。日本在中美间的当前选择，是基于以下形势判断：中美战略竞争将长期化且深刻化，日本不会被“抛弃”且有条件两面取利，但中美对抗升级情形下，日本亦有很高的“被动卷入”风险。因此对日本而言，在中美间保持相对平衡、不过度倒向任何一方仍是优选，但在中美矛盾激化且难以调和时，日本会倒向美国。事实上，这也是安倍执政中后期日益形成的判断与对策。

目前，日本新政权亟须优先抗击疫情并复苏经济，外交在其总体政策中的紧迫度相对下降，但更需以“经济实用”且“稳妥延续”的方式加以运营。在稳固权力基础上，菅亦会在继承安倍路线的同时逐渐体现自身政策特色。比如，在中美间可能表现出较以往稍强的平衡感与务实度，并有重点地进一步拓展周边外交，解决“外交悬案”。对美方面，菅倾向于以朝核问题为抓手，强化日美战略协调；在安全合作之外，还将在经贸、高科技与数字经济等领域重点加强与美方在规则制定方面的协作。对华方面，菅将维持对华协调，但亦将在沟通中“积极表达日本主张”，在争议问题上“坚决捍卫日本利益”。在国内经济困难情况下，菅看重对华经济合作的价值，但又重视高新技术及供应链安全，支持以上领域对华“局部脱钩”，相关政策的防华制华色彩可能增强。在地区事务中，菅仍将利用“印太构想”并参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形成对华多边牵制，但也不期望牵头强化对华地缘政治竞争乃至军事对抗框架。总体上，以上施策不会大幅偏离安倍外交中大国协调、制衡与对冲的基本思路。

三、后安倍时代的中美日三边

美国国内政治与中美战略竞争形势的变化，构成中美日三边眼下最大不确定性来源。但从中长期视角看，后安倍时代的中美日三角仍将维持“不均衡下的平衡”这一总体态势，并将表现出更强开放性，即与外部环境特别是区域秩序规则构建产生更密切的关系。三方仍将在不同程度的相互制约中，综合利用协调与对冲，力争保持扩大己方战略主动。一方面，持续发展的中国将在中美日三角中渐占优势，但尚未建立起稳定战略主导性；另一方面，美国体系掌控能力的相对衰退与战略收缩已成长期趋势，但其庞大的战略资产以及遏制战略对手的意志能力均不容低估。基于此，日本将在坚持日美同盟“基轴”前提下，更主动推进外交战略多元化，积极介入并影响区域乃至国际秩序重构进程。其对华政策将保持稳定，但协调合作与竞争牵制的两面性亦将持续存在。考虑到以上基本形势，以及菅目前为止的政策表态，仍可谨慎期待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可能性。

日本在中美间不断调整站位，是国际政治现实与日本式实用主义主客观结合的产物。日本在中美间的取向事关自身经济与安全、国家力量与国家自主目标之间的平衡维持，这也是日本政治精英有关大战略“新共识”欲加以解决的基本问题。对于日本而言，中美两国不仅是影响最大、关系最密切的大国，还日益成为己方生存所必需的两种体系秩序的核心。有观点指出，后冷战时期特别是最近十年，日本外交基本上体现出两种交错共存的方针，即以日美同盟为中心、共享价值观的“民主盟国”合作和以中日关系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合作。显然，日本将继续在以上两种方针间寻找平衡点。不过，基于“追随最强者”的传统战略路径，至少目前日本仍将日美同盟置于其他双边关系之上，甚至加深了对西方主导的规则、价值体系的依赖，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外交特别是对华政策的“扭曲状态”及结构性矛盾。但日本也意识到，在危机时刻，日本所依靠的很可能不是美欧，而是中国等东亚邻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类似思考尤其增加。未来，随着中美日实力对比、战略取向及互动的流转变化，日本的站位与取向也将持续调整，而作为三角关系中的关键变量，日本的战略选择也将对中美日三边关系、亚太战略格局继续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