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蒋立峰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5期发表《日本无条件投降述论》（全文约4.6万字）。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所谓“日本无条件投降”，即战败国日本（包括日本天皇、日本政府、日本战时大本营及其统辖指挥的全部武装力量、支持侵略战争的日本国民）无条件地接受同盟国1945年7月26日提出的、规定日本必须做到的《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简称《波茨坦宣言》或《波茨坦公告》），其代表完全按照盟国的要求在《投降书》上签字，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日本全部武装力量放下武器，听候盟国处理。《波茨坦宣言》是判断日本是否无条件投降可依据的最基本文件，该文件条理清晰，内容明确，不容后人发挥或联想。该文件没有关于天皇制存废的直接规定，只是提出要“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所以，日本投降后天皇制的存废不能成为判断日本是否无条件投降的标准。

一、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是盟国十分明确的一贯方针

早在1943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即向记者明确表示，结束战争的唯一条件是德意日无条件投降。10月30日，《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亦表明四国一致决心“对它们现正分别与之作战的轴心国继续敌对行动，直至各轴心国在无条件投降基础上，放下武器时为止”。12月1日正式发表的《开罗宣言》称，“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病逝，杜鲁门继任总统。杜鲁门立即表示要继续推行罗斯福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16日，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讲称：“我们的要求一直是也仍然是（德日）无条件投降，我要整个世界都知道，这个方针必须也必将会保持不变和不能受到阻碍。”

然而，“日本有条件投降论”者经常引用《杜鲁门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助理国务卿格鲁在5月下旬曾和我谈起发出一个宣言以促使日本投降的问题，他说我们向他们保证，我们允许保存日本天皇为国家元首。……我告诉他我自己也曾考虑过这件事，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真知灼见。格鲁还草拟了一个宣言。……6月18日，格鲁报告说，这个建议已经受到他的阁僚们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认可。……我作出决定，对日本的宣言应由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发出。”这段话只能说明对于美国是否承诺日本投降后保留天皇制，美国国内高层存在不同意见，美国国内同时也存在更多的要求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要求废除日本天皇制的声音。显然，格鲁所代表的意见最终没有被写入对日基本政策性文件《波茨坦宣言》中，因此格鲁的主张便不能成为认定日本是有条件投降的依据。

二、日本内外交困，只有无条件投降一条路

1944年，日军的“一号作战”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抗击下损兵折将，未能达成有效打通中国华南交通线的目的。与此同时，美国军队在西南太平洋节节推进。进入1945年以后，日军在菲律宾频遭美军重创，菲律宾已失去拱卫日本的南部屏障作用。美国对日本的大轰炸，使日本军民死伤无数，各大城市多半被毁，甚至被夷为平地，日本已彻底丧失了制空权。6月美军占领冲绳后，日本败局已无任何悬念。在日本投降前的一个月，美英两国的舰队已将日本本土四岛如铁桶般围住（仅航母就多达19艘）。日本的制海权不仅被清零，而且变成极大负值，海洋已成为盟军封锁、困死日本的最有效路径。日本国内也已完全是一派战争末期的景象。其战争经济已经完全破产，全国处于物资极度匮乏、苍民无以聊生的极度危机状态。在此情况下，美军从空中散发的数百万张传单及爆炸两颗原子弹，彻底摧毁了日本人的心理防线，使日本陷入绝境。苏联对日宣战和中国开始反攻成为击倒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后两记重拳，使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企图依靠苏联“调停”、保住“后方满洲”以苟延残喘的充满投机、侥幸色彩的幻想彻底破灭。1945年8月9日清晨，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明确表示：“（形势）已毫无办法，只能原封不动地接受《波茨坦宣言》。”

在随后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内阁会议以及御前会议上，两派争论许久，未能达成一致。最后，日皇裕仁表示支持外相东乡茂德只附带一个条件（保留天皇制）而接受《波茨坦宣言》的主张。日本政府当日便通过瑞士和瑞典政府向美英中苏四国政府发出《日本帝国政府关于接受〈波茨坦宣言〉之申告》：日本政府在《波茨坦宣言》“所列举之条件中不包含对天皇国家统治大权加以变更之要求的理解下接受之”。

三、在天皇制存废问题上盟国毫无退让

1945年8月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四国政府答复称：“自投降时始，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的国家统治权限，置于为实施投降条款而采取认为其必要的措施的联合军最高司令官之限制之下。”“日本国政府的最终形态，应按照《波茨坦宣言》由日本国国民自由表达之意愿决定之。”显然，此答复明确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贯彻了“彻底实现《波茨坦宣言》的意图和目的”的宗旨，没有显示出任何从《波茨坦宣言》后退和让步的迹象。对未来的日本政体形式如何，即是否保留天皇制或保留什么样的天皇制，由日本国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投票）决定。换言之，将来如果保留了天皇制，只要是多数日本国民的选择，则盟国不反对其存在。

对如此明确之答复，日本统治集团高层内仍是争论不休。日皇称如对方答复的那样即可，要迅速接受。东乡身为外相，掌握驻外使馆发回的情报，深知日皇与日本国家所处之岌岌可危的境地。8月12日，日本驻瑞典公使冈本季正的电报称，这次对方的答复是美国费了很大力气搞成的，苏联和中国反对天皇制，连英国好像也只是暂时承认天皇制，甚至如伦敦《泰晤士报》都登出“埋葬被神化的天皇制”的社论。这就是国际形势的实情，如果再交涉，是否能保住天皇制难以预料。

紧接着在8月13日的内阁会议上，多数阁僚认同了厚生相冈田忠彦所云：“应以尺蠖之屈的心境接受对方的答复。”（《周易·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即为日本忍受面前的耻辱，寻求未来的复兴。正是在东乡的坚持和日皇的支持下，日本明知盟国答复拒绝了日本提出的条件，但迫于形势的重压，只能不再讲任何条件地原封不动地接受盟国的答复，也就是无条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14日23时（东京时间），日本政府发出《关于接受〈波茨坦宣言〉的通告》，宣布日本政府接受盟国的答复，天皇陛下已发布《诏书》接受《波茨坦宣言》条款。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就是国家完全放弃了抵抗权，就是日本国家的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日本天皇、政府、大本营代表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向美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日本人刚才正式放下了他们的武器，他们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我们是胜利者。日本人是战败者。他们必须懂得‘无条件投降’不是什么可以谈判的东西。”

其实，不妨将日本的投降书与德国的投降书加以对照。1945年5月8日的《德国军事投降书》第一条是：“我们这些签名者代表德军最高统帅部，同意我们的陆、海、空军的所有武装力量以及现在由德军统帅部指挥的一切兵力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显然，德国的投降书说的也是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而未说总统和政府的事，与日本的投降书大致相同。以下各条，两份投降书也基本相同。所以，将两份投降书加以比较便知，既然德国是无条件投降，那么非说日本不是国家无条件投降、“天皇和政府没有投降”，就没有道理了。

但需指出的是，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也有不理想之处。日本投降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曾得到清理，但由于天皇及其旧体制存在，日本国内对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理论、思想、主义批判得很不够，反而是努力温存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论，漠视甚至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给被侵略国的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和伤害的滔天罪恶。发展至今日，其不良后果愈加显现，不能排除这种危险动向会再次成为威胁、破坏东亚和平的可能性。

四、美国的初期对日占领政策并未保证保留天皇制

1945年8月22日，杜鲁门批准了SWNCC150/3文件，决定了所谓“利用日本政府在日本进行‘间接’统治”的方针。由此看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盟国对日占领是在特定背景下按美国的预定计划进行的。日本没有陷入德国那样被分割占领的境地，是因为美国最终决定了利用日本政府在日本进行所谓“间接”统治的方针。这是形势变化造成的结果，并不能改变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历史事实。

杜鲁门专门向麦克阿瑟解释最高统帅的职权范围：“你作为同盟国最高统帅，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应从属于你之下。你可以按照你认为合适的方式履行职责、行使你的权力。我们同日本人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一种契约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由于你的权力是无上的，因此，在对待日本人的问题上，你不应当对这种权力的范围抱有任何怀疑。”“管制日本的工作应当通过日本政府来进行，而以采取这种办法能够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为度。这并不损害你在必要时直接采取行动的权力。你可以采取你认为必要的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强制执行你所发出的命令。”由此可以清楚看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日皇及其政府的权力从属于最高统帅，受到极大的削弱和限制，最高统帅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

当然，麦克阿瑟也赞成盟军充分利用日本天皇和政府进行统治。他认为，如果没有天皇的裁断，要使尚拥有近700万军队、其中250余万驻守本土的日本无条件投降，仍将是非常困难的。“当华盛顿有点转向英国的观点（作为头号战犯审判日皇）时，我就提出要采取这一行动，至少需要一百万人的援军。我认为如果天皇作为战犯受到控告或被绞死，那么整个日本就必须建立军事管制政府，而很可能爆发游击战争。” 

9月6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美国关于投降后日本的最初政策（声明）》。该文件明确宣示现阶段“天皇及日本政府的权力隶属于……具有行使一切权力的最高司令官。……在天皇或其他日本机关在实施投降条款上不能满足最高司令官的要求时，最高司令官有要求改变政府机构或人事乃至采取直接行动的权利和义务。还有，此方针并非使最高司令官压制为实现美国目的而进行的前进性改革而支持天皇或其日本政府机关，即此方针是利用现在的日本统治形式，而不是要支持它。修正封建性的、权力主义倾向的统治形式的变革，无论由日本政府或日本国民进行，都应允许和支持。为实现这一变革，日本国民或日本政府为压制其反对者而行使强力（武力）时，最高司令官为保障其麾下部队安全并达成占领目的，可在必要限度内加以干涉”。“美国对日的最终目的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建立尊重其他国家权利、支持由《联合国宪章》的理念和原则所表达的美国目的的和平且负责任的政府，并希望这一政府尽可能地符合民主主义自治原则，但盟国的责任并不是强加给日本未得到国民自由表达意志之支持的政体。”

简言之，该政策强调最高统帅为实现美国目的必须强化权力，而不是反过来支持天皇和日本政府当局，对日本现政府形态不是支持而是利用，许可并支持日本国民或行使武力以变革具有封建官宪主义倾向的政府形态，非必要时不加干涉。美国官方的解释是，华盛顿认为，在日本国内维持现秩序并非那么重要，美国助成日本人民或政府匡正、变革封建的政治形态，如果革命主义者要颠覆现存统治阶级并付诸实际行动，甚至伴随着行使武力时，麦克阿瑟元帅及其麾下部队是不会加以干涉的。《纽约邮报》说得更直白：“如果日本国民为变革封建制度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则占领军对此没有干涉的意思。”

另外，此文件的基本精神亦体现在1947年8月19日远东委员会通过的《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中。该文件指出：“1945年9月2日，日本国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天皇及日本国政府之权能，将隶属于最高统帅。最高统帅具有实施投降条款、执行占领及管制日本国的各种政策之必要的一切权能”。“最高统帅将经由包括天皇之日本国政府机构及机关而行使其权能，但以促进完成上述目标与政策为限。日本国政府得遵照最高统帅之判断及裁定，行使关于国内行政事项之通常统治权限。最高统帅亦得不经过日本国政府机关而在任何场合命令应采取的措施。”“最高统帅不必约束支持天皇及其他任何日本国统治权力者。盖其政策乃在利用日本国现存统治形态，而并非支持之也。凡日本国民变更其投降前之天皇制形态，修正或去除政府形态中的封建的权力主义之性质，而建立民主之日本国，对朝向此方向之变更必须予以鼓励。” 显然，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的政策并未保证保留天皇制，则保留天皇制与日本无条件或有条件投降无关。

五、日本向中国无条件投降同样不容否认

1945年9月9日签署的日本对中国战区的《降书》第一条即“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第二条“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内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第三条“吾等在上述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降书》中“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这句话，一清二楚地表明日本政府和大本营都已无条件投降，简言之即日本已无条件投降。日本在中国战区向中国政府投降已是铁铸的事实。可能是因为同属汉字圈国家，日本向中国的投降书成为词意表达最简洁明了的认定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日本向中国无条件投降的历史文件。

六、日本在投降前后便有所谓“终战”之说

既然日本是无条件投降，为什么战后几十年来日本一直自称“终战”，避而不称“无条件投降”甚至“投降”呢？实际上，“终战”一词在战争末期就已经出现。日本统治集团眼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大势已去，但因是“天皇的圣战”，又不能明言“失败”或“投降”，只能代之以“终战”之语，以此来继续维护日皇的尊严，模糊日皇和军国主义统治集团的战争责任，继续蒙骗广大的日本人民。

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后，8月22日废止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改组为“终战处理会议”及其下属机构“终战事务联络委员会”， 26日设外务省属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专门负责应对GHQ的指示和要求。这是“终战”一词在国家行政事务层面的正式出现。28日，《朝日新闻》刊登长篇报道《终战之经纬》。

显而易见，日本自8月14日投降始，在其对内会议、文件、讲话或新闻报道中，“投降”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更不用说“无条件投降”了，“战败”“失败”出现亦不多，大量出现的用语则是“终战”。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学者的学术文章亦同样开始多用“终战”，少用或不用“战败”“投降”了。

当然也必须看到，在战后前期数十年中，这种用词法并无太多的主观上否认日本投降的意义，但在战后50年前后日本右翼思潮泛起后，日本右翼学者、文人、政客、军人等只用“终战”而禁用“投降”，则充分内含着其否认日本投降、赞美“崇高圣战”的主观意愿，“投降”一词的逐渐消失及“终战”词义的变化成为判断战后日本政治走向的一个重要参考。

当代日本政府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说明仍在打马虎眼：一般称为“无条件投降”，但这是严密的法律用语还是普通用语，不好判断。在摆脱被占领状态后，日本是否无条件投降，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重要。在很多普通场合说“无条件投降”并不会特别意识到这一点。鸠山一郎首相、佐藤荣作首相、福田赳夫外相、小坂善太郎外相、奥野诚亮法相等均说过“日本无条件投降”这种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