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贺平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6期发表《美国的日本研究：世代更替与学术流变》（全文约2.3万字）。

贺平认为，19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的日本研究经历了数个世代的更替，呈现出比较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其动态演进过程中，美国的日本研究学界反复思考和激烈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于“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的定位与相互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后，理论与方法声势日隆，日本研究更多地被纳入学科的视角下，作为比较研究的一个国别对象。90年代之后，“区域研究”变体回潮，实现了与“学科研究”之间新的融合。

一般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日本研究”中，美国的日本研究规模最为可观，成就和影响也最为突出。大体而言，美国的日本研究存在彼此交错的两条发展脉络：一是学者的代际传承；二是随着国际格局调整和日本社会变迁，美国对日认知的变化。在此背后，又存在其他一些影响因素，如日本和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美国学界对于日本的主导性的学术旨趣、区域研究的评价体系变化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美国的日本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和阶段性变化。

一、美国日本研究的代际更替

美国的中国研究曾表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与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变迁以及学者代际转换过程中的人际关系因素息息相关。这一判断也完全适用于美国的日本研究。从年龄结构、学术生涯、研究风格而言，美国的日本研究学者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世代。

第一代西方日本研究者早期多为外交官、旅日学者、明治政府雇请的外籍人士等，后期也渐渐出现了少数职业意义上的日本研究学者。此外，一些传教士也在日语研究、翻译等领域做出了贡献。这一代研究者多为欧洲人，真正的美国学者屈指可数，其声名也不及其他学者。

第二代学者多诞生于20世纪初，出身于传教士家庭，或为驻日外交官或其后裔。特殊的家庭背景以及由此带来的某种“双重身份”对他们的日本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造就了大量长盛不衰的经典作品。这一代学者可以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日本研究第一代学者，不仅表现为出身于美国的学者日益增多，也由于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渐渐融入日本研究。在这一时期日本研究中比较突出的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传统的人文学科的、描述性的方法仍占据主流，但社会科学的、规范性的研究逐渐依稀可辨。受其影响，美国学者的“日本研究”逐渐与传统的欧洲学者的“日本学”分道扬镳，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差异。

整体而言，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的日本研究中，理论和方法的意识并不突出。但也有罗伯特·霍尔、约翰·恩布里等杰出学者以田野调查、跨学科研究等闻名于世，在社会人类学特别是对日本农村的研究中扮演了卓越的先驱者角色。

第三代日本研究者主要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参加日语特训班，或在战后取得博士学位并走上日本研究之途。第四代学者则主要在20世纪60、70年代开始进入日本研究领域，涉及的学科范围和议题领域更为宽泛，但学者个人的研究领域日益聚焦。

如果把日本研究分成主要基于自我兴趣的“个人阶段”、主要出于咨政目的的“政策阶段”、更加追求学术性的“学科阶段”，则可从上述各个世代的演变较为清晰地看出由前者向后者转化的脉络。第四代之后的日本研究者世代固然还可以细分，但由于阵容更为庞大、情况更为复杂，已难以一一列举。若大体以二三十年的年龄差异作为世代的划分标准，那么或许可以将美国日本研究的第五个世代称为“平成世代”。这个世代的起步时间和研究对象与冷战结束、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社会动荡调整等重大时代背景相交织。在“令和时代”伊始的今天，对“平成时代”各个侧面的回顾和总结乃风会所趋，对于第四个世代之后学术理路的梳理恰逢其时，条件也已经相对成熟。

二、美国的日本研究：演变脉络与核心争论

纵观这一个多世纪美国日本研究的发展，美国学术界反复思考和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于，日本研究该如何定位，理论和方法在日本研究中处于何种位置。由此，其核心争论突出地表现为“区域研究”（area study）与“学科研究”（disciplinary study）之争。两者的博弈构成了美国日本研究发展的一条主线，也成为分析和评判其整体演变的关键视角。

（一）从“区域研究”到“学科研究”的转向与偏重

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学者中，日本研究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研究”领域。战后初期，“区域研究”日益感受到来自“学科研究”的压力。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美国学界，当代意义上具有明确学科范围和专业导向的日本研究逐渐成形。这一转型主要是在上述第三代特别是第四代研究者群体中确立起来的。换言之，日本研究固然仍是“区域研究”的一个分支，但越来越具有自身的学科色彩。受此影响，传统的“区域研究”越来越处于守势，表现出一种“且战且退”的姿态，即尽管对“学科研究”的认同度和接受度日益提高，但并不完全拱手相让、退避三舍。80年代之后，传统的“区域研究”进一步式微，而“学科研究”已处于舍我其谁的主导地位。

（二）“区域研究”的变体回潮

进入20世纪90年代，“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之间的钟摆似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前者回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等诸多理论成为美国区域和国别研究中的新兴力量。语言学、心理学、符号学、传播学等学科不断渗透进入日本研究领域。此外，在全球化发展日益深入的背景下，日本研究中也出现了“去地方化”（deprovincialization）甚至是“反区域研究”的身影。另有一部分学者则试图在传统“区域研究”的基础上，强化“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批判的取向，以此构筑日本研究的“第三种势力”。在一定意义上，“文化研究”超越并调和了不同学科和理论之间的界限，也丰富了传统的“区域研究”模式。

（三）“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的融合

耐人寻味的是，正是在上述理论争鸣和门户分野的背景下，在美国的日本研究中，“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在长期的分庭抗礼后又呈现出某种相向而行的迹象。其原因和表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学科研究”的加速发展，使不少学者担心，由于各个学科畛域分明、界限森严，对于某一区域的研究变得过于精细和专业，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的倾向，既减少了不同问题领域间的交流，又缺乏对于该区域的整体观照和大的问题意识。从近年来“国际日本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选题越来越专门、细小乃至冷僻，也确实体现出这一特点。由此，日本问题的“学科研究”着力朝着跨学科、多元学科、边缘学科的方向发展，文化研究中还出现了“后学科”（post-discipline）的倡议。这一趋势无形中产生了“学科弱化”甚至是“去学科化”的作用，因而也缓和了“学科研究”与“区域研究”的紧张对立。不同学科之间的彼此交叉乃至融合，或所谓“文类的混淆”，不仅发生在原先就处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边界处的人类学等学科内，而且在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均有所体现。美国的日本研究也表现出这一发展趋势。

其次，不少学者认识到，有必要“把日本找回来”。对于“学科研究”的偏重使得某一领域日本研究学者的交流对象往往不再是日本研究界，而是所在学科的同行。和其他区域和国别一样，日本仅仅是这一学科研究比较分析的一个出发点或落脚点。例如在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中，越来越多英语学界的学者不再仅仅从日本学者的原典中寻找灵感，而是从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汲取议题、样式和方法，比较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不少学者担心，这有可能使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变得越来越模糊、中空和虚幻，脱离“日本研究”的本来含义。

再次，“批判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等尽管在理论和概念上比主流的“学科研究”走得更远，但物极必反，又与传统的“区域研究”不乏共通之处。从表面上看，“批判理论”与主流理论分属两大阵营，拥有各自的志同道合者、话语体系和学术阵地。但当“元史学”更受哲学和文学批评学者的赏识，当人类学纷纷强调“社会诗性”时，原有的学科界限也在无形中泛化。同样吊诡的是，尽管后现代的日本研究作品在语言精确性和文化细节上频频遭到正统日本研究者的诟病，但就其研究路径的初衷而言，却十分强调语言和文化分析的重要性，而日语能力和原始文本恰恰是“区域研究”的重点之一。此外，“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视角下的日本研究强调“话语”（discourse）、“修辞”（rhetoric）、“叙事”（narrative）、“情节设置”（emplotment）等概念，在这点上似乎又与第一代的“前现代”日本研究有近似之处。因此，20世纪80、90年代之后不断呈现的语言转向、文化转向、后现代转向等，使日本研究某种程度上带有“复古”的意味，在另一个理论空间中实现了对传统日本的趋近乃至回归。

综上所述，在美国的日本研究中，“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呈现出主客易势和角色反转的阶段性转变。在早期，所谓的理论和方法是基本缺位的，或是隐含的，并非学术争论的焦点。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地域研究”和“学科研究”之间的矛盾逐渐呈现。70年代以后，理论与方法声势日隆，更多地从学科的视角将日本作为比较研究的一个国别对象，基于日本特性的专业知识和本土细节越来越服从于理论的“指导作用”和宏大叙事。到了90年代，随着“批判理论”“后现代理论”等新兴理论的兴起，客观上使理论与方法、“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呈现出新的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