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特聘教授孙歌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发表《日本思想史脉络中的中国——以竹内好的中国论述为例》（全文约1.9万字）。

竹内好（1910—1977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日本思想家。他一生不断地提出“需要每个人自己独立思考的问题”，但从未给出“标准答案”。然而借助于他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拂去司空见惯的常识，重新发现新鲜的同时代史。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竹内好提出了几个表面上似乎并不相关的课题。第一，以日本思想史中“近代的超克”命题回顾近代思想传统中被压抑和扭曲的主体性问题，探索可以转化的精神资源，并从此出发，试图对明治维新进行重新分析，把它转化为可以为国民继承的思想遗产。第二，讨论日本人在一系列社会运动中形成的自主意识，思考在战后迅速出台的民主制并不能有效反映民意从而难以制止政府危险决策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有效抗争、如何能持续抗争。第三，以其1961年发表的《作为方法的亚洲》为首，整理日本近代以来关于“亚洲主义”的思想遗产，讨论它为什么没有能够贯彻最初的亚洲情怀，反而最终滑向了国家主义的侵略意识形态；同时，也把中国与印度的思想家作为参照系，指出“亚洲主义”与后发国家的主体性形成特征相关，提出不进行自我革命就难以建立新的主体，新的主体并不是与欧洲相对抗的实体，而是一种有能力把欧洲的优秀价值也提升到人类高度的开放性机能。从这三个课题可以看出，竹内好处理日本思想史与社会现实乃至亚洲问题时，有一个内在的一贯性理路，就是从《鲁迅》开始起步的对于主体性形成过程的追问。相对于通行的把主体性设想为一个实体的思维习惯，竹内好在每个课题中都强调了主体性的机能性与相对性。如果说从《鲁迅》中难以理解这种机能性和相对性，那么竹内好在其《毛泽东评传》中，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以根据地原理为媒介，出色地解释了这种机能性与相对性。在这些问题意识的基础上，竹内好又提出了第四个课题——讨论“如何理解中国”的问题。

竹内好在1958年发表《中国观的破产——思考日中问题的方法》，在文中淋漓尽致地分析了日本政府以中国为敌的“国策”如何违背民意，同时尖锐地追问：在战争责任问题上，“中国方面把政府与人民区别对待，而我们难道没有依赖于这一同情心，把自己从清算侵略历史这一日本民族耻辱的责任中解脱出来吗？就一般情况看，日本人整体上的中国认识，战前与现在，到底是变化了，还是没有变？中国的舆论至今还是仅仅非难岸信介内阁不友好的态度，而不指责日本国民。可是对于我来说，这是比直接受到指责还要令我痛苦的事情”。

1963年，竹内好又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私人感想——一封没有收信人的信》。此时他的心情，比起1958年时多了一抹绝望的色彩。在这篇论文的后半部分，竹内好分析了中美关系：美国世界政策的最高目标，恐怕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世界上抹掉。它越是这么做，中国在美国人那里就越会成为被放大的对象。至少，美国对中国的憎恶作为一种整体认知，使美国人有可能面对中国。

竹内好说，对中国问题，他的意见一直就是一句话：与中国恢复邦交，缔结和平条约。这本是不需要论证的常识，但是，反安保运动结束之后的三年里，这个常识却渐渐地不再通用了。“最近在对大学生进行的一个关于中国印象的调查中，据说为数众多的回答是，中国是个看不清真面目的国家，是个让人不舒服的国家。当我听到这样的说法时，不禁浑身一震。这是因为，我看到了在我们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将成为未知国度的征兆。……哪怕是憎恶，哪怕是轻蔑，只要各自拥有先入为主的判断，总还是胜过放弃知性探求的情况。”

竹内好向自己、也向不确定的多数“收信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不了解过去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也不想了解这一切，更不打算在感觉世界里直面这个问题的一代代人成长起来的时候，倡导与中国恢复邦交究竟有什么意义？《关于中国问题的私人感想——一封没有收信人的信》间接回答了1958年竹内好提出的那个问题：战后的中国观，在整体上与战前的中国观相比，到底有没有发生变化？

1964年，竹内好在《再谈日中问题——私人感想》一文中写道：“离权力交椅很远的我，作为学究应该做并且能够做的，只能是复习历史，并且劝别人复习历史。诸位，一起复习历史吧！一起把忘掉的回想起来吧！日本曾经跟中国进行了战争，请从这个事实开始，一起思考为什么到了今天两国还是不能和谈！”

1965年，竹内好发表了《从周作人到核试验》。此时正值中国核试验成功之际，竹内好在文中写道：“从理性的立场出发，我迄今为止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核试验，今后也将反对。但是，离开理性的立场，就感情而言，我很难说得清楚——我在心底悄悄地喝彩：干得漂亮！真是给了盎格鲁—撒克逊和它的走狗们（也包括日本人）当头一棒！我不能隐瞒，对此我产生了一种感动之情。……历史真正是充满了悖论，而我们人也是一样。”竹内好呼吁日本人一起复习历史，重温当年日俄战争时的社会氛围，并且试图以中国民众当时对日俄战争的态度激活日本国民对中国核试验的同情。在漠视中国的社会氛围之下，空谈中日连带没有意义，但是与中国渐行渐远的日本，难道不能够在自己的历史中发掘出有效对抗国际关系中盎格鲁—撒克逊式霸权格局的历史资源吗？竹内好在中国核试验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形象——在屈辱中挺立起来，自主地进入国际舞台。他同时看到日本应该具有却正在丧失着伦理精神。竹内好期待着日本国民通过“复习”历史而产生革命愿望，以此与中国人民共享雪耻的兴奋。

早年竹内好第一次造访中国时就惊讶地发现，在中国生活着跟日本人同样的人。而关于这个最朴素的事实，日本的任何媒体、教科书都没有提到过。竹内好一生的思想工作都是从这个朴素的认知出发的，对中国是这样，对其他国家也是这样。

据丸山真男回忆，当年他第一次去哈佛大学之前因为自己英语不太好而感到不安，此时竹内好对他说：“你只要想想，在任何地方都生活着同样的人，那就没事儿了”。丸山对此评论道：“有人说竹内好是民族主义者，假如只是强调他这一面，我是不赞同的。”在与竹内好交往的过程中，丸山切实地感觉到，竹内好身上有一种世界主义的特质。他拥有日本知识分子所缺少的一种他者感觉，即把他者作为他者来对待，同时试图从其内部理解他者。相对植根于“内”“外”区分的日本社会的同质性，竹内好的这种他者感觉突破了岛国内部集团式认同。

丸山对竹内好的追忆，把他者问题推到了理论层面。竹内好由于一生致力于如何从近代日本思想中提炼民族主体意识，并且有时也不忌惮与保守派对话，故一向被视为民族主义者。他对日本民族主体性的执着，确实与一般意义上的世界主义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同时，竹内好的思想与同时代右翼推行的“岛国民族主义”也完全不同。这种不同正如丸山提示的那样，就在于世界与日本的“位置关系”。对于狭隘的排他性民族主义者而言，世界在日本的外部；而对于竹内好而言，世界在日本的内部。

世界如何才能在日本的内部呢？这个说法并不是地理实体意义上的，也不仅仅是价值观念层面上的。斟酌竹内好的思想理路，可以发现他有一个坚定的认识方式，那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种都是“人类”的一部分，所以彼此之间没有无法跨越的鸿沟。竹内好1961年发表《作为方法的亚洲》，阐明了这个认识：“人作为类型，我不承认有区别。我的前提是，人全部都是一样的。尽管肤色不同，长相不同，但人的内涵是共通的。从历史性来看，人也是等质的。”

竹内好一生在漠视和蔑视中国的情境中顽强抗争，他告诉我们：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承认人类在价值上等质，不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他者，拥有不带偏见的好奇心，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也比任何事情都艰难。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