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成蹊大学名誉教授加藤节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1期发表《丸山真男的思想世界——以民主论为中心》（全文约1.1万字）。

一、对民主的期许

丸山认为价值化的“自由独立的个人”——也被他称为“近代的人格”，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属性：第一，这样的个人是“前国家的权利”（即作为先于国家而存在的自然权的基本人权）的主体；第二，这样的个人具有从事学术、道德、艺术、经济等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事业的自由（属于这种基本人权）；第三，这样的个人并不是像莱布尼茨所说的“没有窗的单子”那样，是自我完成的“自足的”原子式的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的社会性的”存在，是“社会”“实际存在于精神之中”的社会性的存在。基于“自由独立的个人”的以上属性，丸山的民主论显示出了自身的特点。

首先，正如丸山所说，如果将个人看作是先于国家而成立的自然权的主体，国家就是这样的个人集合创造之物，因此也就是作为个人的集合体的人民拥有主权、以民主主义为构成原则的存在。在这一点上，将个人看作“前国家的存在”的丸山，认为“作为超国家主义全部体系的基础的国体丧失绝对性之今日，才是第一次将其命运交给了成为自由主体的日本国民之时”，全身心投入到以1945年8月15日作为“原点”的“战后民主主义”运动，并将民主主义作为战后体制的构成原理，必须说这是他理论的必然。当然，这也意味着丸山对于作为从天皇主权到人民主权的变革的“民主革命”的期许。

不过，丸山既不是恣意赞美民主的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将“民主革命”的实现看作历史必然而持乐观态度的民主主义者。丸山是努力揭示“民主革命”不可或缺的历史课题、探索不断克服民主主义“虚妄”化的条件的思想家。

二、为了“民主革命”的历史课题

丸山在文章中揭示了战后日本为遂行“民主革命”所要肩负的历史课题。正如他在1948年东京大学法学部“东洋政治思想史”课程的讲义草稿中所说的,“现代日本的历史境遇，一方面面临着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克服根深蒂固地残存着的封建性这一必要的课题，同时又并不是单纯的近代化、纯粹的近代化，对近代的扬弃、对市民社会的扬弃本身也已经提上了日程。……‘近代化的同时现代化’这一双重性的课题本身，正是日本民主革命最为重大而困难的任务……”

也就是说，丸山指出，“克服封建性”意义上的“近代化”和“市民社会的扬弃”意义上的“现代化”，这二者是将“日本民主革命”贯彻为真正的“民主革命”时所面临的历史课题。要理解这其中的含义并非易事，但要理解丸山为什么首先从“近代化”去寻求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扎根的条件却并不难。战后的丸山在战争期间思考的延长线上，指出民主主义是与“自由独立的个人”这种“近代的人格”相适应的政治形态，为了贯彻“民主革命”，要求“克服”阻碍“近代的人格”形成的“封建制”这一意义上的“近代化”就是很自然的。在这一点上，丸山作为民主主义者与作为“近代主义者”是同义的。

那么，为什么“近代主义者”丸山认为，为了遂行“民主革命”，战后日本应解决的另一个历史课题是“近代的扬弃、市民社会的扬弃”这一意义上的“现代化”呢？笔者认为，在丸山那里，可以说这一问题是跟克服近代“市民社会”所具有的民主主义“虚妄”化的问题相重叠的。

三、“市民社会”与民主主义的“虚妄”化

战后日本遂行民主革命的第二个课题是“市民社会的扬弃”，要思考丸山的这一视点，首先有必要确认以下两点。

第一,丸山在“市民社会的扬弃”中所说的“市民社会”指的是黑格尔、马克思所说的“布尔乔亚社会”（burgerliche Gesellschaft）。作为证明，丸山在前述关于“近代的扬弃、市民社会的扬弃”的论述之后，接下来有“如果现代日本只是单纯的近代化、单纯的布尔乔亚革命的实现过程……”这样的说法。第二,正因为丸山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才会对历史中实际的民主主义陷于“虚妄”保持高度警惕。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丸山将“民主革命”与“市民社会的扬弃”联系在一起的视点，是来自要如何克服近代“布尔乔亚社会”中民主主义的“虚妄化”这一问题意识。

与此相关，对于那些强调“战后民主主义”的“虚妄”的言行，丸山曾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战前的日本帝国并不‘虚妄’，可以说是‘实在’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跟日本帝国的实在相比，我宁愿选择日本民主主义的虚妄。”跟“日本帝国的实在”相比，即使是隐含着“虚妄”性的“战后民主主义”，也要为其一搏，这种说法表达了丸山在思想上的决心。但是，即便如此，对于丸山而言，民主主义的虚妄也是无论在哪里都应当克服的“虚妄”。问题是，这种“虚妄”性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虚妄”性呢? 简单地说，是相对于民主主义理念的“虚妄”性。

丸山认为，民主主义这一理念，不论是从其语源“人民的统治”（demos cratia）来讲，还是从将其看作是最适于平等的“自由独立的个人”的统治形式的近代观念来讲，都是要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一性的。但是，丸山明确指出，基于这种理念的民主主义本来就隐含着陷于“虚妄”的可能性。因为，“本来民主政治——即人民统治，government of the people——本质上是矛盾概念”，由于“统治方与被统治方的功能分化，以及统治机构内部的阶层性的功能分化”，现实中总是蕴藏着堕落为“少数的支配”的危险。

而且，在近代“布尔乔亚社会”，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一性为理念的民主主义陷于“少数的支配”而“虚妄”化，这一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丸山与卢梭一样，也看到了这一点。“布尔乔亚社会”中的民主主义，在制度上限定于基于代表观念的代议制形态，就无法避免少数支配多数的民主主义“虚妄”性的常态化。

由此通向了丸山为人所熟知的态度，即在区分民主主义的理念、运动、制度三要素的基础上，为了使“布尔乔亚社会”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不被赶向“少数支配”固定化的“虚妄”，就要去追求“作为理念和运动的民主主义”，即以实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一性为目标的“永无止境的民主化”、作为“永久革命”的民主主义。

丸山的这种态度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在丸山看来，作为“布尔乔亚社会”实质的“资本主义”，以及主张对其进行扬弃的“社会主义”，在作为“历史的制度”的意义上都不是“永久革命”，只有民主主义作为“未完成的任务”堪称“永久革命”之名。在这一点上，丸山是非常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第二，将实质是“少数的支配”的保守体制看作民主主义体制，在此基础上或对其进行赞美、或将其斥为“虚妄”，在这种风潮日渐加剧的情况下，“战后民主主义的原点”在消失。丸山对战后日本的这种现实持批判的态度。比如，他曾经讲过：“一边为战后的‘理念’赌上一切，一边对战后日本的‘现实’差不多一直有一种不和谐感，我的立场很奇妙！”可以说，这句话的背后，是丸山对与民主主义理念相距甚远的战后日本现实充满痛苦的认识。

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将“民主革命”与“市民社会的扬弃”的关联纳入视野的丸山民主论的关注点并不只是“少数支配”本身，他还关注到了“市民社会”存在着民主主义陷于“虚妄”的另一个侧面，是涉及了其“病理”形态的。

四、民主主义的病理及其处方

如前所述，丸山是一位“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主张通过作为“不断的、无限的过程和运动”的民主主义，打破“少数支配”的制度化这一笼罩着近代“市民社会”民主政治的“虚妄”。但另一方面，丸山也是一位有着冷静洞见的民主主义者，他指出，在“布尔乔亚社会”中，本应“在人的内在独立性的认识之上成立”的民主主义，反而可能伴有在“多数的支配”的名义下剥夺个人的自由独立的危险。对于丸山而言，托克维尔、密尔曾经指出过的“多数的专制”，基于群体化的民众狂热的集团心理而出现的纳粹主义，或是基于狂热盲信的反共意识形态及“不宽容”将自己的畏友诺曼置于死地的麦卡锡主义，这些“民主主义名义下的法西斯主义”，都是鲜活的时代体验，历历在目、触手可及。

于是，丸山开始追问克服“市民社会”民主主义病理的条件。这也是丸山想要将民主主义以独特的方式与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努力。对于这种努力，丸山为担负民主主义的“近代的人格”所赋予的第二种、第三种属性（如前所述，第二种属性是有从事学术、艺术、道德、经济等文化事业的自由的主体，第三种属性是相互关联的社会性的存在）便具有了重要意义。

首先，关于第二种属性，应当注意的是，丸山认为“政治不像经济、学术、艺术那样有固有的‘事项’”。他想要指出，“政治性事务”没有能与其他各文化领域明确相区分的“固有的领地”，是“横跨人们从事的一切领域”的。因此，文化诸领域都有其固有的逻辑与价值，可以说都属于自由的范畴，不可能与政治完全绝缘。反过来讲，因为政治是横跨一切文化领域的，就始终有将学术、艺术、道德、经济全部吞下的“全体主义化”的危险性。对此，从拥有固有价值的文化领域进行抵抗批判的自由主义立场，对于阻止政治的“全体主义化”而言，就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与此有关，有趣的是，关于政治与其他各文化领域的关系，丸山与对他多有影响的南原繁既存在分歧，也有相通之处。二者的分歧在于，南原为政治也设定了固有的领域，认为学术、道德、艺术应致力于真善美的文化价值，政治应致力于正义的文化价值，而丸山关注到了其他文化领域潜在的政治性。但是，丸山号召人们对政治支配其他文化领域的“全体主义化”加以警惕，南原则认为，在各不相同的诸文化领域介入其他领域时（如政治介入学术或艺术领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不可调和的“文化斗争”，在此二者的立场又存在着相通之处。

丸山指出了从拥有固有价值的各个文化领域去抵抗、批判政治的“全体主义化”的重要性，这一观点的背后有其支持。那就是丸山赋予“近代的个人”的第三种属性，即“相关联、社会性”的属性。丸山认为，如果每一个人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性和与他人的相关关系，各自持着反政治的态度封闭在自己的文化领域里，就会屡屡反转变成“过度政治化”或“全部政治化”的态度，最后与政治的“全体主义化”合流。

众所周知，基于这样的判断，为克服“市民社会”的“民主主义名义下的法西斯主义”，丸山给出了以下的处方：“彻底的精神贵族主义”与“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内在结合。所谓“彻底的精神贵族主义”，就是以“来自非政治领域的政治发言这一近代市民的日常习俗”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精神态度。而“彻底的民主主义”寻求的是理念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一性。也就是说，一方面，丸山彻底地主张作为寻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同一性的“永久革命”的民主主义理念；另一方面，当其陷于“多数者的专制”而“全体主义化”时，丸山又主张贯彻从文化领域将政治相对化的“精神的贵族主义”来对其加以抵抗。“市民社会”民主主义“虚妄化”的第二个侧面是全体主义化的民主主义，丸山为克服其病理现象提供了上述处方。

战后日本也同样存在“市民社会”之下民主主义的“虚妄”化，针对“少数的支配”的制度化，丸山呼唤作为“永久革命”的彻底的民主主义；而针对“多数的支配”的病理化，丸山主张以“精神的贵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立场与其相对。但是，不得不说，在丸山看来，真正的问题还远不止于此。

五、历史意识的执拗低音 

以上概观表明，丸山的民主论是要为遂行战后日本的“民主革命”而克服民主主义的“虚妄”化。丸山在“战时与战后之间”的研究涉及两个领域，即分析“日本近代思维的成熟过程”的第一个领域，以及探究“日本精神构造”的病理、缺陷的第二个领域，他的民主论是在这两个领域的关联之上发展出来的。但是，丸山的民主论并没有到此为止。支撑民主主义根基的是“近代的人格”，即拥有“前国家的权利”、从事多样文化事业的自由和社会性的个人，丸山敏锐地关注到了阻碍这种人格形成的根本性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丸山在第三个领域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对于分析日本人精神“病理”的第二个研究领域，从思想史更为根本的层面进行深入挖掘。

如前所述，丸山的第三个研究领域，是将接触不同文化时“外来思想日本化的契机”分析为“历史意识的‘古层’”。当然，鉴于有人批评说丸山是否陷入了“国民性论”那样的本质主义的讨论，关于丸山“古层”论的妥当性有必要进行严密的历史论证。但在此笔者想要关注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丸山“古层”论的动机。实际上，丸山的“古层”论是基于日本“近代人格”的形成、“近代精神”的成立这一问题意识而阐发的，并且，对于对近代精神形成执拗阻碍的思维方式、精神构造（借用一位学者的说法就是“作为精神构造的天皇制”），丸山想要进行比第二个领域更为深入的研究，一直要追溯到《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思想史的渊源处。

但是，在以此为动机的研究领域，丸山发现的是极其痛苦的现实。在此，丸山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日本历史意识的“古层”与“当下的永远化”和“现在的绝对化”相连，而日本政治意识的“执拗低音”将作为“政事”的政治当作“对上级者的事奉”（从下到上对“上级者”同方向的“翼赞”），最终导致了无人为决定负责的“无责任体制”。不得不认为，不论是对于自由主体承担自身责任的“近代的人格”的确立，还是对于应由这样的个人担负起来的作为“永久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再生，这种“古层”和“执拗低音”都是一种重大的制约。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