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周晓霞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4期发表《日本战后初期精神伦理困境管窥——以对天野贞祐思想的考察为中心》（全文约1.8万字）。

周晓霞认为，二战后的日本知识分子面对战败的事实，感到迫切需要通过一种新的伦理重建价值系统来回应秩序和价值危机，作为“学者大臣”的天野贞祐制定了被称作“天野敕语”的《国民实践要领》，体现了他关于“道义国家”重建的设想。以天野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依然无法摆脱对《教育敕语》价值系统的迷执，导致战后日本道德环境的畸形发展，以至不仅没有克服战后初期的精神伦理困境，反而为日本民主伦理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并由此拉开了修改《教育基本法》的帷幕。

战败给予日本人从过去的“臣民”“国民”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但是《日本国宪法》的制定过程却显示出日本人似乎并不能放弃这种观念。在宪法起草之初，“麦克阿瑟草案”中所写的并不是“国民”是平等的，而是将外国人也包括在内的“所有人”（all natural persons）都是平等的，日本政府在翻译过程中对其做了改动。于是，造成这部宣告日本开启民主主义体制时代的宪法并没有使民主主义突破国家的界限。由“旧时代”转入“新时代”，民主化泛滥的风潮并没有彻底消除具有连续性的传统价值。虽然战后民主改革基本确立了日本民主主义体制，但是由于日本并没有深厚的民主文化基础，所以没有形成适合社会发展的一套民主伦理价值。与此同时，传统伦理尚未完全崩塌，新的民主伦理又并未完全确立，新旧伦理道德的矛盾冲突使日本社会呈现出“道义颓废”的样态。

在一些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看来，确立日本民主、和平的现代教育体制的《教育基本法》中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局限便是其并未涉及有关精神层面的课题，也没有扎根于“日本的精神风土”。与此同时，《教育敕语》也已无法再为战后的日本人提供普遍的“意义”，亟待用新的“意义”系统来替代它，亟须寻找一个新的精神核心来构筑国家认同。他们意识到，如果没有道德精神的目标作为支撑，将不会产生促使政治、经济发展的推进力。一部分知识分子尝试挖掘《教育敕语》的当代价值。他们虽然认识到《教育敕语》违反了宪法所提倡的“主权在民”的精神，却沉湎于对已废止的《教育敕语》的怀念。

（一）以天皇作为“道德中心”凝聚日本国民的思想认同

战败后日本精英阶层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利用“象征天皇制”建构国家认同、实现国民精神思想的统合。《日本国宪法》将在根本上与国民主权（主权在民）存在抵牾的天皇制保留了下来。实际上，在新宪法审议过程中，采用国民主权主义是否意味着日本固有“国体”发生变更成为争论的焦点。多数法学家和政治学家从学理角度指出，采用国民主权意味着国体的变更。然而，将“护持国体”作为至高目标的政府却持相反态度。时任首相吉田茂认为，在君民如一的日本，“国体不会依新宪法发生变更”。此后，政府极力回避国体变更这一结论，强辩称：“主权存在于包括天皇在内的全体国民中”，甚至抛出“国体”具有“法律”与“伦理”两种意涵的论调。即从主权变化的法律层面来看，国体发生了变更，但从《教育敕语》所示的“国体之精华”的伦理层面来看，“日本国民以天皇为中心”，天皇是“国家统一及国民统一的象征”，因此“国体”并无变更。

尽管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从不同角度围绕“国体变更”进行了激烈讨论，但他们的主张中无不流露出对天皇制价值的认可，即认为天皇制的存续关系着日本民族的存续，在克服战败后出现的国家认同和价值取向的危机时能发挥有效作用。“天皇在日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具有既是神又是人的两重属性”，新宪法的颁布去除了天皇的“神性”，在宣扬国民主权主义的同时，将天皇置于“象征”的位置，意图实现民主主义与象征天皇制的“调和”。然而，象征天皇制的确立也意味着它为天皇“父性”的留存提供了温床。这一点在天野的天皇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读卖新闻》上提前披露的《国民实践要领》（以下简称为《要领》）草案内容可以说是天野天皇观的真实表现。其中，有关“天皇”的内容是这样表述的：“作为独特的国体，我们拥有作为国家象征的天皇。在悠久的历史中拥有天皇是我国的特征。作为国家的象征，天皇的地位具有处于道德中心的性质。”

尽管天野在国会答辩时声称草案是未定稿，极力否认之前有过天皇是“道德中心”的发言，并在1953年以个人名义出版的《要领》中删除了天皇居于“道德中心”位置的语句，但依然很难消除社会舆论对他这种倒行逆施、将天皇神格化的行为的忧虑。天野一方面认为，“良善的意志才是道德之根本，人格之中心”， 道德“首先是个人今天之事……离开个人，道德是不可能存在的……各人各自生活之道应该放弃所有的偶像”，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历史的根源横亘着一个“绝对者”，为天皇赋予了伦理、道德价值实体的意涵。

依循这种逻辑可能会牵出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领》中所强调的伦理道德，不仅是通过战后的人与人、人与国家关系的调整以维持社会、政治、伦理的秩序，同时也确定了战后日本国民精神伦理生活上的根据，即以天皇为“道德中心”的价值取向。

二是，这种道德规范的外在化消解了个体的自主性和社会批判精神，因为依傍外在的精神权威，无法使个体形成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将天皇立于“道德中心”位置，并不是为了打造民主社会中具有独立自主人格的人，其目的在于依据共同的伦理原则，实现对战后日本人伦理秩序的管理。

三是，战前、战时将天皇神格化，并通过绝对天皇制的大网笼罩日本人的身心，使其毫无保留地委身于天皇制、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天野的道德教育思想其实并没有彻底改变战前、战时日本价值系统的结构。换言之，他虽然同意否定天皇的“神性”，却用“道德中心”重新对天皇的“父性”进行诠释，并将天皇视作日本民族的总家长，以此重建战后日本的秩序，实现国民精神的统合。然而，这种对“象征”概念“不恰当的扩大性”解释，愈加凸显了天皇制中残存的“父性”性格，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道德生命的实现取决于对天皇的忠诚。这不仅从形式上没有彻底断绝与《教育敕语》价值系统的关联，而且从本质上延续了敕语精神，天皇依然是“权威的中心实体、道德的源泉之一”。

（二）国家意识笼罩之下个体价值的矮化

令天野贞祐等人感到忧虑的，不仅是战后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观念崩塌，而且还存在国家观的枯窘、国家认同的萎缩等问题。战败后价值取向的急速转变使得日本人丧失了对传统价值取向作彻底清算的机会，以至于美国人都被震惊了，“战败显示了多年来所有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教化，竟然可以被如此迅速地丢弃”。在此情况下，就如麦克阿瑟所言，西方“民主的生活方式”填补了日本因战败而造成的“道德、精神和物质层面的虚无”。但是，在一些知识分子看来，从西方文化中搬来的个人主义使日本出现了从国家主义的一端迅速向个人主义的一端转化的现象，而这种以享乐为主的利己主义形式出现的个人主义与西方语境中的个人主义存在很大的差距。特别是，个人主义的出现使得日本人逐步失去对“国家”所抱持的理想，并丧失了作为“日本人”的愿景。以至天野贞祐等人对此痛心疾首：“爱国心的要求是今日最为紧急之事。”如果不想被西方价值系统取而代之，就必须去寻找一些表现集体性的意义符号，如“国民”、“国家”和“爱国心”。

天野之所以执着于强调“爱国心”，除了以上原因外，还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吉田内阁配合占领军，加紧镇压共产党势力，将“逆行”路线推向一个新阶段。在教育领域，强调培养日本国民的“爱国心”和“国防精神”。时任文部大臣的天野在其所谓的“天野通令”中要求学生升国旗、唱国歌，并用“静谧的爱国心”激发、强化未来国民的爱国自觉，由此与“逆行”路线产生了微妙的关联。

二是，战后“爱国心”一词的意思极为混乱。以野坂参三为代表的日本共产党人高唱“爱国”，强调个人精神自由的南原繁也极力提倡“祖国爱”，“旧自由主义者”的“爱国心”诉求更自不待言。历史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文艺评论家也纷纷参与到“爱国心”问题的讨论中，他们反感军国主义式的“爱国心”，企图摸索出一种与战前及战时迥然不同的新的“爱国心”。然而，正是由于未对“爱国心”概念加以充分厘清，从而使“爱国心”问题中的潜流，如敕语中的“忠君爱国”精神只是暂时被“冷藏”，围绕“爱国心”的讨论所产生的分歧更多表现为目标诉求的不同。清水几太郎等人认为，日本的“爱国心”问题在于“个人”与“世界主义”的缺失，而在“旧自由主义者”看来，显然“日本式立场的缺失”才是战后日本社会的隐忧。因此，要应付愈加显著的个人主义以及冷战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以“国家”为依归。

天野在《要领》中对重新塑造国家意识形态提供了方向，其国家观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国家是日本国民“存在的母胎”，是“伦理的、文化的生活共同体”，这意味着对国家的认同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并对个人的自由与独立具有很大影响。其二，一方面指出“道义国家”的建设要基于“贯通古今、东西的人类普遍的道义”，另一方面却又专注于界定“日本性”，主张：“国家必须通过其固有民族文化的发展，发挥独特的价值与个性”。天野认为，比起物质文明的极端发展，西方的精神文明并未有显著的进步，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使得西方文化陷入僵局，而打破这种僵局的是以日本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这是时代赋予日本文化的使命。日本文化必须依据其历史与传统，发挥独特性，从而丰富世界文化。其三，天野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见解虽然为个人的价值保留了一定的地位，但是在他看来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对国家的贡献、热爱中才能得到肯定。他反对西方式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系统，力图在全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界线上重新思考“国家”的价值，以打破有私而无公、有个人而无国家的现实状况。

天野在思考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时存在一个内在矛盾。他试图确立战后日本人的独立人格，这种人格蕴含着历史、政治、哲学、伦理、心理等多种内涵，而从天野思想的逻辑来看，他似乎要从伦理角度来确立个体的自主性，即并不选择构成西方民主基础的自由主义，而是企图通过将“个人”本位让位于“国家”本位来加以实现。如他所言，“我们不仅仅是个人，而是国民，我们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社会的问题。”然而当“国民”身份先于“个人”存在时，个人是否还能成为道德的主体、拥有道德的自由？这是天野没有解决的问题。

此外，这种“个人”本位让位于“国家”本位的持论可能会造成一个令人堪虑的后果，即形成另一种国家吞没个人的形式。特别是，这种具有浓厚国家意识的“爱国心”与对天皇的忠诚结合在一起后，双重组合的价值结构不仅会给日本民主社会带来危机，其可能带来的偏激与狂热也是极其不稳定的危险因素。为何这种双重传统价值的组合在战后不但未被解纽，反而以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也与战后精英阶层对教育敕语问题的检讨不彻底有直接关系。

（三）“去教育敕语”几乎从未成为战后日本社会的共同议题

虽然《要领》后来迫于舆论压力而被撤回，但天野并没有因此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继天野之后的一些文部大臣，如冈野清豪等人实际上也继承了天野所强调的“爱国心”、忠诚于天皇的价值观念与教育理念，在他们头脑中仍存在将敕语神格化的思维习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战后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难以与传统价值系统彻底决裂的事实。例如，法学家矶田进尽管对以《教育敕语》为基础而建立的天皇中心道德教育持反感和质疑态度，却为无法摆脱这种不合理的规范而苦恼。又如战败后从军队复员的丸山真男，在思考战后天皇制存在的理由时认为，为了避免民族的统一性被破坏，天皇可以发挥一种“润滑油”的作用，作为国民“情绪性统一的象征”而存在。尽管丸山极力否认他与天野有相似的逻辑，但不可否认，那时的丸山其实也一样很难完全除掉传统价值系统带给他精神生命的郁结。

《要领》不仅仅是战后日本重新塑造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诉求与重要文本，它的思想命题在更深层面上制约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道德问题讨论的内在框架。这部道德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战后初期日本一部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处理日本国民精神伦理问题上的共通性，即他们都认识到虽然《教育敕语》已不能完全解决战后从国家本位主义伦理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个人意义的危机，但是它作为一种传统资源仍蕴含着解决战后日本伦理问题的“契机”。在这一过程中，精英阶层共同利用和分享了《教育敕语》的思想命题与理论资源。他们通过修复、复制《教育敕语》的思想框架，力图使敕语的基因逐渐固着于战后日本人的内心，成为他们的价值基础。因此，“去教育敕语”几乎从未成为战后日本社会的共同议题，反而成为宣扬“爱国心”的有力护符。时至今日，关于教育敕语问题虽迭有讨论，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套迷误日本人的“国家哲学”一直未被彻底地清算。这不仅是天野贞祐的责任，也是矶田进、丸山真男等人的责任，因为他们回避了与《教育敕语》的主体对决。正是由于战后的日本并未彻底清理自己身上旧有的伦理命题，使得日本一直未能提出建设精神伦理的崭新命题。

无论是战后初期天野贞祐等人提出的“道义国家”重建构想，抑或是今天精英保守层鼓吹的“道义国家”建设目标，他们通过“道义”及“道义国家”等语言桥梁，达到了“维持身份认同和生活目标”，从而“逃避过去”并忽视“重蹈覆辙”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未曾展开过一场针对“道义国家”的道德审判。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一直持续至今、不胜枚举的歌颂和“复活”《教育敕语》精神的言论及举动，暴露出《教育敕语》及其衍生物正是战后日本人树立正确历史认识和价值取向的一个大障碍，它在政治与文化上可能引发的偏激与狂热依旧是未来日本社会的一大隐忧。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