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贺平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1期发表《国家身份与贸易战略：21世纪的日本自由贸易战略变迁》（全文约2.4万字）。

贺平认为，当前在安倍晋三政权下，日本在自由贸易战略上主要表现为相互交织的三个国家身份：“核心”、“主导”和“桥梁”。其中，“核心”是前提和基础，“主导”和“桥梁”则分别是其在政策议题和伙伴关系上的突出表现。这一国家身份的成形过程始于2010年前后，在自民党重新执政后不断加速并初具雏形。其背景主要有三个方面：国际贸易政治的风云变幻将日本推到前台；雄心勃勃的自由贸易战略是安倍政府大国志向和长期政权的重要体现；国内经济社会变化的长期积累是日本国家身份跃进的根本基础。

21世纪以来，日本在自由贸易战略上所展现的国家身份定位经历了三个彼此关联的重大转变：在机制建设上，变消极追随者为积极引导者；在规则体系上，变后续接受者为前期塑造者；在议题设置上，变被动防守者为主动进攻者。这些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仍处于变化过程之中，远未定型，但从CPTPP、日欧EPA等阶段性成果来看已初见端倪。

在此进程的作用下，当前日本在自由贸易战略上主要存在相互交织的三个国家身份设定：“核心”、“主导”及“桥梁”。其中，“核心”是指在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中居于“轴心”地位，尽可能地参与主要诸边或双边EPA，从而在各个协议的国别重叠部分始终位于焦点。“主导”是指在各个EPA谈判中起引领作用，努力提高其一体化深度和市场开放的雄心水平。“桥梁”是指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在亚太等不同区域之间起连接、中介、传导的作用，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协调、平衡各方的共同利益。这三个身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核心”是前提和基础，“主导”和“桥梁”则分别是政策议题设置和伙伴关系上的突出表现。与欧美相比，无论是在全球议程设置还是在经济自由度上，日本要想实现真正的“主导”或“超越”仍具有相当的难度。因此，对日本而言，基于一定“主导”作用的“桥梁角色”事实上是最能体现其比较优势的身份设定，亚太地区则是检验和实践这一定位最为重要和邻近的地区。考虑到与中国、印度、东盟等核心新兴经济体的地缘经济关系，与欧美相比，日本在发挥“桥梁作用”上确实更具优势。这在RCEP和CPTPP等谈判中已经有所体现。

传统的研究认为，日本的EPA战略从相对低调到更为激进的转变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尤其重要，即财界院外游说的强度大小以及贸易决策的集权程度高低。不可否认，这两个因素不容忽视，但在观察2010年之后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纵深发展时可以发现，一系列新的因素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从安倍政府自由贸易战略中的国家身份演进来看，离不开下述三方面的特殊背景。

（一）国际贸易政治的风云变幻将日本推到前台

TPP等“巨型FTA”起步之时，正值发达经济体试图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日关系震荡下行的时期，这些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要求日本在经贸领域更加积极有所作为。而特朗普执政之后国际和地区局势的剧烈动荡，使日本在经贸领域陷入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也使其战略决断面临某种意想不到的“机遇之窗”。

早在美国尚存于TPP时，日本国内就有声音，主张日本应跳出“脱离美国”或“以美国为基轴”的传统二元悖论，从“全球参与者”的角度塑造更为积极主动的外交。特朗普成为美国领导人后，相继做出了退出TPP、暂停“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等决定。美国的缺位，不但对其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造成巨大打击，而且造成了某种“战略真空”和区域领导力的匮乏。在特朗普政府奉行一国优先的保护主义乃至孤立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缺乏真正领导者的背景下，日本渐渐不乏“舍我其谁”的冲动。在贸易、投资、物流、信息等各个方面成为世界的“核心”，由此成为“提高日本存在感的首要捷径”。特别是加入TPP，使日本提高了在实践和推广经济自由化中的“可信度”或领导力，从而变身为一个FTA网络中的“支点国家”。而在从TPP向CPTPP转变的关键节点上，日本非但没有在原有条款立场上趁机退缩，反而力劝加拿大、越南等犹豫摇摆的国家。有观点认为，日本不过是替美国走到前台摇旗呐喊、缺乏主体意识的“代理人”。这恐怕仍是传统印象的延续，并不能反映最新的变化。可以看到，自特朗普政府退出TPP之后，日本一直试图在敦促美国重返TPP上施加“伙伴压力”。日本甚至希望，通过CPTPP、日欧EPA等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间接促使美国重返自由贸易体制、弱化其保护主义倾向。

安倍晋三明确表示，TPP作为亚太自由贸易圈的最初核心，日本在其中担负起“主导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美国退出TPP的阴云密布，在2017年底的第192届日本国会中，安倍将参与TPP的意义进一步提升，将日本“牵引自由公正的贸易投资规则”视为其“阻止保护主义蔓延的使命”。也正是在这一届国会上，日本通过了对TPP的国内立法审议。2018年7月17日日欧正式签署EPA之后，安倍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强调，在保护主义日益泛滥的当前情况下，这一EPA充分展示了日本与欧盟作为“自由贸易的旗手”“领导世界的坚定政治意志”。

不难发现，自由贸易的身份或形象往往超越纯粹的经济范畴，而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价值导向乃至意识形态色彩。这也是美欧日贸易部长频繁举行三边会晤，商讨世界贸易规则走向和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重要背景。同时，在自由贸易中，“中枢”的意义在于政策扩散。美欧日等少数国家先行确立的议事日程、核心原则、谈判模式、具体规则将成为其他国家后续实践不得不参照的模板。日欧EPA谈判与TTIP、TPP等谈判并行的姿态，充分反映了日本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力图把握规则制定先导权、进而向他国输出规则的强烈意向。除了严格的EPA等形式外，在电子商务、汽车关税减让等特定议题上，日本也正在谋求与韩国、加拿大、墨西哥等拥有相近立场的国家构建某种“志同道合的协议”，从而在规则制定中占据先机和主动。

（二）自由贸易战略是安倍政府大国志向和长期政权的重要体现

日本在自由贸易战略上的国家身份变化是“角色学习”的产物。“角色学习”与传统的“社会化”概念相联系，但又存在区别。“社会化”更强调在既定的规范和规则下的不对称关系——被社会化者与社会化的力量存在差别，而“角色学习”还突出“角色创造”的行为对于传统社会结构的“再塑造”作用。也正是在此交互意义上，“角色创造”比简单的“角色选择”更进一步。如果说上文的分析仍强调日本的“角色选择”及其某种意外感、被动性，那么以下三点因素则促使日本在自由贸易的国家身份上主动寻求积极的变化。

首先，这一自由贸易领域的国家身份和角色定位是日本在与韩国等其他国家比较和竞争的背景下展开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卢武铉、李明博、朴槿惠等几届韩国总统都在其任内制定过明确的自由贸易路线图，并提出过核心、基轴、枢轴、支点等诸多身份设定。这些身份设定与韩国整体上将自身定位为一个在区域乃至全球发挥积极作用的“中等强国”的国家身份是分不开的。与韩国领导人相比，在推动EPA建设方面，日本领导人一度被认为缺乏决断力，在相应的行政机构设置上也乏善可陈，这是两国在FTA（EPA）数量和质量上一度产生显著差距的重要原因。这一情况在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出现了明显变化，而且随着其政权的稳固和延续进一步得到发展。

其次，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在自由贸易战略上主动塑造国家形象、突破传统限制的能力和意愿均有所增强。由于安倍长期政权的确立，日本政治决策中的“政官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首相及其核心团队的作用日益提升，“官邸主导型”决策体系逐渐成形。传统上，除了利益集团的作用之外，日本的自由贸易政策往往受到不同省厅之间“部门主义”或“势力范围之争”的困扰。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农林水产省等省厅出于各自部门利益的考虑，对于签署EPA的对象和条件往往意见不尽相同。这一牵制在“政强官弱”或“政主官辅”的时代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深度运行和亚太国际经贸格局调整的背景下，有日本学者呼吁，日本应脱离国内政治的束缚，追求战略行动。

再次，日本政府试图在自由贸易政策上调和不同侧面的形象错位，提升“政策洼地”，塑造更为正面的整体国家形象。纵观日本现有的EPA，可以发现表面上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仅就关税削减幅度而言，日本的EPA自由化率普遍较低，除了与印度尼西亚、东盟、越南、印度、蒙古等少数经济体的EPA之外，日本的自由化率往往低于对象国。另一方面，由于强调经济伙伴关系而非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日本的EPA在一体化的范围和水平上在世界各国中位于前列，仅次于美国、秘鲁等少数国家。但与韩国等直接竞争对手相比，日本的EPA伙伴中长期缺乏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本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这也是日本加速与美国、欧盟等建立双边或多边EPA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时常给人以“贸易立国”的印象，但目前日本的贸易依存度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处于末端，日本的市场开放潜力和抗风险能力都颇为可观。另外，从1994年到2012年，日本的贸易条件下降了约40%，成为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低的，提高贸易自由化程度对于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言以蔽之，在本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实质性解决、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速普遍放缓的“艰难时世”下，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彰显安倍政府抵御利益寻租和保护主义的诱惑、寻求通过市场开放促进经济整体发展的有利形象，从而反过来支撑和延续其政权。

（三）国内经济社会变化的长期积累是日本国家身份跃进的根本基础

在探讨国家身份对贸易政策取向的影响时可以发现，这种传导机制往往需要通过国内结构和政策议题上“联盟构建进程”的中介才能发挥作用。国家身份设定的成功，关键之一在于借助机制化的安排，对政策作用对象的偏好和行为产生规范和制约，而这一机制化的安排本身往往又是经济社会长期变化不断积累的产物。已有研究在分析日本加速区域和双边EPA战略时，在收益因素之外，往往强调日本对这些协议的“控制力”大小。两者的权衡决定了日本在多大程度上有意愿参与这些EPA以及对EPA伙伴对象的先后选择。这事实上是不言自明的，后者也即一般所谓的“舒适地带”。这种“控制力”亦体现了日本对相应成本和负担的承受能力。

国家身份的变化往往象征着“政策范式”的变化。行政当局决策者、国会议员、特定产业、普通选民对自由贸易的身份认同未必全然相同，但最终的身份设定仍可视为各方最大公约数的结果。进入21世纪，随着EPA建设的不断进展，日本社会正在经历某种“认知转换”，尽管自由贸易政策中的“利益集团政治”力量尚存，“公益政治”视角的地位却日渐提升。市场开放的底气，需要有充分就业、适度通胀等经济“景气循环”的支撑，归根到底来自于国内的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基础设施、医疗、绿色经济等优势产业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这也正是《与TPP等相关的综合政策大纲》等政府文件往往将贸易投资政策与国内各个产业领域的改革相提并论的原因所在。

首先，以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为代表的日本产业界继续成为推动本国在全球贸易中国家身份转型的中坚力量。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日本企业以政策建议、审议咨询、政治献金等方式，向日本政府施加长期而微妙的影响。2013年4月，经团联发表了《关于重新构筑通商战略的建议》，呼吁日本应奉行进攻性通商战略，在全球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导。具体而言，除了要推进“巨型FTA”之外，还需要加强这些FTA之间的调和，从而形成贸易投资规则的“统一轴”，并积极推进信息技术协定、服务贸易协定等其他领域的协定。

其次，传统的抵抗势力出现了一定的弱化乃至瓦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农林水产业。近年来，由于农业利益集团等反对势力的日渐式微，在事关自由贸易战略的国内利益博弈中，传统利益集团的分化和对立出现了减缓和弱化的趋势，因而在整体上，日本政府得以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进取姿态。而相比RCEP、中日韩FTA等强调收益的FTA谈判，TPP、日欧EPA等“巨型FTA”对日本施加的伙伴压力更为巨大，为了在这一轮区域一体化的高潮中不落人后，日本表现出更为突出的“能动主义”，“以攻为守”“迂回突破”成为日本政府软化既得利益集团、打破其长期构筑的“岩盘规制”的重要方式。在人口等客观条件变化的前提下，这一方式进一步加剧了各个政策领域内部的分化组合，降低或中和了抵抗势力。例如，在农业领域，传统的防御性立场固然有所松动，但更重要的是另辟蹊径，提出了“进攻性农业”以及“六次产业”等新概念。推进日本食材在世界料理中的灵活应用（made from Japan）、注重日本饮食文化和饮食产业的海外拓展（made by Japan）、扩大日本农林水产品和食品的出口（made in Japan）等一系列进取姿态，显然比一味抵御外来产品更为主动，也更易取得利益攸关方乃至全体国民的认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各大主要政党在自由贸易战略上是有基本共识的。例如，民主党在重新成为在野党之后，尽管在食品安全、国民保险等议题上更为谨慎，在TPP等具体议题上也有所反复，但在其竞选纲领中仍提出，应“推进高水平的经济伙伴关系，主导世界的规则制定”。换言之，日本国内党派博弈和选举政治对安倍政府在自由贸易战略上的掣肘并不明显。

最后，除了业界和技术官僚的作用之外，经济学家的技术自决及其理念对于促进自由化等经济政策正当性、合法性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例如，尽管“巨型FTA”的概念未必是日本首创，但日本或许是当前使用这一概念最为频繁和最为突出的国家。2011年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与世界贸易组织关于附加值贸易（TiVA）的联合研究是关于“巨型FTA”研究的重要学理铺垫，对这一概念的提炼和推广起了积极作用。日本学者也在后续过程中推波助澜，曾经担任经济产业省通商政策局特别贸易谈判代表的中富道隆在“巨型FTA”的研究中起了重要作用。这对前述的媒体舆论乃至社会共识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为日本在自由贸易战略中的国家身份转型提供了侧面支持。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日本在自由贸易战略上的国家身份设定是相对成功的，有力地推动了相关谈判和政策的实际进展。当然，日本自由贸易战略所反映的国家身份往往不是一劳永逸的静态成果。为了维持乃至进一步提升这一国家身份，日本在短期内至少面临三方面的挑战。首先，无论是从“东亚国家”的地缘身份出发，还是为了实现前述日本与FTA伙伴的贸易比例目标，中国和韩国都是日本落实自由贸易战略无法回避的邻国。日本在“巨型FTA”上的尝试及其成就，或可视为对域内结构性障碍的一时应对之举，但这一围魏救赵的迂回成果归根到底仍无法替代本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当前，东亚各国的经济下行压力使基于市场开放的区域深度合作前景进一步复杂化。在地区局势有所缓和的背景下，能否克服自满情绪和“制度疲劳”，一鼓作气推进中日韩三边FTA、RCEP等谈判，将考验包括日本在内的域内各国领导人的战略决断和政治气魄。其次，CPTPP、日欧EPA等协议毕竟刚刚起步，在动荡的国际经贸环境中还面临诸多变数。特别是在全球自由贸易势头受挫、贸易保护主义乃至单边主义高涨的气氛中，主要大国间的贸易政策博弈及其外溢效应将深刻影响到日本的现实抉择。再次，在全球竞争性自由化的进程中，如何真正处理好“先进”与“渐进”的平衡感，如何妥善应对身份和形象背后的成本收益矛盾，对于日本而言仍将是一个重大命题。这不仅关系到在国际上有多少“志同道合者”愿意相向而行，也与维持国内的执政条件息息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