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田昌弘认为：日本的少子化对策的设计、实施一直是以欧美国家的少子化政策为基础范式，其前提是欧美国家的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忽略了日本社会的固有价值观，因此难有成效。在思考日本的少子化问题时，有必要顾及两方面：一是婚姻是一种经济活动的观念，强调的不是婚姻由恋爱发展而来，而是婚姻开启了一种新的经济生活；二是日本人“注重体面”、希望过一种体面的婚姻生活，特别是“不让孩子在经济上感到痛苦”的观念根深蒂固。日本人如果预想到将来子女生活的环境不如自己好，就不会考虑结婚生子。这种观念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其他国家有相似之处。

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从1975年开始逐渐降低，1992年下降到1.5，2005年降至有史以来最低的1.26。近年来，总和生育率虽有稍许回升，但基本徘徊在1.4上下。换言之，总和生育率不足1.5的状态已持续25年以上，几乎是整整一代人！这就是所谓的日本少子化问题。

一、日本少子化问题的演变

战后日本人的生育状况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战后出生率的稳定期

从1945年到1975年前后，日本的结婚率处于较高水平且较为稳定。其原因主要在经济层面。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年轻男性在就业方面十分稳定，且易成为正式员工。由于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制度，只要成为正式员工，收入就会不断增长。即便是农村家庭或是小商店等自营业主的继承者，因为有政府的经济制度和相关保护政策，亦可预见收入的稳定增加。

总之，这一时期年轻男性的工作和收入是稳定的，也能预见将来的收入会不断增加。一个家庭仅仅凭借男性的收入就可以过上中产生活，而且即便生育两个子女，也可以让子女在优越的经济条件下成长，乃至负担他们的高等教育费用。

（二）少子化缓慢进展时期

受到1973年石油危机的冲击，日本进入经济低速增长时期。同时，“未婚化”“晚婚化”倾向开始凸显，未婚率开始上升，总和生育率缓慢下降。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前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享受着战后第一代工薪族父母创造的中产生活，他们认为自己理应享受这样的物质生活，且已形成思维定式：只要与父母一起生活，便可享受高水平物质生活。这些人可称为“寄生单身群体”。另一方面，当时日本的男性基本都是全日制正式员工，进入经济低速增长时期，收入很难大幅度增加，特别是政府对零售业家族企业的保护逐渐减少。因此，为了避免婚后生活水平下降，日本人的晚婚倾向日益加深，不婚倾向也开始出现。

（三）少子化程度加深时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此后一度降至有史以来最低的1.26，近年来虽有稍许回升，但基本徘徊在1.4上下。日本总和生育率低下的原因有三点：“不婚倾向——结婚人数减少”、“夫妻生育意愿低下——夫妻生育子女人数减少”和“婚外生子现象低迷——几乎没有婚外生子”。

1.从“结婚难”到男女交往缺乏积极性

少子化的主要原因是“结婚人数的减少”。2015年，在适合生育的年龄段中，有约半数男性和1/3的女性处于未婚状态。2000年以后，日本出现一个更为显著的现象是男女交往不积极。进入21世纪以后，不仅是年轻人、大学生，而且在高中生、初中生中，渴望与异性交往、对性有兴趣、有爱恋的人的比例都有所下降。

2.夫妻生育意愿低下

进入21世纪，日本夫妻之间的生育率开始走低。近15年里夫妻生育子女人数呈现减少的趋势。与上述内容相关联，日本的无性夫妻数量也在增多，日本夫妻的“无性化”现象在不断发展。

3.同居、婚外生子现象低迷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同居和婚外生子现象明显要少得多。这也是中国等东亚国家所共有的特征。

如此，在日本，性关系、结婚、生育等与孩子相关的所有领域都在朝着少子化的方向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事项变化的前后顺序十分重要。首先，1975年前后婚姻件数开始减少（未婚化、晚婚化）。到20世纪90年代，夫妻生育子女人数开始减少。进入21世纪，未婚男女交往开始减少，夫妻间“无性化”现象也日益严峻。即以“婚姻”为轴心，附属其他要素（男女交往、生育子女），共同推动了日本的少子化进程。

二、日本少子化政策失败的原因：移植欧美模式的陷阱

日本在制定少子化对策时将欧美国家的模式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日本，并作为制度设计的基础范式。欧美国家的少子化对策是以其固有的习俗、价值观为前提实施的：（1）男女在结婚和同居前独立生活；（2）女性在工作中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3）男女产生了爱情就应该在一起生活；（4）父母的职责随子女成人而结束。但是，事实上日本并不具备这些前提。

（一）年轻人的自立精神薄弱

笔者20年前之所以提出并强调“寄生单身群体”这一概念，是因为在欧美发达国家（南欧除外），子女在成年及完成学业后，不论男女，一般都要离开家庭独立生活，而在日本（以及东亚诸国、南欧），子女婚前与父母一起生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日本年轻人的自立精神薄弱，当今日本百分之七八十的未婚者与父母一起生活。他们即便收入低，因为有父母提供的基本生活条件，也能享受高水准的物质生活。“成年后和父母生活是理所当然”的文化对未婚化、少子化现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一点上，日本与中国等东亚国家具有共通性。

（二）女性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观念薄弱

在女性主义观念深入人心的欧美国家，女性会追求属于自己的职业、实现经济独立。由此，女性工作便有了自我认同、自我实现的意义。对于欧美国家的女性而言，为了工作而不结婚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因此支持其兼顾家庭和工作的政策是有成效的。然而，在日本，虽说女性的社会地位已有较大提升，但在工作中实现自我的观念仅对少数女性产生影响。多数日本女性的人生目标与其说是在工作上奋发有为，不如说是希望过上优越生活、好好培育子女。日本女性思想深处“家庭经济主要靠丈夫支撑”的观念非常强烈。

（三）爱情（浪漫的爱情）所占比重轻

在欧美国家，陷入爱情、热烈地追求人生伴侣具有很高的价值，这种恋人关系也包含性欲的满足。爱情以及性欲的满足成为双方一起生活、生孩子的原动力。但在日本，爱情在两性交往中的价值并不高，至少在女性中有“爱他就不在乎他穷”想法的人不占多数。近年来，没有恋人、渴望寻找另一半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多种调查也显示，对性没有欲望、不想恋爱的人数都呈上升趋势。

（四）对子女的未来负有很强的“责任感”

在对待子女的爱情方面，欧美国家与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没有太大差异。但在对子女未来的责任感方面，欧美国家与日本有很大不同。在欧美国家，只有养育子女的费用对父母构成经济负担，且父母的职责随着子女成年而完成。但在日本，父母不但要负担子女的高等教育费用，甚至对子女成年后的生活也要给予支持，这也成为日本父母的人生价值所在。“子女优先”这一观念，不仅仅是日本，也是东亚国家共通的特征。

总之，日本的少子化对策是以欧美国家固有的习俗、价值观为前提设定的，其对少子化的调查、分析和政策提案都没抓住未婚男女的真实心理，故成效甚微。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问题并非仅存于日本，在探讨中国、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少子化问题时，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加以考虑。

三、家庭社会形态与日本人的生育观

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的日本年轻人都可以预见自己的未来，即将来的婚姻生活水平有保障，子女成长的经济环境会比自己更好。但从90年代开始，日本迎来了重要的经济结构转型期。随着全球化、服务产业化、信息化等的发展，“适应全球化条件下高生产效率的劳动者”人数在增加，同时对“不强调生产效率的简单劳动者、服务行业劳动者”的需求也在增加，劳动环境朝着两极分化的方向演变。与此相伴的是，各种经济管制在放宽，派遣工等非正式员工人数增多，对个体经营的保护减弱，许多年轻人不得不沦为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然而，由于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的惯例没有发生改变，同时低收入的正式员工人数也在增加，由此不免产生了两个落差。

一是父母一代与年轻一代的落差。一方面，年轻人的父母辈一般拥有住宅等资产，男性从事终身雇佣的工作，由于年功序列的工资制度，到手的工资相对较高，退休后的养老金也相对充足。另一方面，年轻一代毕业时，正式员工的录用机会减少，非正式员工与那些年功序列工资制度下收入不断增多的父辈慢慢拉开了差距。二是年轻一代之间出现差距，即正式就业者与非正式就业者之间拉开了差距。父母一代得到了来自国家层面的保护，而这种保护却难以持续到下一代。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年轻人婚后的生活状况并不太乐观，特别是非正式就业的增加，使其婚后难以确保拥有养育子女的优越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育儿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持续减少。一方面，教育费用持续增长。另一方面，看到当前年轻人的就业环境恶化，父母们也自然担心自己的子女能否作为正式员工被录用。

在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方面，也许有人认为申请助学金贷款是可行的办法，但对日本父母来说，由于家庭经济原因而让孩子自筹学费无疑是一件因“不体面”而令人不快的事情。在多数欧洲国家，教育基本免费，大学、研究生等高等教育也不例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学费高昂，但原则上父母不负担。想读大学的高中生，要靠打工赚钱或申请教育贷款，也可申请能够提供奖学金的大学，不足部分才由父母帮助支付。这样，在欧美国家，生孩子并不会增加多少经济负担。而当今日本的情况是，约半数大学生需要父母负担其几乎全额学费，另外一半的学生申请教育贷款类助学金，但助学金不够负担大学学费的全部。申请到教育贷款类助学金的学生毕业后还要偿还贷款。由此可见，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由于家庭经济状况不同，在毕业时收入就产生了差距。

四、社会价值观与日本人的生育观

在思考日本的少子化问题时，有必要先讨论日本对婚姻意义的认识。在现代社会，婚姻（包括同居等结成性伴侣的共同生活）是对人们家庭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行为。婚姻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心理方面，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生活；二是经济方面，意味着要生育、养育子女，开始新的经济生活。日本人更注重后者，他们强调的是婚姻开启了一种新的经济生活，是导致“生活状况”发生变化的重要事项。婚前的生活状况与婚后的生活状况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日本人要走入婚姻殿堂时会从以下两个角度考虑婚姻问题。一是和自己的单身时代（婚前）相比，婚后的生活是不是更好？也就是说，不想由于结婚而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二是能否为子女提供比自己更好的成长环境？也就是说，不想让孩子受苦。

这种婚育观背后体现的是现代日本社会特有的两个价值观。其一是希望回避未来生活所面临的风险。日本人将维持中产生活水平作为最高目标，认为在人生设计上，“男女交往”、“结婚”、“生子”、“育儿”和“子女教育”这一连串问题不是单一、割裂的，而是环环紧扣的。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所考虑的是一生都要刻意避免从“和其他人差不多的生活”中跌落的风险，因此不能不对上述一连串的人生阶段进行整体设计。于是，假如预想将来有可能过不上“和其他人差不多的生活”，也就迟迟无法下决心谈恋爱和生孩子。其二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体面”观念。当今日本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中流社会中的中产阶层。大家都在努力避免出现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避免被中产生活所抛弃的“生活风险”，即产生了若无法过上中产生活就会感觉“羞耻”的观念。当亲戚、朋友都过着中产生活，自己却不行时，就会认为自己的处境悲惨，与亲戚、朋友的关系也很难维持，自我孤立的可能性会增高。这就导致了不少人在婚后也不想生育子女。

总之，在思考日本的少子化问题时，必须看到日本与欧美国家不同的婚姻观、“风险意识”和“注重体面”的观念。同时，也应注意到，“子女优先”以及“不想让孩子在经济上感到痛苦”，是近年来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少子化逻辑的共通之处。东亚国家应基于此形成更加适合自身情况的少子化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