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环球时报》2013年8月15日）

　　在日本战败68周年前夕，自民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就迫不及待地扬言要去靖国神社“报到”，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更是发出要“学习纳粹”的叫嚣。日本右翼势力屡屡挑战人类良知的底线，关键在于不肯与错误历史观进行切割。

　　尽管右翼、右倾的言行并不代表日本国民整体意志，但为什么在日本国内，那些言行既不会引起政治信任危机，也很少受到道德谴责，更不会受到法律制裁？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原因。其一，战后的日本，仅凭天皇的一份投降诏书无论如何不可能清理日本近百年的思想积淀，而左翼知识精英曾经倡导的“由日本人民亲手进行”对“侵略战争”的审判--对侵略行为进行复杂而艰难的精神忏悔--在日本一直未能真正实现；其二，美国出于对苏冷战的需要，为便于统治日本，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制，没有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由于战前日本天皇的特点是兼具政治性和世俗性，它导致战后日本无法实现对战争责任的彻底追究和精神层面的深刻反省。日本著名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将战后日本的这种精神状态称为“谁都不担责任的结构”。

 　　由此，我们看到，不仅天皇逃避了战争责任，曾经象征军国主义的文化符号——国旗“日之丸”、国歌“君之代”、军旗“旭日”得以延续，其隐藏的心灵意识继续得到传承；去道德化和去正义化的“国民感情”、“遗族感情”被赋予“正当性”，从而成为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理由；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侵略行为被“事件”、“进入”等毫无贬义的词汇表述；“无条件投降”和“战败”被描述为“战争结束”；甲级战犯被作为“忠魂”和“英灵”供奉于靖国神社；右倾文人以极大的热忱在细节或数字上为加害行为进行辩解，不惜对受害人造成更大伤害。

　　在历史反思问题上，人们经常把德日加以比较。战后德国废弃了当年纳粹德国的旗帜和歌曲，对纳粹的清算和追讨几十年来从未松懈；德国不仅接受战后现实，更接受道德高度和后现代文明的真理。因此，德意志民族的反思是绝对意义上真诚而深刻的反思。相比之下，战后的日本，缺失内心深处虔诚的忏悔、未能实现人性良知的升华和对道德责任的认知，其形式上的道歉单薄苍白，反复无常。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在“历史和解与民族主义”之间往复徘徊，形成“历史问题现实化”和“现实问题历史化”的恶性循环，日本背负的历史包袱也越发复杂和沉重。直至今日，无论怎样追求与世界文明的同步，自民党政府对世界的反应仍以国家神道为本源，导致全社会对历史的认识呈现出所谓“国论两分”的乱象，难以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中韩等受害国的信任和谅解。

　　一个对过去的侵略历史没有正确认识能力的日本，其军事发展必然令人担忧。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进入巅峰阶段，日本的战略精英提出要在世界政治中强化发言权的“正常国家”目标，意在摆脱战后体制，调整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路线”，增进日本的国际权力。90年代以来，日本提出“入常”目标，推进“正常国家化”进程，开始向国际安全领域进军。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抓住了美国的“反恐”和“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机遇，以“首要同盟国”身份实现安全防务战略转型，放弃了“专守防卫”、“武器出口三原则”，并加速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松绑。一系列动作显示，日本的“正常国家”内涵包括了军事独立，加速提升军事能力是达成“正常国家”目标的核心支撑。世界在关注，日本国内罔顾历史的右倾言行与安全防务的战略转型并驾齐驱，日本将会走向何方？

　　日本规避对历史的反思让东亚国家难以接受，日本以“军事大国化”为核心的“正常国家”定位不仅给东亚和平留下不确定因素，也未必让美国放心。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想主导东亚，但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代史，日本都没能成为东亚秩序的核心，这与日本对自身认知与定位的错误密不可分。历史经验证明，在对世界形势的认知、特别是对大国地位的认知上，日本的判断总是非理性、非客观的，其“近视”的战术精细与“远视”的战略误判形成鲜明对照，其依附美国的同盟战略与谋求摆脱战后体制的独立倾向形成深刻矛盾。

　　其实，日本要想摆脱战败体制，最大课题是要对历史进行真正的反思。我们需要奉劝安倍先生：不要陷入“历史妄想”，不要把历史上的耻辱视作“辉煌”；日本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实现东亚的历史和解，才能避免在背离战后“和平宪法”精神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