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白智立2014年1月25日在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和《战略与管理》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中日关系前沿问题研讨会”上，以《现代化发展、霸权转移与中日关系》为题做了发言。

　　白智立在发言中指出：在宏观层面，现代国家国际关系的变化离不开两个基本因素：一是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状况，也就是各国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二是与此相关的，在各国不同期和不均衡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霸权转移现象。关于这些，不管人们的价值偏好、情感喜好如何，作为一种客观、现实甚至冷酷的历史发展要素，这些国内或国际因素都从根本上决定着现代国家的国际关系，直接影响到了新的全球国际秩序的形成和变化。

　　如果从百年时段，也就是后发国家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来观察现代国家的国际关系，特别是观察中日关系的变动，或许能够得出更为明晰的结论。首先，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百年变迁基本上是围绕现代化发展或现代化政策展开的，发生在两国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其次，特别是中日两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存在不均衡特征，包括现代化之前两国间存在了的国家力量等的不均衡性特征。而在这一特征遭遇变化或欲被修正时，以及在伴随出现霸权转移的现代国际秩序变化时，中日关系确实发生过了激烈变动。这些，可以促动我们对现在和未来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虽然当代世界的情形不能与之前的国际关系史同日而语，但今后的发展变化亟待预测和应对，也需要关注中日关系在国际秩序整体和全球世界之中的发展趋势。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可能作为具有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领域“超级”力量的大国开始问鼎世界，甚至可能出现世界霸权向中国转移的趋向，而这些最有可能给既有国际秩序带来更大的影响。因此，从现在来看，中国的发展变化或中国因素是决定当下和未来中日关系的基本因素。

　　不过，我们在此仅将这一世界霸权的转移作为一种假设提出，因为制约它的因素还有很多，但同时，从中国当前具有的“超级”力量来看，这种假设的提出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性。而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霸权转移的成功首先决定于是一种和平转移，因为伴随战争的霸权转移不仅会极大提升转移成本，甚至会带来霸权地位的丧失和中国之外的新的霸主诞生，而且在当今世界的核心价值体系之下，会极大地降低中国在世界统治或全球治理中的合法性、正当性。

　　而能否实现中国在成功推进现代化政策过程中的世界霸权和平转移，中日关系或日本因素正在或已经成为首当其冲可供判断的核心要素。最明显的事例就是2012年发生的甚至可能引发军事冲突的钓鱼岛之争，以及近期围绕靖国神社而展开的中日间激烈的外交大战。虽然关于钓鱼岛危机的处理，中国由于不愿由此引发中日战争而中止中国的现代化或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因此也能看到中国的克制和对问题的管控；同时，虽然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表现出了毫不让步和令靖国神社问题增幅，但在钓鱼岛问题上并没有采取进一步实质性激化措施，由此也能看到日本的克制和对问题的管控。

　　不过，如果从世界秩序、霸权转移的宏观层面思考的话，中日间诸多问题的产生和爆发，其现实战略功用首先在于外交政策和国际活动空间的突破和扩展；而在国家统治的中观和微观层面，其功用还在于国内制度、国家权力结构以及国家治理体制的重大调整。从结论上看，中国和日本都以近期两国关系的变动，促发了外交政策的调整以及国内治理的变革，甚至可以将此换言之为两国都在调试既有体制，而双双向“普通国家”迈进。

　　这里所说的“普通国家”，对日本而言自不待言，就是要告别战后和平体制。很有可能在今年通过重新解释宪法实现实质性修宪，作为“国家”日本可以拥有战争的行使权，即最大限度地突破“战后体制”。当然，这种宪法制度与统治现实的分离现象的进一步扩大，必将促进日本的宪法修改进程。不过，这里的不确定因素也需要纳入进我们的思考范围，即当前形势的造成是否是由于现今执政的政治领袖的特殊价值判断，还是日本发展的必然趋势或美国因素等国际环境的使然；安倍政府长期执政基本成为定势，那么日本的经济发展变数如何考量等。但不管怎样，从当前变化的结果来看，日本都是最大的赢家，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

　　关于中国，当然在钓鱼岛主权的实质性确认以及制海权扩充上，确实获得了最大利益，这也为中国未来可能的霸权转移增添了有利因素。而对中国而言，2013年中国改革活动中表现出的，以制度、体制、机制的变革为前提的，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设等推进新中央集权以及积极强调法治国家来提升统治的正式化水平等，也就是这一旨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代国家建构指向，可以理解为在推动中国的“普通国家”化进程。而这一突出国家统治或治理的理性化、国家中性化特征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现代国家建构的“普通国家”化发展走向，恰恰也是中国能否实现和平霸权转移的重要一环。

　　当然，中国的现代国家或“普通国家”的有效建构，完全离不开围绕民主、责任体系议题的国家、政治或价值等的现代化和具体制度设计。这些，应该属于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范畴，当然也是最能说服世界以及未来实现和平霸权转移的基本前提和核心要件。同时，对中日关系而言，中国的“普通国家”建设或许更具现实功用和积极意义。在此结合以上讨论，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和平霸权转移与中日关系，并以此结束发言。

　　第一，在这里，作为国家的政策话语与其使用“和平霸权转移”，当然使用既往的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一词更为妥当和实际。这不仅是因为霸权转移现在还是一个假设，更因为今后会遭遇到更多的限制性因素，很有可能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或者国内政策的调整而中止。而如果中国将霸权转移作为当前的战略目标的话，则需要克服诸多国际关系课题，当然要直面日本问题，特别是如果选择霸权的和平转移路径的话则更是如此。

　　第二，无论是和平崛起还是霸权转移，都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的世界战略，而在其中关于中日关系而言是要确认日本对于中国的基本战略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处理中日关系。应该说，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初和之前，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日本战略定位体现的较为明显。当前条件下，中国仍然需要有效预设未来对日政策大战略，努力规避常用于国内统治的动员式、运动式的简单政策思维和政策实施方式。

　　第三，中国和平方式的霸权转移，其当前的战略目标当然指向美国，如何有效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是实现霸权转移的关键，和平转移是最优战略和政策选择。而中日关系的发展对于中国的霸权转移同样不可忽视：这不仅是因为日本是中国的亚洲邻国和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更重要的是日本国家和社会所具有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体现在日本作为中国“东方”、“周边”国家具有的固守本国价值的对抗性；文化传统和现代媒体发达条件下的社会从众和整体性；以及战后民主化、工业化发展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和平信仰等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