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参考消息》2014年6月27日）

　　2014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也是日本发动甲午战争120周年，中日关系处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去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第二次执政一周年之际，悍然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向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战争亡灵献上白色菊花，“报告执政历程”。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安倍晋三难辞其咎。靖国神社的前身是1869年建立的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称为靖国神社，由国家和军队管理。正是在伊藤博文执政期间，靖国神社供奉了第一批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亡灵——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阵亡的13619人。第二批也是在伊藤博文执政期间的1895年至1896年，日本占领台湾过程中阵亡的1130人被合祀于靖国神社。当时，日本天皇及政要皆前往参拜慰灵，日本开始举国信奉国家神道。从此，靖国神社便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

　　如果把安倍晋三和历届日本首相对照一下就会发现，他是二战后日本首相中最像甲午战争罪魁祸首伊藤博文的一个。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一、原籍均为日本山口县（长州藩），这里曾产生过山县有朋、田中义一等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的军阀首相；二、执政时期的对华政策均以不同方式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三、他们在钓鱼岛问题上都是磨刀霍霍的麻烦制造者，甚至是始作俑者。

　　安倍与伊藤七大相似之处

　　甲午战争前10年，伊藤博文上台组阁。从安倍内阁在钓鱼岛问题、对华战略和军事战略角度看，其似乎正在效仿伊藤博文的某些做法。可以说，在二战后日本首次出现甲午战争前10年所发生的类似现象。尽管当今时代背景和中日两国国情都与120年前完全不同，但我们仍需以史为鉴，防患未然。

　　其一，日本政府再度以朝鲜半岛和中国为对象建立国家军事安全举国体制。甲午战争前，日本曾于1886年针对中国和朝鲜组建了中央军事指挥机关——参谋本部。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起天皇独揽军政大权的绝对统治。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在广岛建立了大本营，明治天皇亲自坐镇，在军事、外交、情报和舆论等方面统一指挥。

　　2013年12月4日，安倍内阁首次成立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日本原陆上自卫队将官福山隆指出，日本建立的NSC具有堪称“国家参谋本部”的地位和作用。其主要目的是建立日本战后第一个统筹外交与军事指挥的“司令塔”，实现日本政府各相关部门相互配合、无缝衔接，建立日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民间机构在平时和战时的举国合作体制。

　　其二，安倍内阁扩军备战计划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内阁有相似之处。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曾制定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并提出了为期5年的扩军计划，决定在1892年以前完成击败中国北洋舰队的造舰计划。在这期间，日本暂时没有窃占钓鱼岛，但一旦完成扩军计划并通过战争获得优势后，便秘密举行内阁会议决定把钓鱼岛划入日本范围。

　　目前，安倍内阁虽然还难以像伊藤博文内阁走得那么远，但其战略倾向颇为相似，十分危险。2013年12月17日，安倍内阁出台日本战后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和未来5年《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增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军费开支、军事部署和军事演练，解禁出口武器原则。另外，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后，实行公务员减薪10%以上。如果这些财政收入被用于军事开支，就会使人联想起甲午战争前日本曾为造舰而减薪10%以及天皇带头动员全国募捐的历史。

　　其三，在通过制定或修改宪法以达到军事目的方面，安倍晋三与伊藤博文颇为相似。伊藤博文是1889年2月11日公布、翌年11月29日施行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组织者和起草者之一，因而他曾被称为“明治宪法之父”。事实证明，日本明治宪法确立的天皇制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根源之一。而所谓保护日本侨民一直是日本派兵入侵邻国的口实。1894年日军为发动甲午战争而大举进入朝鲜半岛，1918年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等，其借口之一都是所谓“保护日本侨民安全”。

　　安倍晋三最大的政治目标就是修改日本宪法或制定一部新宪法。2013年11月，日本国会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允许在海外撤侨时派遣自卫队执行陆上运输任务，并可携带重武器装备。这是对日本现行宪法的实质性突破。同月，安倍内阁在国内民调77%反对的情况下，在日本国会强行通过战后首个《特定秘密保护法》，使日本的所谓“自由、民主”受到制约。这其实是把未来修改宪法相关草案的某些内容，提前通过制定或修改个别法律的形式逐一落实。目前，安倍又企图通过解释宪法，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其借口之一又是保卫日本人的“生命和自由”，再度以“防卫”为名把矛头指向朝鲜半岛和中国。

　　其四，安倍晋三与伊藤博文都曾亲临琉球前沿岛屿视察并做军事动员。同为山口县出身的时任内务卿山县有朋和时任首相伊藤博文，曾分别于1886年3月和1887年11月先后到琉球前线视察。在此之前的1885年，山县有朋为占有钓鱼岛曾密令冲绳县前往调查。调查结果证明这些岛屿已经由中国命名，有可能属于中国。于是，日本在暂缓占领的同时开始作对华战争准备。伊藤博文乘军舰前往冲绳本岛视察对华作战前线，并在诗中写道：“谁知军国边防策，辛苦经营方寸间。”

　　迄今，日本的所有首相中，以军事动员为目的视察琉球的只有伊藤和安倍两人。2013年7月17日上午，安倍视察了所谓负责“管理和警备”钓鱼岛的石垣市海上保安本部。石垣岛距冲绳本岛那霸410公里，离中国的钓鱼岛只有170公里。当天下午，安倍又飞到宫古岛视察、鼓劲。这与伊藤博文当年视察那霸的做法别无二致。

　　其五，2010年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和1886年长崎事件后日本都出现反华民族情绪。1886年7月，北洋水师的“镇远”、“定远”、“威远”、“济远”四艘军舰访问日本长崎。同年8月，因部分上岸水兵在当地妓院酗酒斗殴，与长崎警察及暴徒发生流血冲突，各有伤亡。结果，北洋水师四艘战舰将炮口对准长崎，迫使日方释放被扣押的水兵。日方无奈只好放人并道歉，但事后日本举国上下感到受辱而支持大力造舰，发誓要打败北洋水师。

　　2010年9月7日，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厅非法拦截中国渔船，导致撞船事件。其后，在中方压力下，菅直人内阁释放了中方船长，而日本右翼势力利用此事大肆攻击中国。安倍内阁同样刺激民族情绪膨胀，叫嚣绝不能输给中国。日本媒体的报道与评论也越来越迎合这种社会心态。“加倍偿还”成为2013年得票最多的日本流行语，耐人寻味。

　　其六，安倍晋三在针对中国的合纵连横方面比伊藤博文内阁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甲午战争前后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就曾主动拉拢英、美等国站在自己一边，以利日本入侵中国。伊藤博文内阁外相陆奥宗光是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倍内阁标榜实行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实则在准备推行“暴力多边主义”。例如，日本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争取国际社会认可日本行使与美国等国联合作战的所谓“集体自卫权”。战后以来，日本首次向菲律宾、越南提供海上巡逻艇，公然支持菲、越在南海同中国对抗，拉拢一些国家在中国周边甚至全球形成牵制中国的战略格局。安倍在加强日本同北约的安全合作方面是有史以来最为积极的日本首相，其目标仍然针对中国。目前，如何“包围中国”已成为日本媒体报道评论的热门话题。

　　其七，安倍内阁采取拉拢韩国对付中国的战略，策略思路与伊藤博文基本一致。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就以竭力派遣军事教官等方式向朝鲜半岛渗透，扶植亲日派政治势力，把朝鲜半岛作为向中国大陆扩张的跳板，甚至以武力制造宫廷政变，并利用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得手，最终变朝鲜半岛为其殖民地。

　　安倍内阁在历史问题上不断伤害韩国的民族感情，把朝鲜的殖民统治者伊藤博文奉为伟人，把刺杀伊藤博文的朝鲜义士安重根污蔑为“罪犯”。另一方面，安倍内阁又企图通过加强对韩国的军事渗透和日美韩安全合作，保持和强化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防止中韩接近。这些越来越引起韩国的警惕。

　　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目前，公明党对自民党修宪路线仍具有制约作用，日本尚难复活战前那种军国主义。但是，安倍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华政策，不仅倒退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佐藤荣作的立场，而且有向甲午战争之前伊藤博文内阁对华政策方向演变的危险性。安倍内阁正在利用钓鱼岛争端，通过任意解释宪法，摆脱战后日本的自我约束。这不仅导致钓鱼岛争议成为中日关系严重恶化的主要原因，而且正使中日矛盾可能演变为东亚地区的主要矛盾。一旦中日因钓鱼岛而发生擦枪走火，安倍内阁很可能借机造势，争取一举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届时，中日关系将在危险的轨道上越滑越远。

　　在过去的120年中出现过两个甲子：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东北亚是“殖民、战乱、革命”的60年；而1953年到2013年则是“和平、冷战、竞争”的60年。这种看似巧合的历史现象之所以出现，都与时代背景和日本不同时期的国家发展模式有密不可分的直接关联。

　　未来的60年，东亚应该争取迎来一个“安全、合作、统合”的新甲子，但也可能出现“对抗、冲突、内耗”的历史性倒退。东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甲子的前景，关键要看日本领导人今后能否做出正确抉择，以及日本的国家模式朝哪个方向转型。如果安倍继续效仿伊藤博文走下去，很可能使日本再度堕入战争的深渊，因此必须悬崖勒马。

　　在东亚迎来新甲午、新甲子之际，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仍尖锐对立，欧洲、中东局势动荡不定，安倍内阁顽固地再度把中国作为军事方面的主要对手。因此，中国要维护本国和东亚地区的可持续安全，必须以史为鉴，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刘江永，1953年生，法学博士，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兼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第五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等。曾获“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是日本问题及国际关系。迄今合写及单独著书近40部，发表专业论文和时评文章500余篇。代表作有《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战后日本政治思潮与中日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