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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条约精神,构筑新型关系”学术研讨会召开
作者:张 勇 文 韩永顺 图     时间:2016/1/15 10:55:39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承办的“继承条约精神、构筑新型关系——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013年10月25日在北京隆重举行。中日两国数十名专家学者,围绕“回顾条约与总结历史”、“评估当今与展望未来”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并积极探讨新形势下中日关系的未来之路。会议分别由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高洪、副所长王晓峰及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吴寄南主持。在致辞时,李薇代表会议承办方对中日两国代表参会予以感谢。她表示,尽管时代在变化,但《条约》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仍须坚持、继承和发扬。中日要面向未来,构筑良性发展的双边关系,为此需要双方努力,相向而行。                   一  回顾条约与总结历史

  201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也是两国关系面临极其复杂与困难局面的一年。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10月互换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在会议致辞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中华日本学会会长武寅表示,缔结《条约》,为两国关系开创了新局面。回顾这些年来中日关系波澜壮阔、曲折发展的历程,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有必要借此重新认识《条约》的基本精神,共同确认《条约》的各项原则和规定,同时就缔约以来的双边关系做出客观的评估和总结。

  对于缔约的历史意义,与会代表均予以积极评价。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前驻日大使徐敦信认为,中日缔约是继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史上又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条约》从法律上进一步巩固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也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特别提到,在和平条约里加入“友好”两个字,表明了中日缔约的宗旨不仅是要正视历史和结束过去,还要面向未来和世代友好。这充分体现了老一代政治家高瞻远瞩的战略胸怀。
  《条约》是中日两国之间最高形式的法律文件,缔约双方必须认真执行。概言之,《条约》确立了如下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第二,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基础上,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第四,不谋求或反对谋求霸权。在忠实贯彻与执行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还应继承和发扬《条约》的求同存异、言而有信以及世代友好等基本精神。
  缔约之后,双方在维护两国关系大局的前提下,求同存异、良性互动、共谋发展。对此,以日本综合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理事长、前外务省副部级审议官田中均为首的日方代表特别举出两国在经济合作上的具体事例加以证明。由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缔约后中日关系曾出现过几次高潮。这一时期,尽管中日间在历史、领土、台湾、经贸等问题上发生了一系列摩擦,但这些摩擦都得到了及时解决和较为有效的控制。但经历最好时期之后,中日关系逐渐出现了重新调整的局面,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第一,国际环境变化是其外部原因。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把中国视为下一个全球性的潜在对手,开始加大“扶日抑华”的力度。日本也以“挟美制华”方针与美国遥相呼应。第二,日本政治变化是重要原因。日本政治中的“1955年体制”终结之后,以社会党为主要代表的“革新势力”衰落,出现了“总体保守化”趋势。当前民族保守主义思潮在日本占据主流,其主要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日本国内否认侵略历史、主张修改《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否定东京审判的势力空前得势,《条约》的政治底线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第三,中日双方条件变化是重要基础。随着中国国力不断追赶甚至超过日本,中日竞争心理日益增大。加上冷战时期中日抵御安全上“共同威胁”这一战略环境的解消,两国在政治与安全上的矛盾集中显现。
  回顾《条约》缔结以来中日关系互动轨迹,可以说影响中日关系走向的有“双边”的“四个方面”: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以上任何一方若抱着消极甚至敌对的态度,中日关系就会受到影响。中方专家一致认为,从战略高度出发,中国政府和民间一直积极推动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但从日本官方基本立场看,对华合作并非基于根本上的认同,在“合作”的同时,对华政策中“戒备”与“防范”的一面持续走强。对此,武寅指出,这就是中日两国之间虽然有了《条约》,却难以建立起信赖关系、更遑论友好关系的更深层次原因之一。
                   二  评估当今与展望未来 
  在缔约35周年这一时间“节点”,回顾《条约》与总结历史是必要的,但评估当今与展望未来则更具现实意义。诚如徐敦信所言,今天的讨论不仅是对先辈们的缅怀,更重要的是要用上述精神来指导当前的工作。在深刻认知缔约前后历史的基础上,双方还应该就当前中日关系的总体形势和具体问题展开深入透彻的研讨,探寻使双边关系尽快恢复到正常发展轨道的智慧和良策,并进一步就构建两国未来的新型关系前景进行构思和展望。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逐渐进入了新的调整阶段。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表示,在处理敏感问题时,明显感觉到日本缺乏战略视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黄大慧进一步认为,日本在对战略格局缺乏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对华外交更加“务实化”,挑衅的意味增强。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对其实施“国有化”。一些日本政治家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罪行的言行,引发两国关系紧张,严重破坏了《条约》所体现的原则与精神。安倍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强硬。在军事上正着手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谋划建立日本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上,提出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在中国周边地区拉拢有关国家形成牵制中国的战略格局。日本当政者则企图在领土和海洋权益方面,通过增强军事实力和军事联盟,谋求单方获益。日方既不承认存在领土争议也无意搁置争议,是目前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关键。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认为,安倍内阁所追求的国家模式转型及对华战略终将在付出大量时间与财政成本后彻底失败。未来的日本执政党将不得不努力探寻真正符合本国国情与时代潮流的国家发展模式。也许只有到那个时候,中日之间的障碍才能消除,中日关系才能实现健康发展。对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李秀石认为,针对来自日本的挑衅,中方应有足够的战略耐心。 
  既然中日关系的动荡不稳是由诸多深层次的原因引起的,那么还能否达成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中日关系呢?与会中日专家一致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国与国之间平稳的发展关系必须具备两个起码的条件:一个是想不想平稳发展,即有没有这样的需求;另一个是能不能平稳发展,即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如果两个条件都具备了,那么维持平稳的两国关系就是可能的。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有学者指出决定中日关系稳定的基本因素尚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孙承认为,中日仍有许多要共同应对的威胁和问题,有共同利益。因此,中日关系稳定的基本因素超过不稳定因素,《条约》原则和精神不仅有生命力,也是今后两国关系应该遵守的准则。在当前两国关系面临困难的时候,更应该坚持《条约》的原则和精神,妥善解决两国争端。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从两国的长远利益和地区稳定的大局考虑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
  打破僵局、实现转圜的出路在什么地方?与会代表一致表示应该返回缔约“原点”,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原点”这个词成为本次会议的关键词之一。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提出,此次会议的主线则是坚持和平友好的“原点”。对此,徐敦信认为《广辞苑》中“原点”的例句就是“にちってえす(回到问题的出发点来考虑)”。他表示,中日关系的“原点”没有别的,只能是《条约》的原则和精神,这个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能指鹿为马。
  中日两国在继承条约精神的基础上,应谋求构筑怎样的新型关系呢?这也是与会代表议论的焦点之一。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沱生与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吴怀中均认为,今后要立足于构建“中日新型大国关系”。田中均则把未来的双边关系称为“能动的相互依赖关系”,提出优先推进政治互信、扩大经济合作及增强能源合作等重点领域。对此,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指出,在构筑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时,中方强调战略,日方则强调实际利益。今后,两国合作要进入战略安全领域。同时,中日要谋划和推进地区合作。在此基础上,日本明治大学国际合作政策研究所所长关山健提出,在当前政治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应着力稳定经济关系与扩大民间交往。针对东京财团小原凡司研究员指出的日中关系中“互疑”广泛存在的说法,日本佳能全球研究所研究员、首相官邸前外交联络官宫家邦彦和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均认为,在构筑良性发展的新型关系原则下,中日应首先减少战略误判,通过对话磋商,妥善管控和解决两国关系中的突出问题。针对田中均提出的把日中矛盾暂时放入“冰箱”来“冷冻”的说法,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长蒋立峰表示,矛盾产生是大环境使然,遗憾的是恐怕目前没有这么大的“冰箱”。他指出,只有秉持以史为鉴、重视现实、面向未来的原则,方能从根本上解决中日关系中的问题。
  此外,与会代表还强调应正确认识和有效应对中日关系中的域外因素,其中特别是美国因素。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归永涛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认为,从亚太大棋局的角度看,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是利用多于警惕。在美国的一些保守派论客眼中,中国崛起比日本右倾化更可怕。不可否认,美国确实从中日领土争端中渔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这一争端。但应当看到,美国的战略利益在于保持中日之间的适度紧张,而非挑起中日冲突。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做旁观者或渔利者,是运用“巧实力”的一种表现;美国不做煽动者或调停者,是为了避免被卷入冲突或承担过多的义务。不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寄希望于美国对其中一方施加压力从而解决问题,恐怕都会失望而归。宏观地看,美国的关注点不在钓鱼岛争端这个具体的问题,而在中国的长远战略意图。因此,美国不会支持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挑衅性的政策,但会欢迎日本在不直接刺激中国的前提下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近年来,中日两国间关系趋于紧张,且有不断升级之势,处于一种对等不平衡状态。武寅认为,今后的发展趋势将是逐渐走向对等平衡,但这一过程将充满斗争、摩擦,甚至出现程度不同的对抗。可以预见的是,中日双方将通过这种斗争逐渐认清对方的底线和承受力,并在这一基础上达到新的平衡。
  “继承条约精神,构筑新型关系”,是此次会议的主题。正如绝大多数与会代表认为的那样,只有正视历史,才有未来可言;只有承认争议,才能找到管控分歧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达成共识的道路是艰难的,需要战略眼光、智慧和勇气。战略互动,意味着高瞻远瞩,说到底是一种超越性,超越一切障碍,在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一点上统一起来,共同维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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