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1期）

　  2012年11月10日，由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主办，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承办的全国日本经济学会2012年会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新格局中的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会长王洛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李薇，厦门大学副校长李建发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此次年会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工作会议，顺利完成了学会的换届工作。此后，来自中日双方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共计80余人参加了学术研讨，围绕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日双边经济关系”、“日本经济综合问题”以及“日本产业与企业问题”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  学会换届顺利完成，继往开来

学会工作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黄晓勇主持。

　  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前党委书记、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第八届常务副会长孙新对学会工作进行了总结，充分肯定了学会在过去五年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包括定期召开年会、不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出版年度报告、搭建交流平台等领域。随后，工作人员宣布了新一届学会领导、学会常务理事和理事以及学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名单。主要包括：学会会长王洛林，副会长李薇（常务）、黄晓勇、吕克俭、侯水平、徐平、赵晋平、江瑞平、李玉潭、黄泽民、张健、李光辉，秘书长张季风，副秘书长刘瑞、裴桂芬、程永明、崔岩、庞德良、张浩川、宋磊、张伊丽。新当选的各位会长纷纷表示将尽职尽责，努力为深化学会工作、扩大交流、增强学会影响做贡献。

二  学术研讨各有侧重，相互关联

　  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中的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上，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黄建忠教授、日本礼教大学大桥英五教授以及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晋平研究员分别以《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评估——基于入世与10 1框架下服务贸易承诺的比较研究》、《经济产业转型期的日本与亚洲的关系》、《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向》为题做基调报告，阐述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中国、日本以及整体发展趋势。

　  关于这一主题，与会代表主要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即“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虽然选题角度各有不同，但形成互补，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下的中国和日本各自对内、对外以及相互之间经济关系的变化、原因、途径、对策等问题，包括对美国因素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中日韩合作趋势、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等。

　  有代表提出，目前“10 3”模式无法继续进行，中国应该重现思考、转变观点、寻找其他模式，以适应新变化，应该对各种FTA框架模式提早进行适应性预案的研究。也有代表认为，可以把中日韩合作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其在新格局中面临的风险和机遇，而推进中日韩合作的根本在于三方都应该处理好与美国因素的关系。还有代表从金融角度出发，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把美欧的金融因素作为外部市场和中介因素进行检验，并得出结论：东亚金融合作之所以还没有进行良性循环，主要是因为还没有与中介因素实现脱钩，这对于中国如何加强金融方面的作用从而推进中国在东亚FTA中的作用有所启示。其他还有一些代表利用传统的贸易指数模型，专门分析了中国在中日韩FTA谈判中的策略选择，比如应该如何区分优势领域和劣势领域。

与会代表对地区经济合作尤其是中日韩FTA进程的判断基本趋于一致，即认为中日韩FTA谈判虽然目前处于比较困难的状态，今后仍然会推动前进。但是在如何推动中日韩FTA向前发展方面，代表们有不同意见，有代表认为应该等待三方政府之间建立互信关系后再发展，也有观点认为可以先在中韩之间签署FTA，然后与日本签订中日韩FTA。

　  （二）中日双边经济关系

　  在“中日双边经济关系”分科会上，与会代表围绕着中日双边经济关系的现状与历史展开了热烈讨论，尤其是钓鱼岛事件对中日经济的影响以及中日间更广泛的经济合作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钓鱼岛“国有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国人自发地抵制日货、取消赴日旅游计划等，对中日经贸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有代表认为，中日关系一改过去的“政冷经热”格局而走向“政冷经凉”局面，是日本政府一手造成的，但是通过冷静的思考和计算发现，经济制裁固然会对日本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但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这是因为日本虽然经历了长期低迷但经济实力犹在，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而且中国所受损失或许会更大。还有代表将研究视野从中日两国的岛屿争端进一步扩大至近年来中国快速发展、日本走向衰退导致的双边经济地位逆转，提出：中日经贸合作中存在着“五大纠结”，而且愈演愈烈，亟须两国努力应对国际经济困难和全球局势日益复杂过程中两国关系出现的纷繁头绪，以促进中日经贸合作继续朝着战略互惠和互利双赢的轨道发展。

　 与会代表还围绕着中日双边经济关系中的具体合作领域进行了微观分析，包括中国对日直接投资、中日金融合作、中日环保合作、中日服务贸易合作等。有代表对中日就深化金融合作达成的共识及其成果进行了评述，认为中日金融合作在促进日元与人民币在两国跨境交易中的作用、支持发展日元和人民币的直接交易市场、支持日元和人民币债券市场健康发展、鼓励私营部门在海外市场发展以日元和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建立“中日金融市场发展联合工作组”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与正在摸索加快资本交易自由化的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证监会所采取的措施具有联动性。

　  （三）日本经济综合问题

日本经济本身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是与会代表关注的重点，经济低迷、结构改革、金融监管、循环经济、经营法律制度、老龄产业、创新战略等都成为大家各抒己见的话题。

针对日本经济结构改革，有代表基于“前川报告”、“平岩报告”和“新‘前川报告’”等回顾了日本经济结构改革的发展历程，并揭示了改革从结构调整、规制改革到结构转换，从内外需调整、释放内需到创造需求，从缓解外部摩擦到与世界共生、减少内部摩擦的特点。

　  关于金融监管，有代表以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为参照物，对20世纪90年代日本金融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和次贷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由于金融创新不足以及90年代严格的金融监管稳定了金融体系等原因，次贷危机对日本金融机构的影响偏小，日本的金融监管改革主要集中于强化以金融厅为主导的监管体制，主要举措包括实现监管与市场的最佳结合、密切关注重大风险隐患、实施激励性的监管导向、提高监管的透明度和可测性等。

　  围绕创新战略，有代表对日本创新型经济的政策体系与效果进行了定性定量分析，认为其法律体系为相关政策提供了规范的外部环境，也保证了各项创新促进战略的长期化和规范化。也有代表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日本的“知识产权立国战略”的功能重在加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防止技术外溢损失，结果是该战略促进利润自海外回流日本国内的效果显著，而对日本国内知识产权创新的激励作用较弱。

　  （四）日本产业与企业问题

　  在“日本产业与企业问题”分科会上，与会代表所关注的议题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即“产业”、“地震”和“变革”。

　  首先是“产业”，各位学者以日本各大产业为研究对象，结合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细致论述了其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势。比如，有代表表示，2011年以来，受东日本大地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日元升值以及泰国大洪水的冲击，日本的电子产业面临着严峻局面，为此，日本开始展开根本性的经营战略调整，尤其努力探索企业重组和国际化经营，但是存在着创新性有所欠缺、研发模式不够充分以及发展可持续性尚待摸索等诸多问题。面对21世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日本的电子产业应该具备国际视野，更积极地关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努力确立与这种新变化相适应的经济规则，构建稳定的交易关系。此外，与会代表还关注了其他如造船、汽车、电信、军工、动漫、文化等产业的最新动态。

　  其次是“地震”，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的产业发展造成了沉重打击，日本产业如何应对并实现存续发展成为学者的关注问题。有代表基于新兴产业的视角对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新经济增长点的成长条件进行了分析，认为技术创新、市场需求、金融支持和政府引导是日本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必要条件。

　  再者是“变革”，学者们主要关注了日本各产业和企业在新形势下的转型与改革，内容既包括发展战略的宏观调整，也涉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微观变化，既有产业运营规制等实质改革，也有企业家精神等意识建设。比如，有代表认为，最近日本的军工产业正在实施一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战略转型，尤其是野田内阁上台以后趋势更加明显，日本正在放弃长期坚持的国产化战略，通过重点开发新领域来带动军工产业升级、增强产业活力，也将为此而调整政治外交方针原则。变革不仅体现在日本国内，有学者认为，日本各大企业包括小企业，受国际国内经济因素的影响都纷纷加快国际化步伐，主要体现在资源能源获取、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银行证券业国际化等领域。

三  分析方法各有千秋，相互补充

　  此次学术研讨会反映出一个突出特点，即与会代表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日本经济研究，而是融入了新的分析方法，各取所长、相互补充，从更为深广的角度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中的中国与日本进行探讨。

　  （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各有所长

各位学者围绕着各自论述的主题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性分析，同时不少代表还使用计量经济分析模型提出自己的观点。从统计数据来看，在全部提交的近70篇论文中，有20余篇使用了数学分析模型。而且，除了数据详实以外，还结合分析模型得出的实证结果进行理论阐释，提出研究对象对于中国发展的启示，不是为模型而模型。比如，有代表对美国对日本进行反倾销的宏观决定因素进行了计量回归分析，并结合当前美国对华实施反倾销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日本在长期的日美贸易摩擦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由日本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形成三位一体机制来处理日美之间的反倾销贸易摩擦，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

　  （二）政治研究与经济研究相结合

　  与会代表不仅从经济学意义上关注中国、日本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而是进一步对相关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双重因素的分析。有代表认为对国家利益的考量以及各国政治的互动才是日本选择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真正原因，通过运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日本选择参加中日韩FTA还是TPP的收益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从传统收益来看，日本希望通过中日韩FTA的签署从中国和韩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获取经济利益，但从非传统收益来看，鉴于对主导权、国家安全以及利益集团等方面的考量，日本不得不重视TPP，因此日本今后的战略依然是中日韩FTA和TPP 同步走，但是考虑到目前中日韩岛屿争端有长期化的趋势，中日韩FTA从政治角度看面临着较大的困难。